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木把那根打了三道死结的草绳放到案上，脸色比赶路时还沉。
王立没有立刻伸手去解，只问：“三结是什么意思？”
“东出口，没人出去。”扎木说。
“西出口，也没人出去。”
“阿朵说，从巡检兵到位那天起，山路安静了。”
方惟皱眉：“没人进，也没人出？”
“没有。”扎木点头，“猎人守了七日，没见车，没见人，也没见牲口驮货。”
阿福松了口气：“那覃九是不是被堵住了？”
王立这才解开草绳，抬眼看他：“堵住的是路，不是人。”
“可他没有粮食和兵器，怎么动手？”
“已经运进去的粮食和兵器呢？”
阿福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王立将那根草绳压在时间线旁边，提笔写下：暗路出入口封锁后一周，运输停止。
方惟盯着那行字：“你还不放心？”
“运输停止，只能说明他不再从这两处走。”王立放下笔，“覃九若真打算动手，手里的东西够他做很多事。暗路封了，断的是增援和补给，不是他已经攒下的人马。”
“那我们只能等？”
“等也得做事。”
王立把笔递给阿福：“去叫吕正明，把积压的民事诉状、税课司季度账目和东门水渠的工程文书都送到后堂。”
阿福愣住：“现在？”
“现在。”
方惟看了他一眼：“山里都快要打起来了，你还要查水渠？”
王立转身坐到案前：“百姓不会因为知县在查大案，就不打官司、不交税，也不吵架。县衙若只剩下抓贼这一件事，贼还没抓到，百姓先没地方说理了。”
方惟没再反驳，只在旁边坐下：“那我查税课司。”
“你肩膀还没好。”
“查账不用抬刀。”
“账上的字，比刀难看。”
“那正好，没人愿意跟我抢。”
吕正明正午前便抱着一摞文书进来，额头上全是汗。
“大人，民事诉状一共三十七件，税课司季度账目两本，东门水渠的工程册三份。”
王立抬头：“水渠修到哪儿了？”
“按册上写，已经挖到七成。”
“实际呢？”
吕正明停了停：“我亲自去看过，约莫四成半。”
王立把工程册翻开：“虚报还剩多少？”
“没有再报七成，只写成五成。”
方惟在旁边冷笑：“这也叫改？”
吕正明低下头：“至少没有再写八成。”
王立将工程册合上：“让工头明日到县衙。按实际进度重新核验，缺的工料、误的工期，都写清楚。别只盯着他有没有虚报，还要查水渠为什么修得慢。”
吕正明应了一声，转身要走，王立又叫住他：“税课司那两本账，先别惊动老大使，查完再说。”
“若账目有问题呢？”
“有问题就叫他来解释，没问题就把账还给他。县衙不是为了找麻烦才查账，是为了知道收上来的钱去了哪里。”
吕正明看了王立片刻，拱手退下。
这一周里，王立白日处理诉状，下午核税，隔两日便去东门水渠看一次进度。
张家盐铺的车马依旧减少。
集市上的苗寨商贩却一天比一天多。
县衙门口贴着的告示也换了几张。
直到第三个集市日前，阿福抱着一块木牌，磨磨蹭蹭进了后堂。
王立正在改一份田界纠纷的判词，头也没抬：“有话就说，别在门口把木牌看出花来。”
阿福把木牌放到案边：“大人，下个集市日，能不能在东门里侧添一个摊子？”
“卖什么？”
“不卖东西。”
“那摆摊做什么？”
“教人认字。”
王立终于抬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想法了？”
阿福脸红了一下，赶紧摆手：“不是我有想法，是……是吴小满问我的。”
“他问你什么？”
“他说，为什么告示上的字他都不认识，为什么摊位牌也要找别人念。他还问，县衙既然写了规矩，为什么不教他们看规矩。”
王立手里的笔停在半空。
阿福见他不说话，声音更低：“我也答不上来。可我觉得，这事应该有人管。”
方惟翻着税课账目，忽然道：“你自己也不认全吧？”
阿福立刻瞪他：“我现在会的比以前多。”
“多几个？”
“至少……至少能把大人的公文抄下来。”
“那是因为大人写得慢。”
“你——”
王立敲了敲桌面：“吵够了没有？”
两人同时闭嘴。
王立拿过木牌，指腹从上面的三个字划过去。
“识字处。”
阿福点头：“我想让书吏轮值，教几个常用字，像买、卖、数、价、盐、药这些。不要收钱，谁愿意来就来。”
“谁教？”
“县衙书吏轮值。”
“他们愿意？”
“若不愿意，就从每月的差事里排。总不能只会收钱、写文书，连教几个字都嫌麻烦。”
方惟抬眼：“这话你自己想的？”
阿福挺了挺胸：“吴小满问过以后，我想了两天。”
王立看了他一会儿，拿起旁边的县规补充条文，在末尾添了一行。
集市日设识字处，不收费，商贩自愿前往。
阿福盯着那行字，嘴唇动了动：“大人，真加进去？”
“不然我写着玩？”
“可这条看着不大，府里会不会说咱们多事？”
“教人认字也碍着谁了？”
“张家要是说……”
“让他说。”王立把笔搁下，“他若能说出不该让人识字的理由，我亲自替他写进公文。”
阿福抱起木牌，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大人，吴小满若问我，是不是县衙答应了，我怎么说？”
“告诉他，县衙不只答应他，也答应所有愿意进城的人。”
阿福用力点头，抱着木牌跑了出去。
第二周的第三日，辰溪送来的公文到了。
送信的差役满身尘土，将一份封好的抄件交给阿福。
阿福拆开看了两眼，脸色便变了，连忙捧到王立面前。
“宋大人的讯问抄件。”
王立接过文书，先看最后的押记，再看前面的内容。
孙贵被扣在辰溪县衙。
第一日，只承认自己做牙行，替人经手租约、田产和铺面，所有交易都合规。宋维远问得很慢，一句一句追着文书落处，孙贵便一句一句说自己不知情。
第二日，宋维远把仓房清单摆到了他面前。
“你经手的土地，卖给一个查不到户籍的李源，地上后来建了仓房，里面堆满刀胚和箭头。孙贵，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抄件上写着，孙贵沉默了很久，只回了一句：“小人只是替人办事。”
第三日，他松了口。
王立看到那一页，手指在纸面上轻轻点了一下。
孙贵供出，周承四才是信义商号在辰溪的实际控制人。三年前，周承四找到他，先让他经手信义分号的租约，又让他办理城东荒地的过户，买主李源只是纸面上的名字，户籍无从查验。
孙贵还承认，自己知道信义商号做的不是寻常货物生意，可他没有见过货，也没有问过货去了哪里。周承四按照每笔交易抽三成给他，三年下来，他已经拿了不少银子。
至于周承四背后的人，孙贵只听过一句。
京城的叔父。
阿福低声念完，抬头道：“这算孙伯龄吗？”
“还不能只凭四个字定罪。”王立取过炭笔，在“京城的叔父”旁边圈了一下，“可周承四是孙伯龄的侄子，部驿路引又与信义商号有关，这四个字已经不是空话。”
方惟拿起抄件：“孙贵说没见过那个人，也不知道姓名官职。”
“他当然不会知道。”
“你还要把孙伯龄写进奏折？”
“现在写进去，反倒给他留下说我攀扯的口实。”
王立将抄件摊开，把仓房清单、土地过户原档和路引抄件依次压在旁边。
“先把孙贵的供词补进证据卷宗，注明他说的是‘京城的叔父’。”
“再把叔侄关系和路引异常分开列出。”
“证人不知道名字，不代表我们不能追查名字。”
阿福拿来空白纸：“给王彦的信呢？”
“写。”
王立重新铺纸，落笔前停了一瞬，才道：“告诉他，辰溪方面的证人已经供出‘京城的叔父’。奏折到了天子案头，翰林院那边的材料也递上去之后，这个称呼就该有人对号入座了。”
方惟看了他一眼：“你让王彦先动？”
“让他准备好。孙伯龄在京城，不能等地方上的一纸公文到了，才临时找人。”
“你不怕这封信先落到别人手里？”
“所以信里不写孙伯龄三个字。”
阿福蘸好墨，忽然问：“那王彦公子能看懂吗？”
王立抬眼：“他若连这个都看不懂，就不配做王家长子。”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最好不是。”
信写完，王立封入火漆，又让阿福取来证据卷宗，将孙贵口供抄件编入末册。
直到入夜，后堂的灯还亮着。
方惟已经回去歇息，阿福趴在桌边打盹，手里还攥着半截笔。
王立独自站在墙前，时间线上的空格越来越少。
他提笔写下：
孙贵松口，供出“京城叔父”。
证据卷宗补充完毕。
距四月底，约五周。
写完最后一笔，王立没有放下炭笔。
他的目光顺着那条长线，一直落到最末端。
屋外风吹过廊檐，后堂一片死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