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策没有出国。
线索最先出现在一张普通发票上。调查员没有在机场找他，也没有根据朋友圈猜定位，只沿着法院批准调取的账目核对收款方。那张每月固定开出的顾问费发票，指向一家国内顾问公司。国内税号不能证明开票人身在国内，却提供了下一步核查的具体对象。
韩策的公开履历仍挂着英文工作介绍，头像背景是机场落地窗。记者曾拿它写过“技术人才外流”，评论区还为他可惜过。但工作介绍与一张背景照片，都不足以说明他实际在哪里工作。
他只是把所有公开资料改成“海外远程”。
调查员依法取得有关登录记录与租用资料，交叉核对后，发现他过去两年主要在国内三个城市工作。最近使用的工位，位于浮光总部十五公里外的一座共享办公楼；这一判断不是只凭一条网络地址作出的。
共享办公楼不能随意提供租户信息。
法院调取后，登记公司叫“折线技术顾问”，成立两年，主营直播系统维护。法定代表人与昼沸没有公开关系，最大客户却是镜河内容服务注销前的清算代理。
韩策以自由职业者身份每月从折线领取顾问费。
他不是逃亡。
甚至照常缴税。
只是从一份能被搜索的正式劳动关系，换成层层合同后的远程顾问。
调查组约谈时，他没有拒绝。
共享办公楼的前台只知道他常坐靠窗那排，下午点一杯最便宜的咖啡，自带降噪耳机。租户通讯录里，他的名字后面写着“技术顾问”，再普通不过，没有记者文章里那种远渡重洋的气势。
相关记录按程序送到调查组时，前台问能不能把其他租户的来访信息遮掉。调查员同意，只保留经批准调取、与本案相关的部分。楼里有人已经开始猜是谁出了事，管理方没有把名单贴出去换一份积极配合的表扬。
那天下午，韩策给前台发消息，说自己暂时不来，杯子可以收进柜里。前台照常问他是否保留工位，他过了很久才回一个“留”。一个人可以在调查里被问到六年前的选择，也可以同时还在担心下个月那张普通桌子的租金。
韩策四十岁出头，戴一副普通黑框眼镜，背着用了很多年的电脑包。他进门先问能不能自己记录问询，得到允许后，把一只无联网录音笔放在桌上。
录音笔外壳磨掉一角，和他电脑包的旧拉链一样不起眼。调查员问他要不要水，他说不用，自己带了。保温杯盖上有一处指甲盖大小的胶痕，像曾贴过标签又撕掉。
他看上去像个普通技术员：知道每个字段为何出现，也习惯把有风险的决定描述成“按流程处理”。正因为普通，那个账户的六年寿命才显得更难用一个坏人的脸解释。
调查员出示工单。
“DF_Test_User是你创建？”
“按工单创建。”
“为什么保留生产环境切换能力？”
“内容中心要求。”
“谁要求？”
“会议决定。邮件抄送唯实。”
“谁写那句话？”
“我。”
“你是否知道账户后来改名？”
“第一次知道。第二次不知道。”
“第一次是谁要求？”
“魏茂说测试项目改为长期维护，临时名称不合适。我把它改成maintenance_ext。”
“平台审批呢？”
“走了迁移兼容批处理，不需要单独审批。”
“为什么没有注销？”
“因为真的用过。两场直播事故通过它恢复线路，平台认为有效。”
“之后呢？”
韩策推了推眼镜：“我离职前，把管理密钥交给接任工程师。”
“姓名？”
“赵栩。”
赵栩仍在浮光工作，已接受过三次询问。他声称从未见过该账户，也没有密钥交接记录。
两份说法冲突。是有人隐瞒、有人记错，还是交接过程本身就有另一层缺口，需要找到记录再判断。
韩策提出查看离职清单。
平台出示他签字的资产移交表，包含电脑、硬件令牌、代码仓库和二十七个系统账户，没有maintenance_ext。
“因为它被放在通用服务组里。”韩策说，“不按个人账户列。”
“密钥存哪里？”
“当时的密码库。”
“密码库日志没有移交操作。”
“旧密码库有离线导出功能，不一定记。”
每一处技术漏洞都给记忆留下空间。
调查员没有继续围着“你记不记得”打转，请韩策画出当时正常离职会经过哪些岗位。韩策起初画得很快，行政、资产、直属主管，一条线接得整齐，到了外部服务组却停住了。
“这一块当时归谁？”
“名义上归内容安全。”
“具体找谁签？”
他报了一个名字，核对以后发现那人比他早三个月调岗。韩策看着自己画的箭头，拿笔划掉，又补上另一个职位。他没有因此被允许跳过责任，却第一次无法继续把“按流程”当作一个天然完整的回答。
“你离职前确认过接任人确实能接管吗？”调查员问。
“确认过一般账户。”
“这个呢？”
“以为还在通用组里。”
调查员将“确认”和“以为”分开写。那两行字之间没有复杂技术，只有一个人在哪一刻停止了核对，转而相信自己熟悉的那套办法会自动继续运行。
调查员问他与折线技术的关系。
韩策承认，折线由魏茂介绍。工作内容是维护旧直播系统、排查接口兼容，客户资料经过匿名化，他不知道最终服务谁。
“你真不知道？”
“合同不告诉我。”
“报酬比浮光时期高多少？”
“两倍。”
“为什么对方愿意付两倍？”
“因为我懂旧系统。”
调查员把顾问合同和浮光旧工资条并排放在他面前：“你可能真的懂。但合同要求你不问客户是谁、不留修改理由。这也是专业能力的一部分吗？”
韩策把纸推平，没有立刻回答。他说自己当时刚买房，母亲需要长期复诊，两倍报酬让他可以少接几个零散项目。调查员没有因为这些事实就撤掉问题，也没有把它们剪成替他开脱的家庭故事。
“你可以缺钱。”调查员说，“我问的是，你为什么同意把审计痕迹变少。”
韩策说：“因为那几年大家都把少留痕当效率。”
“包括你。”
“包括我。”
韩策放在桌面的手机亮了一次，是客户群催他确认维护窗口。他没有接，只把屏幕朝下扣住。调查员提醒，如果当前服务还有与案涉旧账户相关的操作，应按要求保全，不得自行改动或清理。
他点头，随后又问，其他无关客户的业务会不会一起停。这个问题并非全为逃避：他的电脑里确实还有正常项目，而正常项目的工作人员也不该因为雇过他就被随意暴露。
负责取证的人重新向他解释范围，将他提出的无关资料保护要求写进记录。韩策看着那一段，终于没有再说“合同不让我问”。对自己有用时，他很清楚范围有多重要；过去替客户做事时，却愿意接受一句匿名就够了。
他在笔录旁边写了一句更正：“不是无法询问，是我没有继续询问。”
调查员让他确认，这是对刚才陈述的补充，不代表对其他事实已经认定。韩策点头，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一次，他看完了签名上方的整段话。
韩策同意提交当前工作电脑镜像，但要求隔离与案件无关的客户数据。法院批准范围限定，只检索账户编号、脚本名、魏茂、邵临及四套设备关联词。
批准范围内的初步检索结果当天晚上出来。
电脑没有八十七秒脚本。
却有一份两年前的远程维护报表，客户代号QL04，任务内容写：“兼容旧账户，避免迁移后触发实名审计。”
提交人韩策。
审核人魏茂。
完成日期，正是账户第二次改名为service_cache_17的前一天。
韩策看到报表后，很久没说话。
他的录音笔一直亮着小小的红灯。房间里没有人替他把灯关掉。他拿过纸，指着任务描述中的“实名审计”四个字，说：“这不是我写的需求，是魏茂发来的。我写了实现说明。”
“你有当时的需求邮件吗？”
“工作邮箱停用了。也许折线还有副本。”
调查员把这句记下，没有当场判定是拖延。真相若只靠谁在问询室里显得更诚恳，仍会输给一封没有被删掉的邮件。
“你还坚持不知道第二次改名？”调查员问。
“我知道要兼容，不知道他们改成什么。”
“你为什么帮助避免实名审计？”
“魏茂说外部维护账户实名会暴露供应商商业秘密。”
“你信？”
“当时没问。”
又一个没有问。
韩策没有被立刻定成幕后操作者。
他提供了技术，也选择不看技术最终为谁打开门。合同匿名、顾问关系和两倍报酬，让“不知道”成为一件对他很方便的事。
调查组继续追问那枚管理密钥。
韩策说，离职时他做过一份纸质封存记录，由赵栩与内容中心共同签收。
纸在平台旧档案室。
档案目录里没有。
问询结束前，韩策获准核对自己的陈述。他翻得很慢，看到“我不知道最终客户”时停下，要求保留后面那句“但知道对方希望少触发审计”。两句话如果拆开，任何一方都能拿去讲一个对自己方便的故事。
他没再提家里的困难。母亲确实要复诊，房贷也确实要还，可这些事不能替他解释那次兼容任务的每一个选择。调查员也没有把他的沉默当作悔过证明，只记下需要进一步核实的材料来源。
走出门时，他回头取走自己的录音笔。红灯熄了，桌上的记录不会跟着消失。他忽然想起自己以前总劝新人少写两行备注，说做完了就行。现在要弄清一件做完的事究竟是谁做的，最缺的恰好是当年觉得多余的那两行。
调查组将需要协助查档的范围正式通报平台。顾云岚按要求核对过往搬迁台账，想起两年前，平台曾因消防整改临时搬过档案。十七箱文件没有逐件扫码，后来只按箱号入库。
其中第九箱，在清单上标注：“外部维护，待销毁。”
销毁记录却是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