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德基金会里，梅兰德·塞勒涅正面临着自己人生压力最大的时候。
他坐在办公室的桌前，桌面上摊着三份报告，每一份都像一块石头压在他的眼皮上。
第一份是城防军的伤亡统计，第二份是联邦机动骑兵的阵亡名单，第三份是警局发来的紧急求援信。
三份报告叠在一起，厚得能当砖头用。办公室很安静，窗外的特里蒙却并不安静——远处有警笛声断断续续地响，偶尔夹杂着几声喊叫。
他没有开灯，只靠着窗外路灯透进来的光，把报告上的字一行一行地看过去。
光不够亮，他的眼睛凑得很近，鼻尖几乎要碰到纸面，手指按着纸页的边缘，指节因为太久没有松开而微微发白。
萨尔瓦多对特里蒙的秩序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城防军、快反小组、联邦机动骑兵全部覆灭。
这三支部队是特里蒙防务的骨干。城防军负责日常巡逻和治安，快反小组应对突发暴动，联邦机动骑兵是哥伦比亚最精锐的战术打击力量。
一夜之间，全没了。报告上列着伤亡数字，士兵的名字、编号、所属单位，密密麻麻地印了好几页。
他把报告翻过去，看到最后一页的统计：阵亡人数超过一千两百人，其中联邦机动骑兵全员牺牲，无一生还。
快反小组也是全员阵亡，连一个能回来报信的都没留下。
城防军同样全军覆没。过去拦截萨尔瓦多的士兵被全歼，没有伤员，没有俘虏，没有侥幸逃脱的人。所有人都死了。报告上写得很清楚：“无人生还。”
他把报告合上，放在桌角，然后又拿起来，重新翻开，好像再翻一遍，那些数字就会变得不一样。
现在维持秩序的只有警局那些少得可怜的警察。
原本他们平日只需要巡逻、调解纠纷，处理些小偷小摸和邻里吵架之类的事，但现在不一样了，整个特里蒙的治安压在他们身上。
整个警局的编制不到三百人，现在要覆盖整座特里蒙的治安。这根本不够。
警局的人分成了两班倒，每班在街上巡逻十二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回局里待命。
很多人已经三天没回过家，困了就在巡逻车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开。
有人的鞋底磨穿了，有人的喉咙喊哑了，有人的手因为不停写字而抽筋。
梅兰德看了警局送来的求援信，信上写得很直白：“我们的人已经三天没回家了，再这样下去，不是他们累垮，就是城市垮掉。”
他批了那封信，从基金会的账上划了一笔紧急资金给警局。
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警局缺的不只是钱，还有人手、装备、车辆、通讯设备。
他批的那笔钱够给警局换一批新鞋和新制服，但换不出几百个新警察。
而且死去士兵需要举行葬礼、他们的家人需要抚慰。每一场葬礼都需要安排场地、协调时间、准备棺木和仪式。
有些家庭同时失去了两三个成员，母亲抱着儿子的军装哭得站不起来，父亲坐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基金会的人被派去挨家挨户送慰问金，但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有人问“我儿子是怎么死的”，没有人能回答。
有人问“他的尸体找到了吗”，答案是没有，狂猎化后的尸体在萨尔瓦多解除人格覆盖后重新倒下了，但那些尸体已经变得残缺不全，有些被爆炸炸成了碎块，有些被踩成了肉泥，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城防军需要重新征兵。这意味着要重新筛选、训练、装备、编制。
一支新的城防军从零开始到拥有战斗力，至少需要三个月。而这三个月之内，特里蒙的治安只能靠警察和基金会自己人撑着。
加上无数人趁着狂猎行军冲进了商店玩起了真人搜打撤。
那些亡者大军走过街道的时候，沿街的橱窗被砸碎，货架被搬空，收银台被撬开。
有些人甚至在狂猎队伍经过之后，跟在后面捡拾遗落的东西。
一家杂货店的老板第二天早上打开店门，发现店里只剩下空货架和碎玻璃，连门口那盆花都被搬走了；另一家药店被洗劫一空，所有药品和器械都不见了；甚至有一整条商业街被抢了七家店。
警局的人手本来就不够，根本管不过来。有些抢劫者被抓到了，审讯时说自己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了，“反正都要死了，拿点东西怎么了”。
他们不知道那些亡者只是路过的队伍，不会杀人，不会放火，只是朝一个方向走。但恐惧能让人做出各种事。
这些因素不断叠加，导致了哪哪都需要人手。
梅兰德基金会作为一家基金会率先做出了表率。他们捐献了大量资金给警局，并且自发帮助警察、安抚群众。
基金会的员工被派到各个街区，协助警察维持秩序，给受害者家庭送慰问金，帮被抢的商店登记损失。
梅兰德本人也亲自去了一趟警局总部，和局长谈了半个小时，承诺后续还会追加拨款。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表情很平静，像在处理一件已经计划好的事。
但没有人看到他回到办公室后一个人在黑暗中坐了很久。
他把门关上，灯没开，就在那张椅子上坐着，两只手搭在扶手上，眼睛看着天花板。
并且事件发生后没多久，洛肯水箱实验被记者爆了出来。
一个从实验室逃出来的研究员把整件事卖给了报社。
报道占了三版篇幅。那些被关在罐子里的孩子，那些被反复注入的源石溶液，那些被手术刀切开的后脑勺。
报道见报那天，整个特里蒙都炸了锅。从实验室逃出来的洛肯在公寓里被逮捕。
他躲了三天，三天里没出门，没开窗，没跟任何人联系，最后还是被梅兰德基金会的人找到了。
他没有反抗，被带走的时候只问了一句“那个孩子呢”，没有人回答他。
随后他在联邦巡回监狱进行了审判。法庭上他没有请律师，也没有为自己辩解。
最终洛肯因虐待儿童和违反伦理的人体实验被判处一百二十二年以上的监禁。
判决下来的时候，他站在法庭上，面无表情，像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随后国防部带人进入了那片废墟进行了搜寻。他们的目标哪怕是源石虫都能看出来——造成大楼坍塌的纳西莎和让死者复活的萨尔瓦多。
国防部的人穿着防护服，在废墟上翻了好几遍，翻出了实验罐的碎片、烧焦的记录本、几具被混凝土压得变了形的实验体残骸。
他们还用仪器扫描了整片区域，寻找源石技艺留下的残余能量痕迹。
但他们没有找到纳西莎，也没有找到萨尔瓦多。
那两个人像从废墟里蒸发了一样，只剩下一片被翻得乱七八糟的碎石。
国防部的人不甘心，又在周边搜了两天，把附近的几条街都翻了个底朝天，还是没找到。
他们走的时候脸色很难看，领队的人把报告摔在桌上，说了一句“继续盯着”。
梅兰德正在办公室里思考着萨尔瓦多和纳西莎的处理方法。
他不能让任何哥伦比亚的公司或利益团体得到洛肯的实验成果。
洛肯水箱的技术如果真的被某个公司拿到，后果比这场灾难更严重。
那个装置能让普通人不需要施术单元就能使用源石技艺，如果被武器化，哥伦比亚的军事格局会被彻底改写——一个士兵不需要学习源石技艺理论，不需要经过多年训练，只要装上一个装置就能像术师一样施法。
他也不能让洛肯水箱的事故继续发酵。
国防部已经在找那两个孩子了，报社的记者还在追后续报道，市民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实验室存在。
如果那两个孩子被国防部带走，或者被哪个公司截走，这件事就再也压不住了。
人们会问，实验室里到底做了什么，那两个孩子现在在哪里，是谁在保护他们，又是谁想得到他们。
他想了很多种方案。
把两个孩子交给国防部？不行。国防部只会把他们关进另一个实验室，换个名字，继续做洛肯做过的事。
交给别的公司？更不行。那和交给国防部没有区别，甚至更糟，因为公司不会在乎伦理，只会在乎利润。
送到国外？哥伦比亚的边境管控很严，尤其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所有出境通道都被盯死了。
他需要一个能接收他们、保护他们、并且不会利用他们的地方。
最后他想到了罗德岛。那个制药公司不参与政治，专门处理矿石病相关的问题。
他们的领导人凯尔希是他的老朋友，在多个城邦都有活动权限。
并且罗德岛有医疗设施，有安保力量，有处理感染者的经验。
如果把这两个孩子交给罗德岛，既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又能保证洛肯的技术不会落入任何一方手里。
而且罗德岛不属于任何国家，不受任何国家的法律约束，国防部就算想伸手也伸不进去。
想了半天的他最后拿起电话拨起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三声，对面接了起来。
“这里是凯尔希，有什么事？梅兰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