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比李建国更难对付。他是财政系统的老人，精通各种账目操作，知道怎么把黑钱洗白，知道怎么让资金流向看起来合法。审讯员和他周旋了五天，始终没能撬开他的嘴。
第六天，何胜利亲自上阵。
他没有问王德明收了多少，没有问钱去了哪里，只是问了一个问题：
“王德明，你女儿在阿美莉卡读书，每年学费多少？”
王德明的脸色变了。
“你儿子去年结婚，买的那套房，全款多少钱？”
王德明的额头开始冒汗。
“你妻子名下那辆保时捷，是谁买的？”
王德明低下头，久久不语。
最后，他说：“我说。”
他交代了在财政厅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共计五千二百万元。他交代了如何帮周汉昌洗钱，如何为钟方提供资金支持，如何参与京州城市银行的违规操作。
他的交代，又牵出了更多的线索。
张海峰的突破用了十天。
他是最难啃的骨头。不是因为他不开口，而是因为他开口之后，说的每一句话，都让审讯员心惊。
他交代的，不只是自己的问题。
他交代了林州市这些年来的“潜规则”——如何应付上级检查，如何掩盖矿难真相，如何为开发商违规批地，如何把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名下。
他交代的每一个案子，都牵出一串人。
他说到十二年前的吕州矿难时，哭了。
“那36个人，”他说，“有28个是我签的‘私了协议’。每个人八万块，签字画押，保证不再上访。我当时想，这是为了稳定，为了大局。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家属，有的拿了钱就走了，有的拿钱之后，一辈子都睡不好觉。他们的男人埋在地下，他们的孩子没了父亲，他们的天塌了。”
审讯室里，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天晚上，何胜利给裴一泓打了电话。
“裴书记，这批案子，比我们想象的深。”
“有多深？”
“深到……可能要挖到根。”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继续查。”裴一泓说，“挖多深算多深。”
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批名单确定。
这一次，是15人。
其中包括三名副部级干部——汉东省副省长刘志远、省政协副主席陈国栋、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卫东。
消息传出，整个汉东官场彻底地震了。
刘志远被抓的那天，正在主持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进行到一半，门被推开，进来几个人。刘志远看到他们，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手一抖，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陈国栋被抓时，正在家里看电视。听到敲门声，他打开门，看到纪检干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我知道会来。”他说，“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张卫东被抓，引发了更大的震动。他是省高院院长，司法系统的老领导，门生故吏遍布全省政法系统。他被带走后，省高院当天下午就召开了紧急党组会，所有人脸色凝重，没有人敢多说一句话。
其他12人，有的是省直机关的厅级干部，有的是地市的党政主官，有的是国企的一把手。
第二批抓捕持续了三天。
有人在办公室被带走，有人在会议室被带走，有人在家里被带走，有人在出差途中被截停。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出口，全部被控制。想跑的，一个都跑不掉。
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二批15人全部落网。
当天晚上，何胜利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一次，记者们的问题更尖锐了。
“何书记，请问第二批和第一批之间有什么关联？”
“请问涉案金额总共多少？”
“请问会不会有更高层级的干部被调查？”
何胜利依然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他只是宣读了一份通告，然后转身离开。
但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的脸色比上一次更加凝重。
元旦前后，汉东出奇地安静。
专案组没有再抓人，省委省政府的工作一切如常，报纸电视上都是“新年贺词”和“展望未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这种安静，比任何风暴都更让人不安。
那些还没被抓的人，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他们不知道下一批名单上有没有自己，不知道自己还能坐在这间办公室多久，不知道自己今天下班后还能不能回家。
有人开始写材料，准备主动交代。有人开始整理行李，准备随时跑路。有人开始托关系，想打听点内幕消息。
但更多的人，是沉默地坐着，看着日历一天天翻过。
周汉昌在看守所里，也在看着窗外的那一小块天空。
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他每天都在等。等审讯，等开庭，等判决，等那个他等了很久的人。
祁同伟始终没有来。
一月二十日，第三批名单确定。
这一次，是剩下的12人，包括四名副部级干部。
汉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海平。
汉东省政协副主席，孙德江。
汉东省委统战部部长，柳政。
汉东省国资委主任，刘文华。
……
名单上没有赵立春。
他的问题，由裴一泓亲自带队调查，地点不在汉东，在四九城。
一月二十一日，第三批抓捕行动开始。
这一次，比前两次更加隐秘，也更加迅速。十二个人，十二辆车，十二个方向，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控制。
有人正在开会，有人正在出差，有人正在家里吃饭，有人正在医院看病。
无一漏网。
到一月二十二日凌晨，第三批12人全部落网。
消息传出后，汉东官场陷入了一种奇异的平静。
不是风暴过去后的平静，而是风暴中心特有的那种死寂。
所有人都知道，还有一个人没被抓。
但没有人敢问，那个人是谁。
二月，春节。
看守所里的周汉昌，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年。
食堂加了几个菜，管教干部给每个人发了点水果和糖。周汉昌坐在自己的监室里，吃了一个苹果，看了会儿窗外的天空。
天很蓝，太阳很好。
他在想，外面的世界，现在是什么样子？
大街小巷应该挂满了红灯笼，超市里应该挤满了买年货的人，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应该人山人海。那些回家的人，提着大包小包，脸上带着疲惫和期盼。
他以前也这样过。每年春节前，都要下基层慰问，去贫困户家里送米送面，去敬老院陪老人包饺子。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人民的好干部。
现在他知道了，那些都是表演。
真正的人民，不需要他送米送面。他们需要的是——他这样的人，不要再欺负他们。
他闭上眼睛，想起那些年被他瞒报的矿工家属。那些女人的脸，那些孩子的眼睛，那些老人的背影。他们拿了八万块钱，签了字，按了手印，走了。他们去了哪里？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的男人埋在地下，他们有没有去上过坟？
他不知道。
他从来不知道。
他也不想知道了。
二月十五日，元宵节。
吴栋梁来了。
他推门进来时，周汉昌正在看窗外。听到声音，他转过头，站起身。
“周汉昌，”吴栋梁说，“你交代的问题，已经全部核实。证据确凿，春节后移送起诉。”
周汉昌点点头。
“吴部长，”他说，“我有个请求。”
“说。”
“我想见见祁同伟。”
吴栋梁愣了一下。
“见他？”
“对。”周汉昌说，“我想亲口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吴栋梁沉默了几秒。
“我帮你问问他。”他说，“但他愿不愿意见你，是他的事。”
周汉昌点头。
“谢谢。”
吴栋梁转身要走。
“吴部长。”周汉昌叫住他。
吴栋梁回头。
周汉昌看着他，忽然笑了。
那笑容很平静，很释然。
“吴部长，”他说，“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做人的机会。”
吴栋梁站在原地，看着他的眼睛。
那是一双曾经充满了野心、欲望、权力的眼睛。此刻，那些东西都不见了。只剩下平静。
“周汉昌，”他说，“好好改造。还有机会。”
他转身离开。
监室的门关上。
周汉昌重新坐下，望着窗外那一小块天空。
天很蓝。
太阳很好。
他等了很久。
祁同伟没有来。
三月，汉东的春天来了。
积雪融尽，树枝上冒出嫩绿的新芽。长江路上的车流更加繁忙，路边的店铺换上了春装新款，公园里到处都是散步的老人和孩子。
一切都在继续。
京州市委招待所，专案组指挥部。
吴栋梁和何胜利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春光。
“老吴，”何胜利说，“三个多月了。”
吴栋梁点头：“三十九个人，全部到案。证据链完整，可以移送起诉了。”
“赵立春那边呢？”
“裴书记亲自在办。听说快了。”
何胜利沉默了一会儿。
“周汉昌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
“四月中旬。”吴栋梁说，“他主动交代，配合调查，应该能从轻。”
何胜利点点头，没再说话。
窗外，一群鸽子飞过，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老何，”吴栋梁突然说，“你说祁同伟为什么不去见周汉昌？”
何胜利沉默了几秒。
“不知道。”他说，“也许是不想见，也许是见了不知道说什么，也许……是还没准备好。”
“准备好什么？”
“准备好原谅。”
两人沉默了。
窗外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暖暖的。
三个月的风暴，终于过去了。
但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那些被抓的人，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那些被瞒报的矿工，依然埋在地下。那些被贪掉的钱，大部分已经追不回来了。那些被破坏的信任，需要很多年才能重建。
京州市委办公楼，市委书记办公室。
祁同伟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长江路。初春的阳光暖暖地照进来，在地板上铺开一片金黄。楼下的车流依然繁忙，路边的梧桐已经冒出了嫩绿的新芽。
他出院两周了。
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走路快了还会喘，医生建议再休养一个月。但他躺不住了。二十天昏迷，两个月休养，他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太久。
窗外的一切看起来和以前一样。但他知道，很多东西都变了。
周汉昌在看守所里等着开庭。李杰、柳远和、赵瑞龙已经移送起诉。刘志远、陈国栋、张卫东等三十九名涉案干部全部落网。赵立春的问题，由裴一泓亲自调查，据说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这场风暴，终于要过去了。
敲门声响起。
“请进。”
秘书小刘推门进来：“祁书记，您的电话。四九城来的，说是……”
他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是裴副职。”
祁同伟微微一怔，随即点头：“接进来。”
他走回办公桌前坐下，深吸一口气，拿起话筒。
“裴副职您好，我是祁同伟。”
电话那头传来裴一泓沉稳的声音：“同伟同志，打扰你工作了。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谢谢裴副职关心，已经好多了。医生说再休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那就好。”裴一泓说，“你这次能转危为安，是件大好事。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祝贺，也向你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表示敬意。”
祁同伟握着话筒的手微微收紧。
“裴副职，您言重了。我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裴一泓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感慨，“同伟，你在汉东这些年，组织是看在眼里的。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踏踏实实，清清白白。这次面对这么大的考验，你没有退缩，没有屈服，组织和人民都感谢你。”
祁同伟的眼眶有些发热。
“裴副职，我……”
“不用说了。”裴一泓打断他，“我今天打电话，一是问候你的身体，二是想跟你说几句话。”
祁同伟坐直身体：“您请讲。”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同伟，”裴一泓的声音变得很慢，很稳，“我们都是组织的干部，都是组织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祁同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
“汉东的事情，现在已经告一段落。”裴一泓继续说，“周汉昌归案了，三十九个人落网了，赵立春的问题也在处理。但案子办完了，工作还要继续。汉东这么大的省，两千多万人，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要处理。发展要搞，民生要保，稳定要维护。这些，比办案更难。”
祁同伟点头，虽然电话那头看不见。
“我明白，裴副职。”
“你明白就好。”裴一泓说，“沙瑞金同志是中央信任的干部，在汉东工作这些年，兢兢业业，很有成效。你要配合好他的工作，维护好汉东和谐稳定的大局。”
祁同伟沉默了几秒。
“裴副职，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知道你知道。”裴一泓的声音里透出一丝笑意，“同伟，你是个聪明人，也是个有担当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多说这几句。汉东经过这场风暴，元气大伤。接下来需要的不是继续折腾，是休养生息，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你是汉东的本地干部，了解情况，也了解人。你要帮沙瑞金同志把局面稳住，把人心拢住。”
祁同伟听着，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
三个月前，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生死未卜。那些要他命的人，那些围着他转的人，那些躲在暗处看笑话的人，此刻都已经成了阶下囚。
而他，还活着，还站在这里，还要继续工作。
这就是政治。
“裴副职，”他说，“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你说。”
“周汉昌自首那天，交代了全部问题。后来他在看守所里托人带话，想见我一面。我没有去。”
电话那头沉默。
“为什么不去？”裴一泓问。
祁同伟看着窗外，阳光正照在远处的楼群上。
“我不知道去了该说什么。”他说，“他害死了那么多人，瞒报了那么久，现在说一句‘对不起’，就能抹掉一切吗？那些矿工的家属，那些被他坑害的百姓，他们能原谅吗？”
裴一泓没有说话。
“可是我不去，又觉得……”祁同伟的声音有些艰难，“觉得我是不是太绝情了？他毕竟和我共事过，毕竟叫过我一声‘同志’。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亲口说一句对不起？”
电话那头，裴一泓轻轻叹了口气。
“同伟，你这个问题，我没有标准答案。”他说，“原谅不原谅，是你个人的事。去不去见他，也是你个人的选择。但有一句话，我想送给你。”
“您说。”
“周汉昌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因为你原谅不原谅他，是因为他自己种下的因，结出了今天的果。”裴一泓的声音很平静，“你去见他，他或许会好受一点；你不去见他，他也必须面对自己的罪。你的选择，改变不了他的结局，只能改变你自己的感受。”
祁同伟沉默。
“所以，”裴一泓说，“无论你选择去还是不去，都没有对错。重要的是，你不要被这件事困住。汉东还有太多事等着你去做，你不能永远停留在周汉昌的阴影里。”
祁同伟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明白了，裴副职。”
“那就好。”裴一泓说，“同伟，好好养身体，好好工作。组织对你寄予厚望。”
“谢谢裴副职。”
“不用谢。等你完全恢复了，来四九城，我们当面聊聊。”
“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