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7月18日。
门德斯中将在指挥所里把军医处长温森特·德·阿尔布开克·科蒂尼奥上校叫来。
科蒂尼奥今年五十岁，在皇家医学院教过八年外科，在安哥拉做过三年殖民地医院院长，是远征军里资历最深的军医。
他进门时，军装上沾着碘酒和血渍，袖口卷到肘上，小臂上有一道旧疤，是早年在里斯本做手术时被病人咬的。
“科蒂尼奥，第四师毒气伤员的后送情况怎么样？”门德斯问。
“不理想。”
科蒂尼奥没有绕弯子，“毒气伤员一共约八百人，第一批一百二十人昨天已经后送到亚眠，但后送的速度太慢。从佩罗讷到亚眠，走公路要经过三个转运站。
每个转运站都要重新登记、重新分拣、重新安排车辆。
伤员在每个站至少等半天。
有的等一天，毒气伤员等不起，氯气对肺的伤害是持续的，越早到后方医院，活下来的机会越大，但现在从我们前线到亚眠，最快要走三天，很多伤员在路上就撑不住了。”
“三天。”门德斯重复了一下，“能不能缩短？”
“能，但需要改转运流程，现在的流程是前线急救站→师野战医院→军属转运站→亚眠总医院。
四级，每级都要停，我建议把师野战医院和军属转运站合并。
前线急救站做完紧急处理后，直接送军属转运站，不要在师野战医院停留，师野战医院只做最紧急的手术，其他的直接后送。”
“合并之后，师野战医院的床位够不够？”
“不够也得够，第四师的野战医院设在一座被炸塌的修道院里，三百张床位。现在挤了五百多人。
走廊里、院子里、甚至连厨房都躺满了伤员，我让军需处送了两百顶帐篷，明天到。
但帐篷只能遮风挡雨，不能手术，不能消毒。
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缩短后送时间。
伤员到得越快，需要手术的越少。”
门德斯把这条记下。然后他问：“担架够不够？”
“这是最大的短板。”
科蒂尼奥翻开一份统计表，“远征军第一批八个师，每个师配属一个担架连，每个连编制两百人，但实际到位的只有约一百五十人，缺编四分之一。
担架本身也不够，每个连配发一百副担架，实际能用的只有七十副，其余的要么被炸坏了，要么在前线遗失了。
从第一道堑壕到急救站，要经过约三百米的无人区，担架员抬着伤员走这三百米，要冒着德军的机枪和迫击炮。
一副担架配四个人，两个人抬，两个人换，一趟下来至少要二十分钟，每天只能抬十几趟，伤员太多，担架不够，很多伤员只能躺在战壕里等。”
“担架员伤亡怎么样？”
“高，很高，担架员没有武器，不能还击，只能抬着伤员跑，德军的机枪手专门打担架员，因为打担架员比打步兵划算。
打一个担架员，至少要两个人来抬他，等于一枪打三个。
上个月担架连的伤亡率超过三成。
有的连队损失了一半的担架员。
现在只能从步兵里临时抽调。
但步兵没有经过担架训练。
抬不稳伤员在半路上掉下来的事都发生过。”
门德斯把铅笔放在桌上，他看着科蒂尼奥。
“你需要什么？”
“三样东西。
第一，担架，至少要补充两百副，越多越好。
第二，担架员，至少要补四百人，最好是受过训练的。
如果没有，让步兵来，我训练。
三天能教会。
第三，后送车辆。
从军属转运站到亚眠，目前用卡车。
但卡车不够。
很多伤员只能坐马车。
马车颠，毒气伤员受不了。
我需要至少二十辆卡车。
专门运伤员，只运伤员，有红十字标志，德国人不会打红十字，这是国际法。”
“担架和担架员，我今天就批。
让席尔瓦少将从预备役里抽三百人。
归你指挥训练三天然后上岗。
卡车的事，我让后勤处协调。
二十辆可能不够。
我让他们尽量多给。
但你要保证，卡车只运伤员，不能挪作他用，如果发现有人用伤员卡车运私货，军法处置。”
“明白。”
科蒂尼奥走了。
门德斯对若阿金说：“通知后勤处长。从今天的运输计划里砍掉二十辆卡车的任务。
转给军医处运伤员。
另外，让工兵连在从第一道堑壕到急救站的路上，挖几条浅壕专门给担架员用。
担架员可以躲在浅壕里。
避免暴露在德军机枪下。
浅壕不用太深，能趴人就行。
今天开始挖，明天挖通，后天担架员就能用。”
若阿金把命令记下。
门德斯回到指挥所。
他拿起电话打给科蒂尼奥：“科蒂尼奥，浅壕今天开始挖，明天挖通，你让担架员后天用。
另外，从预备役抽来的三百人。
你训练三天，三天之后上岗。
还有。给每个担架员配一面红十字旗，绑在担架上。
让德国人看见，他们打不打是他们的事。
他们不遵守，是他们的事，我们会战后算账的。”
科蒂尼奥在电话那头应下。
门德斯放下电话。
然后他走到地图前。
地图上用蓝色标记标着担架路线。
从第一道堑壕到急救站。
从急救站到军属转运站。
从军属转运站到亚眠。
三条线像三条血管。
把伤员从前方运到后方。
血管不能断。
断了伤员就死在路上。
门德斯拿起铅笔。
在浅壕的位置画了几条短线。
然后他放下铅笔。
对若阿金说：“通知各师，从明天开始，每个师抽一个连，专门负责抬担架，不参加战斗，只抬伤员。
这个连的伤亡计入勤务伤亡。
待遇和战斗伤亡一样。
家属抚恤一样。
不能让抬担架的人觉得低人一等他们抬的是命不是担架。
记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