1910年10月5日，里斯本，王宫。
卡洛斯是在早餐桌上听到第一声警哨的。
当时他正切开一块面包，侍从刚把咖啡倒满。
哨音从下城方向来，断断续续，被风撕得很碎。
他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
直到第二阵哨音更近，他才抬起头，对门口的阿尔梅达说：“去看看。
不要传话传歪了。”
阿尔梅达快步出去。
不到二十分钟，他拿回萨·诺盖拉的口信：共和派分子在几条街外集会，人数不多，大约两百出头。
有人从窗子里扔出几份传单，一群年轻学生试图在圣多明戈斯广场边拦电车。
警察已经围过去，宪兵队正在驱散。
目前没有枪声。
卡洛斯吃完最后一口面包，把餐巾叠好，说：“告诉萨·诺盖拉，不着急向我报告。
事情平了再来说。
但有一点，别让穿制服的追进人家院子里去。
街上的事，街上解决。”
他说完便去了书房，像任何一个平常日子那样开始批阅文件。
下午两点，萨·诺盖拉亲自来了。
他站在书房门口，等卡洛斯把手里一份关于西班牙驱逐舰工程进度的电报看完，才进门。
“陛下，事情结束了。
前后三个小时。
在拜罗阿尔托和下城五个点同时有动作，加起来两百四十七人，大多数是学生和印刷工人。
带头的是几个从波尔图溜进来的人，上月已经被我们盯住。
他们想在一月十日那次之后再来一回。这次不打广场了，想堵几条主要马路，让晚报登照片。
我们等了几天，等他们把传单和印刷点都动了，今天上午才收的网。
抓了六十二个。
其他人记录在案后放走。
两个宪兵挨了石块，一个眉骨破了，已经处理。”
“武器呢？”卡洛斯问。
“搜到几把小刀和一根铁条。
没有枪，只有有几包传单，内容还是老一套，说王室和教会吸干了葡萄牙。
还有一份手写的《告市民书》，字迹最密的那段说，里斯本应当先于巴黎和柏林证明南方人可以自己管自己。”
“没有枪。”
卡洛斯重复道，“没有枪的人，在街上跑三个小时就散了。
这不算运动。
这充其量算一次情绪不好的散步。
萨·诺盖拉，你早知道他们会动，为什么不提前一夜就端了印刷点？”
萨·诺盖拉说：“端掉印刷点，他们还可以再找地方。
让他们把街上了，人从暗处走到明处。
以后这些人不是藏在纸堆后面的名字，都有脸了。
我们三个月前就开始列名单。
今天之后，这份名单就真正能用了。
帝国不能只靠抓人过活。
但帝国的法律需要一次公开的证明：街上的路是铺给马车的，不是给传单的。
今天天气好，他们散了。
下次天气不好，他们就知道别出来。
出来，也是给名单上加一页。”
卡洛斯没有责怪，也没有称赞。
他问：“卡多佐的党团有反应吗？”
“卡多佐没有公开说话。
他中午在议会门口被记者围住，只说了一句：自由党团反对任何非法行动，不管来自哪一边。
这比去年他替塞尔纳说话时，又远了一步。”
“因为他知道，这种小规模闹事除了把反对派逼回街头，什么也拿不到。
卡多佐要的是合法空间。
共和派每闹一次，他的空间就小一分。他今天不说话，是最聪明的说法。
明天，他的报纸会写，自由党与共和派无关。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让所有还在宪法框架内说话的人，自动和街上的火隔开。
火没人添柴，自己会冷。”
巴罗斯·戈麦斯晚间来了，神情沉静。
他说：“陛下，今天的事传得很快。
英国公使下午派人来问，是否需要帮助。
法国代办也打了电话。
我让阿布雷乌回话：局势已在掌握。
这是对的。
我们要让各国使馆看明白，里斯本的街道不是巴黎的街道。
出了事，我们的人自己会清。
不等任何人伸援手，也不给任何人写报道的由头。”
“你怎么评价萨·诺盖拉的处理？”卡洛斯问。
“干净。
克制。
像一次准备得很充分的外科手术。
街上连一块被掀掉的路石都不多。
市政工人傍晚就恢复了交通。
议会明早会照常开。
如果报纸不登照片，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今天有过事。
这正是内政部该干的活。
让一场仗根本不像仗！”
卡洛斯从书桌后站起来，看了一会儿，说：“这些人以为，只要在十月五日站在街上，历史就会像巴黎一样自己转到他们那边。
他们不知道，帝国这些年修的路、架的灯、设的岗，早就把革命需要经过的每一个拐角都算过了。
街不黑，人心不慌。
当人不怕的时候，革命就只剩几个跑不动的学生。
我不是不尊重那些想改变的人。
可他们想推翻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国王一个人了。
它是一套每天早晨都有电车和面包铺开门的秩序。
电车比标语更难推翻。
面包铺里的长队，比广场上的口号更真实。
今天里斯本用三个小时证明了这一点。不是用枪。”
巴罗斯·戈麦斯低声说：“陛下，我会在明天上午的内阁会上，让各部门都保持正常节奏。
那几个学生，我会让人通知学校，不要开除。
让他们继续上课。
一个被开除的学生，比一百个在街上看热闹的人更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