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湖医院在澳门半岛的东边，靠海，老楼临街的一排窗户对着友谊大马路，新楼在后面，白瓷砖贴面，在上午的阳光里亮得晃眼。苏宝赞站在医院门口的时候，手心全是汗。小岁被乔南南抱走了，杨若南留在巷口看着林启正带来的那几个人——林启正自己跟来了，站在苏宝赞身后三步远的地方，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红着，一直没有擦。
陈宝赞被泰国警察带走了。带走之前他看了苏宝赞最后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中山装后领磨破了，露出一截灰白的衬衣领子。
苏宝赞走进医院大厅。冷气很足，吹得她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挂号处排着队，导诊台的护士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去。没有人知道昨天晚上这栋楼里死了一个医生。
林启正在她身后低声说：“我问过了，值班室在二楼，走廊尽头。警察已经来过了，但没封，说是一般死亡，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是心梗。”
“那个医生叫什么？”
“周慕仁。六十三岁，在镜湖做了三十年肝科。1998年的时候，他是肝科的主治。”
苏宝赞上了二楼。走廊很窄，两侧的墙壁刷了半截绿漆，上半截是米白色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在闪，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值班室的门虚掩着，她推开门，一股消毒水和隔夜茶水混合的味道涌出来。
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有一个人头形状的凹痕。桌上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底的茶渍已经干了，黑褐色的一圈。文件柜的门锁着，但锁孔周围有新鲜的划痕，像是被人撬过又合上了。
苏宝赞走到桌前。桌面上很干净，除了一本台历和一支圆珠笔，什么都没有。但她注意到台历停在昨天的日期，4月17日，17号那一格被人用圆珠笔画了一个圈。圈旁边写了两个字，字很小，潦草——“有人。”
“有人。”苏宝赞念出声。谁来了？周慕仁在4月17号这天见了谁？
林启正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他看着那个文件柜，忽然说：“柜子被撬过。但没撬开。”
苏宝赞蹲下来看那个锁孔。锁孔周围有几道很新的划痕，金属屑还挂在孔沿上。她试着拉了一下柜门，锁得很死。她转头看林启正：“你认识周慕仁吗？”
林启正犹豫了一下。“认识。1998年秀兰姐在香港看完病之后，回澳门拿病历，就是找的周慕仁。周慕仁给她开了转诊单，让她去香港做手术。但秀兰姐回深圳之后，就再没有消息了。”
“那张转诊单呢？”
“在周慕仁这里。秀兰姐走的时候没带。她说苏国强会来拿。”
苏宝赞站起来。她看着那个铁皮文件柜，忽然想起一件事。陈宝赞在仓库里被带走之前，说苏国强昨晚去了镜湖医院找周慕仁。周慕仁今天早上死了。苏国强呢？苏国强昨晚从仓库跑出来之后去了哪里？
她掏出手机拨苏国强的号码。关机。她又拨了一遍，还是关机。她翻到程影的号码，犹豫了一下，拨了过去。响了三声，程影接了。
“你在哪？”苏宝赞问。
“码头。”程影的声音很轻，背景里有海浪声，“陈宝赞的人把我送过来的。他们说你父亲昨晚确实来过码头，但没上船。他在码头站了半个小时，又走了。”
“走了？去哪？”
“不知道。但他说了一句话，码头看船的老头听见了。他说‘我去找周医生，把病历要回来’。”
苏宝赞挂了电话。她看着那个文件柜，忽然伸手抓住柜门，用力往外一拽。锁是铁的，但柜门的合页已经锈了，她拽了两下，合页发出吱嘎一声，断了一个。柜门歪下来，里面的东西哗啦散了一地。
全是病历。牛皮纸袋装的，一袋一袋码得整整齐齐。苏宝赞蹲下来翻。1990年的，1991年的，1992年的。她翻到1998年那一摞，抽出来，一本一本翻。林秀兰的名字出现在第三本上。她翻开，里面只有一张纸，是转诊单的存根。存根上写着“患者林秀兰，转诊香港玛丽医院，肝部占位，建议尽快手术。主治医师：周慕仁。1998年4月3日。”
存根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很淡，几乎看不清——“患者丈夫苏国强取走原件。患者未手术。1998年6月，患者死亡。”
苏宝赞把那张存根翻过来，正面朝上。她盯着“建议尽快手术”那几个字，盯了很久。母亲的命，就写在这几个字里。如果苏国强没有取走原件，如果母亲去了香港做手术，也许她现在还活着。也许苏宝赞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童年。也许母亲临终前不会睁着眼睛看着门口。
她站起来，把存根折好放进口袋。然后她看见文件柜最底层还有一个纸袋，压在一摞1999年的病历下面。纸袋上写着“周慕仁私人”。她抽出来，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封信。
照片是彩色的，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照片上是两个人，站在镜湖医院门口，一个穿白大褂，年轻时的周慕仁，另一个穿碎花衬衫，扎着两条辫子，笑得很开心——是林秀兰。母亲。照片背面写着“1992年，秀兰回澳门复查”。
信是手写的，周慕仁的笔迹，日期是三天前。苏宝赞展开信纸，读第一行的时候，手指就开始抖。
“苏先生：你昨天来找我，问1998年林秀兰病历的事。我告诉你，原件是你自己取走的，你听完就走了。但有一件事我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取走的那份原件，是假的。真的原件，我留了一份副本。副本上写的诊断，和原件不一样。原件上写的是‘肝癌晚期’，副本上写的是‘肝部早期占位，建议手术’。你取走的那份，是陈宝赞让我写的。他说你不想让秀兰知道她的病能治。他说你怕她回澳门治病会暴露他的身份。他让我写一份假的给你，让你以为没救了。我写了。三十年了，我一直没敢说。现在你女儿在找真相，我告诉她。”
苏宝赞把信纸翻到第二页。第二页只有一行字——“你父亲取走的原件是假的，但真的原件，我也给了陈宝赞一份。陈宝赞手里的那份才是真的。你可以问他。”
信到这里就断了。周慕仁没来得及把信寄出去，也没来得及告诉任何人。他死在值班室里，信留在了文件柜最底层。
苏宝赞把信和照片一起放进口袋。她走出值班室，林启正还站在门口，脸色很白。苏宝赞看着他，忽然问：“堂舅，你说你在香港医院做事。1998年，你陪我妈去香港看病的时候，周慕仁有没有给你看过一份转诊单？”
林启正点头：“看过。”
“上面写的是什么？”
林启正推了推眼镜，声音很慢：“写的是‘肝癌晚期，无法手术’。”
苏宝赞盯着他。林启正的表情很坦然，不像在说谎。但周慕仁的信里说，他给苏国强的原件是假的，写的是“肝癌晚期”。林启正在香港看到的那份转诊单，就是苏国强从周慕仁这里取走的那份假原件。
“堂舅，”苏宝赞的声音很平，“我妈回深圳之后，你有没有再见过她？”
林启正摇头：“没有。我打过电话，苏国强接的，说她不想见人。后来就收到死讯了。”
苏宝赞点头。她走过林启正身边，往楼梯口走。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值班室的门。门虚掩着，日光灯还在闪。她忽然想起周慕仁信里最后一句话——“你可以问他。”问谁？问陈宝赞。陈宝赞手里有真的原件。但陈宝赞已经被泰国警方带走了，现在应该在去曼谷的飞机上。
她掏出手机，拨肖寒的号码。响了一声就接了。
“肖寒，陈宝赞上飞机了吗？”
“刚起飞。”肖寒的声音很急，“但他上飞机之前，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说——‘第三层的东西，你只拿了一半。还有一半在镜湖医院。周慕仁的办公室，墙上那幅画后面。’”
苏宝赞挂了电话。她转身往回走，推开值班室的门，走到办公桌后面那面墙前。墙上挂着一幅画，很旧的山水画，玻璃框，落了一层灰。她把画摘下来，墙上露出一个嵌在墙里的铁盒子，和仓库保险柜一样的灰色铁皮，一样的小锁孔。
锁孔里插着一把钥匙。钥匙上系着一根红绳，红绳的末端，拴着一颗鹅卵石。石头上刻着两个字——“宝赞”。
苏宝赞攥着那颗鹅卵石，把钥匙拔出来。铁盒打开，里面只有一张纸。她展开纸，上面是陈宝赞的笔迹，左撇子，往右上挑的收笔——“秀兰，我对不起你。病历是真的，我留着。你女儿会看到的。她会知道，她父亲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她恨谁，她自己选。”
纸的背面，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个人，年轻的陈宝赞、年轻的林秀兰、年轻的苏国强，站在澳门码头上，笑得很开心。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1990年，澳门。我们三个，一个都不该来。”
苏宝赞把照片翻过来。照片上，苏国强的手搭在林秀兰肩上，陈宝赞站在旁边，手插在口袋里。三个人都在笑。但陈宝赞的笑是假的——他的眼睛没有弯，嘴角的弧度很僵，像是被迫摆出来的。而苏国强的笑，是真的。他笑得露出一口白牙，和通缉令上的照片一模一样。
苏宝赞把照片和信纸一起收进口袋。她走出值班室，林启正还站在走廊里，看着她。她走过他身边，没有说话。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她听见林启正在身后说了一句——“宝赞，你父亲昨晚从码头走了之后，还去过一个地方。”
苏宝赞停住。
“他去了氹仔旧城区。你住的那栋唐楼。他在楼下站了很久，然后走了。”
苏宝赞转过身。林启正站在走廊尽头，日光灯管在他头顶闪了一下，灭了，又亮起来。他的脸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像一张洗坏了的照片。
“他站了多久？”
“看更的老头说，站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