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后，郭禹颉拿着内务局回文进了医舍。净衣廊旧剪口册还在，但只存了三月初五前后三页，内值册则没有找到。沈婉清先看回文末尾的存放地点，确认册子没有从宫外调入，才叫李卓苒与他一道去取。
“一份在内务局，一份在医署旧档。”赵明月把两处地址抄下，“昨晚钥匙簿只留姓，今早照看册缺页，剪口册恰好剩三页。谁整理的旧档，倒像专挑好用的留。”
“也可能是历次搬库时自然散失。”郭禹颉道，“先看纸边，不先猜人。”
内务局存册的管事让人把旧剪口册从柜里取出，册子外包一层粗布，里面夹着一张薄木片。木片上用墨写着“净衣廊，不记领用人”，下方有两个旧印。管事说这册原本按布类登记，三月初五那几页曾被抽出做过核对，后来夹回时没有补上缺页。
李卓苒翻到当日的记录。两行字中间隔着一道浆痕，一行写“北棚湿褥一床，送洗”，下一行写“婴衣一领，入架”。二者隔了两个时辰，墨色不同，接收栏也不是同一个人。页边各有一个被刀削过的方框，像是原来贴过签条。
“这里的‘婴衣’是尺寸，还是用途？”沈婉清问。
管事取来一块留存的旧布牌：“衣物尺寸按成人、幼童、新儿分。‘婴衣’是新儿尺寸，不代表当时有人穿。入架就是放进货架，只有发给哪处，才会再写一道领出。”
赵明月用指尖点着那行字：“那三月初五这件衣裳最后发给谁了？”
管事摇头：“这册里没有发出记录。只记收到一领。”
郭禹颉把它与先前核过的药库记录对照。旧药库单子写“婴衣一领，接收人陈”，净衣廊册则写“入架”，两边的时间相隔一个时辰，入库位置也不同。李卓苒把两页并排，发现旧药库那边的“陈”字旁有一粒方形墨点，净衣廊的登记栏里也有相同记号。
“这粒点是什么意思？”她问。
管事看过后说，旧库有两名陈姓当差人，一个在医棚跑药，一个在衣物架看收发。小点是内务局旧例，用来区分同姓的经手人；医棚那位写在点左边，衣物架这位写在点右边。后来抄成一行时，方框被裁掉，姓氏便看不出差别。
“那陈女使没有收过这领衣？”赵明月问。
“我没法这么说。”管事将册页转过来，“旧药库的名字在点左边，净衣廊的名字在点右边。两者可能是不同的人，但这册不能证明婴衣交给了谁。它只证明衣物收到后进了架。”
李卓苒请他把这条旧例写进查验意见。管事却说自己接手时，方形墨点已经有人重描过，无法确定它从未被改动。郭禹颉没有让他判断新旧，只拓下那一页的方框边缘，交给另一名保存旧衣账的书吏比对。
两名书吏各自核验后都指出，裁掉方框的是后来的抄录，不是原册破损。原有两粒墨点的落位不同，印泥边缘也被压在旧浆之下；如果不把方框恢复，两个陈姓经手人就会挤进同一个名字栏。礼部书吏当场在副本上补回“左点”“右点”，注明它们只区分岗位，不替任何一人认物。
赵明月看着纸上多出的两个小点，低声说：“这回总算有个实处。”
“有实处的是裁框和登记习惯。”沈婉清道，“衣服仍然只到过架上。”
管事找出当时负责衣架的老女使。她姓陈，众人按旧称叫她陈姑，已从内务局退下多年。她听说有人要问一领婴衣，先问衣物是否还在，再问他们是不是来找孩子。沈婉清说只核她的工作记录，不会问她认人。
陈姑从住处取来一枚已经褪色的木牌。木牌正面刻着“衣架西二”，背面留有一行小字“新儿衣待配”。她记得三月初五收过一领窄袖小衣，送来的人把牌子放下就走，没说给哪一处，也没带走旧衣。她照规矩把衣服挂在西二架，等候后续领用。
“你记得那个人是谁吗？”郭禹颉问。
“不记得脸。衣架收衣时，只看木牌和数量。若缺一件，我就只报少一件。”陈姑说，“那会儿新儿衣不常用，架子上也备了几套，免得临时找不到。我不能说送来的那一领后来给了哪个孩子。”
赵承珩问她是否见过那件衣服穿在婴儿身上。陈姑摇头：“没有。它在架上待了至少一夜，第二天我轮休。之后是谁领走，账上没有记。”
“那为什么旧库写接收人陈？”赵明月问。
陈姑把木牌翻到背面：“我的姓在点右边，是衣物架收货。若当年的原单只有一个陈字，别人把我和陈女使并成一个人，是抄录出了问题。可衣服最后有没有领走，我不知道。”
她按要求在口供里写下：曾经收过一领新儿尺寸的小衣，按数入架，未见婴儿，无法辨认送衣者；此后轮休，去向不明。她看着自己的证言，提醒书吏“轮休”二字必须保留，免得有人把她写成整夜守在衣架旁的人。
郭禹颉没有立刻收起口供。他把“至少一夜”四个字圈出来，又让书吏另取当日的货架盘点薄。陈姑听见要查盘点，先说那些薄册只记衣物类别和数目，不会记送来的人。她说得很快，像是怕有人把一笔粗账当成人证。李卓苒便让她先看册，不要求她替旧记号作解释。
盘点薄只剩三月初六和初七两日。初六一栏写着：“西二架，新儿衣二领，旧存一，今入一。”初七一栏被水渍洇开，只能辨出“新儿衣”三字，数目处空着。管事说，初六的“今入一”也可能是别处退回，并不能指向前一日那领衣；“旧存一”更是整架余数，不是逐件编号。
陈姑将两本册子挨近，眼睛在数字间来回看了几遍：“若初五那件放上去，初六盘点时它确实可能还在架上。但架子上原来就有衣，初六也可能收过别人退回的。不能拿这两个数认成一件。”
“你那天交接时，架上有几领？”沈婉清问。
“我不敢凭记忆报数。”陈姑摇头，“我只记得西二架有几套备用衣，数量写在当班牌背面。牌子轮换后会擦掉，没人留副本。”
她的谨慎让赵明月皱眉，却没有催她。赵明月把刚才想问的“是不是一直没人领”咽了回去，改问：“衣服若从架上拿走，通常谁写？”
管事答道：“领物人签名，管架人画押。若是送到医棚，还要有医棚收物人的回签。两处都齐，才算交割。只有一处，账上会写暂借或待补。”
“那本领用联簿呢？”郭禹颉问。
管事带他们去查旁边的匣柜。匣柜里保存着七本不同月份的联簿，唯独三月初五至初七的夹档不在。他不敢说遗失，也不肯把“缺档”写成有人抽走，只让书吏记明查验时柜中未见。匣底有一层旧灰，边角没有新刮痕，柜锁也未换过；这只能说明最近无人从这里翻找，不能解释夹档去了哪里。
郭禹颉问了另外两位管事，得到的说法相同：旧年有过一次净衣廊搬架，部分联簿曾随衣物送去晾晒，后来按月归柜。没有人记得三月那本是否归回，也没有人能说清是哪一班接手。每个人都报了自己当时能核实的事，没人愿意替空白补一个姓名。
沈婉清让书吏把盘点薄的两行单独拓录，注明它们只能证明当日该架有新儿衣存量，不能确定其中任何一领就是初五收下的衣物。对联簿的查验结果，则另列“未在原柜发现，去向待查”。她不许书吏把两条合并成“婴衣次日仍在架上”，因为那句话比原册多了一层判断。
李卓苒把拓录递给郭禹颉：“我们现在能排除什么？”
“能排除把‘送洗湿褥’直接当作婴衣去向。”他道，“湿褥有净衣记录，婴衣只有入架记录。也能排除陈姑看见孩子穿衣。除此之外，去向还是空的。”
“空着就空着。”沈婉清将封存纸压平，“空白不是罪证，也不是替谁开脱。能补到哪一笔，写到哪一笔。”
陈姑听完，才把木牌放回桌上。她指着背面“新儿衣待配”四字，说这是衣架自用的分类牌，不是某个孩子的名字。旧时有人会把尺寸、颜色、送来的时间拼成一个故事，可她守的只是货架：什么进来，什么出去，少了哪一件。她不知道谁做了那件衣，也不认识送衣者，更没有把它交到任何孩子手里。
赵明月看了一眼小灯。小灯一直站在门边，手里还捏着那只粗瓷碗。他没有靠近那些拓纸，也没有拿现下的衣裳来比尺寸。赵明月问他要不要回去，他说医妇还没换班，等确认白日照看的人到了再走。她只说：“那你先把碗给我，别捏碎了还要赔。”
“这碗又不是你的。”
“现在是我拿着。”赵明月伸手。小灯犹豫片刻，把碗递过去，转身去看门外的值守簿。那上面写着新的喂药时辰和当值姓名，字迹新，墨色尚未干。沈婉清没有把这张簿子与旧衣账并在一起，只让医妇照常记下孩子每次换药和换衣的时刻。
礼部书吏将木牌、剪口册和旧药库副本分别封存，没有把三个“陈”字抄进一栏。原先被混成一人的衣架收货人、药库经手人和接生女使，至此各有不同来源，却仍缺少最后一段衣物去向。
郭禹颉逐一核对封条编号，药库副本交医署留档，净衣廊册由内务局保管，木牌拓本附在查验文书后。每份交接都由经手人当场签名，免得日后又有人把副本里的两个点抄没。至于后房旧格，须等管事开封后再另行清点，今日不凭工单推断衣物仍在，也不把推测写进案卷。
临走前，郭禹颉又请陈姑带他们去看如今的西二架。衣架早已换过，木格的尺寸也改了两回，只在最底下留着一枚旧铜钉。陈姑认得铜钉的位置，却认不出旧日那领衣会挂在哪一格。她说当年衣架上挂着分类牌，牌子随架挪，衣物取下后不会把牌一并交走。
管事拿来近年修架的工单，记录里写着拆下旧格六扇，移存后房。后房如今改作杂物间，门锁由内务局封着。郭禹颉没有让人立刻撬锁，只叫管事把工单抄入查验目录，等内务局按规开封再清点。旧格即使还在，也未必留着当年的衣物；先把地点和看守人记清，比猜里面有什么更稳妥。
沈婉清把这项查验单独列在“待核”，没有写成追衣令。赵明月看着那几行字，终于把手从鞭柄上松开：“至少这回，没人能拿一个陈字就把三个人塞进同一条路里。”李卓苒点头：“也没人能凭一件没见过的衣服，替孩子认一个来处。”
沈婉清把校正后的路线图放在桌上。南棚值簿、北暖棚钥匙、净衣廊湿褥、衣架新儿衣都各占一栏，时间线只在能对上的地方画短线，空处没有补墨。小灯从门外经过，看见图上的衣物记录，脚步顿了顿。
“那件衣服没穿到他身上，对吗？”他问。
“没人能这样说。”李卓苒道，“只知道它进过衣架，后来没有留下领出记载。”
小灯把视线从图上移开，没再追问。医妇正抱着婴儿从里间出来，值守人接过药碗，在当日照看簿上写下喂药时辰。床边仍挂着空白身份牌，旁边的衣架上只有这名婴儿当下换洗的衣物，几件都按日常照护另行登记。
陈姑把旧木牌交给管事收回，自己留下了拓本。她说只要原件归库，拓本可以让三方各留一份。郭禹颉照办，在交接栏注明木牌未离开内务局，拓本由陈姑核看并按印。那一领旧衣仍停在“已入架、未见领出”的位置，没有被写成婴儿穿过的衣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