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庸被押进牢房的消息，当天便传遍了县衙。
午后刚过，王立从前堂回来，六房门口连个抱卷宗跑腿的人都瞧不见了。
户房的门关得严严实实，张茂林连人影都没有露出来。
礼房书吏说家中老母病了，兵房书吏则称昨夜受了风寒，两个人都没来当值。
工房的杨老头倒来得早，背比往日弯得还低，旧笔捏在手里，悬了半晌，纸上一个字也没有。
王立的脚刚迈过门槛，杨老头便站了起来，胳膊匆匆一扫，把桌上那张纸严严实实压住。
“坐下。”
杨老头应了一声，挨着椅边坐下，眼皮都没抬，目光仍钉在桌面上。
王立没有停留，径直往仓房走。
仓房门半掩着，里面传来翻动木牌的声音。
一个背部佝偻的老人正站在粮册前，头发花白，衣袖上沾着陈年的谷粉。
“陶老？”
老人回身，拱手道：“大人。”
“姓陶？”
“陶守成，旁人都叫老陶。”
“你在仓房多久了？”
“二十一年整。”
“这二十一年，除了粮仓出入，别的事碰过没有？”
老陶捻了捻袖口沾着的谷粉：“碰过几回搬卷宗的杂事，没看过内容。仓房的事，谁领了多少，哪一日领的，回来多少，我都照牌子记着。别的事，大人问我也说不清。”
王立点点头：“随我到后堂。”
老陶跟着走了几步，忽然停下：“大人，是粮仓出了差错？”
“粮仓没出差错。”
“那是要问我什么？”
“刑房空了，登记不能没人管。你先替我兼一阵，愿不愿意？”
老陶愣在廊下。
廊下静了片刻，老陶低头瞧了瞧手里的木牌，才问：“大人，您是真要我去管，还是……让我去挡一阵？”
王立回头看他：“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刑房那个位置，不好坐。”老陶抬手揉了揉眉心，“李庸以前有他的规矩。状纸进了刑房，哪张报，哪张压，哪张换个说法再报，都有讲究。我去了……那些讲究我不会。真有人找上门，我也挡不住。”
“你以为本官让你去挡谁？”
“张家、六房，或者哪位大人身边的人。”老陶垂下眼，“小的在仓房待了二十年，没人把我当回事。可刑房的门一换人，来问话的就多了。”
王立捻着纸角，隔了片刻才问：“你倒把自己说得明白。”
“不是小的明白，是小的怕死。”
“怕死还敢把这话说出来？”
老陶抬起眼：“大人都把李庸拿了，小的再装糊涂，也未必活得安稳。”
王立在桌边坐下，拿起一张空白纸：“从今日起，刑房的规矩改了。所有状纸当天登记，当天送到本官案上，不许压，不许改，不许私自退回。”
老陶的手在衣摆上蹭了一下：“若有人拿县丞的口信来呢？”
“让他把口信写下来。”
“若是张家的人来取状纸？”
“让他当着你的面说，要取哪一张。”
“若是有人动手？”
“你不用挡。”王立抬眼，“你只管把来的人、来的时辰、碰过什么写清楚。有人要打你，你就躲到门外去，别拿一把老骨头替他们尽忠。”
老陶抿了抿嘴：“那小的去。”
“想好了？”
“仓房里只丢粮，刑房里丢的是命。”老陶把腰弯得更低，“可粮仓的牌子还能补，百姓递进去的状纸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笔尖悬在纸上，洇出一小点墨。
王立没有去擦，落笔写下任命，盖上县印。
“明日开始，你兼管刑房。”
老陶接过文书，手指在印面上停了一下：“大人，若小的做错了……”
“错了就改。”
“若是被人骗了？”
“问清楚再写。”
“若是写错了？”
王立看着他：“你在仓房二十年，粮册可曾错过？”
“没有。”
“那就照你管粮仓的法子管刑房。一个人递来一张状纸，你先记收来的时辰，再记他说了什么。不会断案，就别替本官断案。”
老陶把那张文书看了又看，最后折好，贴身收进怀里。
王立叫来阿福：“去刑房门口添一条规矩。”
阿福拿笔站好：“大人说。”
“凡有人递状纸，刑房当场出一份收据。写明收到的时辰，再写上状纸内容摘要，交给告状的人自己留着。”
阿福怔了怔：“每一张都要给？”
“每一张。”
“若告状的人不识字呢？”
“当着他的面念一遍，让旁边的人听着。收据上盖刑房收讫印。”
阿福低头记下，随后抬头：“这样一来，状纸若没送到大人案上，百姓手里还有凭据。”
“总算没有白跟着本官这么久。”
“大人，小的只是问了一句。”
“你问得比户房那些人有用。”
阿福立刻挺直了胸口：“那小的这就去写。”
王立看着他跑出门，转头对老陶道：“你先去认门，刑房里每个柜子、每个抽屉，都不要动。有人来取东西，先叫我。”
老陶问：“李庸留下的东西也不能动？”
“更不能动。”
“那若是柜子里有耗子？”
“耗子也得等本官到了再抓。”
老陶张了张嘴，最后只好应声离去。
下午，王立换了身寻常衣服，带着方惟出了县衙。
方惟看了他一眼：“大人要去哪里？”
“买盐。”
“县衙缺盐了？”
“本官嘴馋，想吃盐。”
方惟没有再问。
城南槐树巷不长，入口处有一家杂货铺，门板上挂着几串干辣椒。
王立进去后要了半斤粗盐，又顺手拿起一块皂角看了看。
老板拿秤时，王立问：“掌柜，这巷子里住了多少户？”
“十来户吧。”老板把盐倒进油纸里，“怎么，大人要挨家送盐？”
“随口问问。沅陵城里哪条巷子的人最爱欠钱？”
老板笑了：“您问这个做什么？”
“买盐的人若都赊账，我以后不来你这里了。”
“那可别。”老板赶紧把纸包扎紧，“这巷子里大都是本地人，做小买卖的多，欠钱也欠不了几文。”
王立把铜钱放到柜上：“第七户呢？”
老板手上的麻绳顿了一下，抬起头：“您问那家做什么？”
“看着门口干净，想问问有没有空屋。”
“那家搬来一年多，一个妇人带着一个亲戚住。平时很少出门，也不跟人来往，房东都嫌他们冷清。”
“那个亲戚什么样？”
老板皱眉想了想：“三十来岁，瘦高个，不爱说话。偶尔出来买东西，走路有点跛。”
“哪只脚？”
“这个我没留意。”老板挠了挠脸，“左脚落地轻，右脚踩得重些。那人走得不快，可脚步声特别清楚。”
方惟站在门外，目光朝巷子深处扫了一下。
王立又问：“白日多见，还是晚上多见？”
“白天少。”老板朝巷口瞄了一眼，嗓门跟着低下去，“倒有几回，天刚黑便看见他往南门方向走。”
“一个人？”
“有时一个人，有时提个布袋。小的也不敢多看，做生意嘛，谁知道哪一眼就惹了麻烦。”
王立拿起盐包，转身便走。
到了巷外，方惟才道：“周四住在那里？”
“还不能这么说。”
“左脚轻，南门方向，和码头老脚夫说的一样。”
“所以才要再查。”
“从码头卸货，进信义当，再到城南，最后往南门外走。”方惟把声音收得只够两个人听见，“若走溆浦方向，能接永顺的路。”
王立道：“北边进货，南边出货。路线已经有了。”
两人回到后堂，王立铺开关系图，用笔在上面添了一条箭头。
码头，信义当，城南，南门外，溆浦。
方惟盯着那条线：“那些油布重箱，极可能在信义当过了一手。到了城南换车，再从南门出去。”
“若箱里只是私盐，张家和周四还不至于这样遮掩。”
“若是铁器呢？”
“那就麻烦了。”
“兵器？”
王立抬眼看他：“那便不是沅陵县一地的私运案。”
方惟沉声道：“要不要报辰州知府？”
“证据还不够。”
“已经有夜船、重箱、红布标记、南门车辙，还有方克己留下的那句话。”
“这些只能证明有人在走货。”王立收起笔，“我需要打开一个箱子，亲眼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方惟没有劝，只问：“若箱子已经出城呢？”
“那就盯住下一只。”
当晚，王立写了一封信。
信中没有提周四，也没有提油布重箱，只让王彦查吏部下属衙门中，究竟哪一处经手辰州方向的路引，近三年共核发多少份，又分别落在谁名下。
写到末尾，他停了一下，又添上一句。
“此事只查不问，务必低调。”
信封好后，王立亲手交给一名用惯了的驿站差役。
回到后堂，他刚解下外袍，阿福便急匆匆跑了进来。
“大人，老陶请您去刑房。”
“出什么事了？”
“他说李庸柜子底下有个暗格，锁打不开。”
“他动了柜子？”
“柜里的东西没碰。”阿福喘着气，“他看见柜脚不平，挪开瞧了瞧。暗格上了锁，拿钥匙试了半天，还是不成，问您要不要砸。”
王立披上外袍，边走边道：“现在才来问，倒还算守规矩。”
到了刑房，老陶正蹲在柜子旁，手里攥着一串钥匙。
那只暗格藏在最底层，外面覆着一块薄木板，若不挪开柜子，根本看不出来。
“钥匙都试过了？”
“都试过了。”老陶把那串钥匙搁到桌上，“大人，砸开后，里面若是李庸的私物……”
“出了事，本官担着。”
老陶看了他一眼，转身取来铁锤。
“砸开。”
“真砸？”
“难道等它自己开？”
老陶抡起锤子，第一下落在锁扣上，木柜发出闷响。
第二下，锁扣裂开。
第三下，铜锁掉在地上，暗格里露出一沓泛黄的状纸。
阿福的手刚探进去，王立便叫住他：“戴布。”
阿福赶紧取来旧布，将那沓状纸一张张捧出来。
十几张，边角卷曲，纸色发黄。
每一张的右下角，都画着一个红色小圈。
老陶看着那些红圈，声音发干：“大人，这是什么标记？”
王立没有回答。
他翻过第一张，先看落款，再看内容。
有人告码头抢货，有人告夜里被打，有人告收取不明费用，事情大小不一，写法却都出自不同的人手。
红圈落在每一张状纸的同一个位置。
纸页一张张翻过去，到了最底下，王立的拇指压住纸角，没有再动。
那张状纸的日期，比其余几张早了许多。
三年前，方克己到任后的第二个月。
阿福小声问：“大人？”
王立盯着那枚红圈，指腹将纸边压出一道浅弯。
隔了片刻，他才抬眼：“把刑房的门关上。”
老陶刚转身，王立已经拿起了那张状纸。
“这张，先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