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三点。
京郊别墅的书房里亮着一盏孤灯。周汉昌坐在宽大的红木书桌后，面前摊着一本空白笔记本和一支钢笔。他已经这样坐了很久——从昨天下午接到那个电话开始，就一直坐在这里。
窗外万籁俱寂，偶尔传来远处高速公路的汽车声，很快又被夜色吞没。暖气片嘶嘶作响，却驱不散从骨髓里渗出来的寒意。
笔记本上，一个字都没有写。
他想过写遗书。
但写给谁呢？
妻子？三年前就离婚了，带着女儿移民袋鼠国，一年通不了一次电话。父母？早就不在了。兄弟姐妹？各过各的，几年见不上一面。朋友？
朋友。
周汉昌苦笑。
他活了五十九年，从基层公社干事做到副省级干部，手机通讯录里存着上千个号码。可此刻，他竟然想不出一个人——值得他写一封遗书，或者，会真心为他的死难过。
那些围着他转的人，冲的是他屁股下面的位置，不是他周汉昌这个人。
那些称兄道弟的人，跟他喝过无数场酒，打过无数圈牌，分过无数次钱。可此刻，他们比谁都怕接到他的电话。
至于那些真正把他当朋友的人——
周汉昌闭上眼睛。
他想起了祁同伟。
那个从山里走出来的穷小子，那个被他派人撞进医院的市委书记祁同伟。如果此刻祁同伟站在这里，大概会说一句话——
“老周，自首吧。”
周汉昌睁开眼，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色。
自首。
这两个字，他在心里转了无数遍。
从钟方跳楼那天起，他就在想。从柳远和翻供那天起，他就在想。从账本被找到那天起，他就在想。
可每次想到最后，都是一个问号——
他周汉昌，当了四十年干部，走到这一步，还有脸去自首吗？
凌晨四点，书房的门被轻轻敲响。
“周书记。”是司机小马的声音，带着困意和担忧，“您一夜没睡，要不要吃点东西？”
周汉昌愣了一下。他忘了，小马一直住在楼下的保姆间里，随时待命。
“小马，”他说，“你进来。”
门开了。小马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退伍军人，给他开了五年车。此刻穿着秋衣秋裤，外面胡乱套了一件棉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满是担忧。
“周书记，您没事吧？”
周汉昌看着他，忽然问：“小马，你跟了我五年，我对你怎么样？”
小马愣住了，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
“周书记，您对我……挺好的。”他斟酌着说，“工资比别家高，逢年过节都有红包。我妈住院那次，您还帮我联系了专家。”
周汉昌点点头，沉默了几秒。
“小马，明天……不，今天，你不用送我上班了。”
小马更糊涂了：“周书记，您要去哪儿？我送您去。”
周汉昌没有回答。
他看着窗外，东方天际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小马，”他说，“你先回去睡吧。天亮以后，我有件事要你去办。”
凌晨五点，周汉昌拨通了第一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是一个沙哑而警惕的声音：“周书记？”
“刘老，是我。”周汉昌说，“打扰您休息了。”
电话那头的刘培生沉默了几秒，声音里的警惕更浓了：“老周，这么早打电话，出什么事了？”
周汉昌没有绕弯子：“刘老，我决定去自首。”
电话那头一片死寂。
良久，刘培生的声音传来，苍老而疲惫：“你想好了？”
“想好了。”
“老周，”刘培生说，“你知道这一去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你知道你这一进去，会牵出多少人吗？”
“知道。”
“你知道你这一进去，有些人会恨你一辈子吗？”
周汉昌沉默了一下。
“刘老，”他说，“我知道。但我也知道，有些人，已经恨了我一辈子了。”
电话那头，刘培生长长地叹了口气。
“老周，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在吕州当县委办主任，是我推荐的。你当县委书记，是我提的名。你调省里，也是我帮的忙。”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这些年，你走错路，我没能拉住你。我有责任。”
周汉昌的眼眶有些发热。
“刘老，您别这么说。是我自己的问题。”
“你去自首，”刘培生说，“有些话，我本来不该说。但你既然决定了，我就说一句——把你该说的，都说出来。别藏着掖着，别想着保谁。你保不住任何人，只会害了自己。”
周汉昌沉默。
“还有，”刘培生的声音更低了，“钟正国临终前做的事，你知道吧？”
“知道。”
“他也是走到最后一步才想明白。”刘培生说，“有些账，活着不算，死了也要算。你比他有福气——你还活着，还能自己走进去。别学钟方，别学那些跳楼的、逃跑的、畏罪自杀的。堂堂正正走进去，堂堂正正交代问题。这是你最后能做的事了。”
周汉昌闭上眼睛。
“谢谢您，刘老。”
挂断电话，他又拨了第二个号码。
这一次，是柳远东。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柳远东的声音疲惫而紧张：“周书记？”
“柳远东，你弟弟那边，不用再递话了。”
柳远东愣住了：“周书记，您这是……”
“我决定去自首。”周汉昌说，“你告诉你弟弟，该交代的，都交代吧。别再翻供了，别再硬撑了。没用。”
柳远东沉默了很久。
“周书记，”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您这一去，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周汉昌苦笑。
“怎么办？该交代交代，该认罪认罪。”他说，“柳远东，咱们这些人，走到这一步，是迟早的事。早一天进去，早一天解脱。拖下去，只会更惨。”
柳远东没有说话。
“替我告诉你弟弟，”周汉昌说，“我对不住他。那些年，让他办的那些事，帮了我不少忙，现在——对不住了。”
挂断电话，周汉昌看了看时间。
凌晨五点四十分。
天色已经亮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别墅外的院子里，积雪正在融化。几只麻雀落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叫着。远处传来早班公交车的引擎声，城市正在苏醒。
他在这里住了八年。
今天，是最后一次看这个院子了。
早上七点整，周汉昌换好衣服走出别墅。
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是五年前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时做的，只穿过两次。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
小马站在车旁，一脸茫然。
“周书记，您这是……”
“小马，”周汉昌说，“今天你不用送我。把车钥匙给我。”
小马愣住了：“您要自己开车？”
周汉昌点点头。
小马犹豫了一下，把钥匙递给他。
周汉昌接过钥匙，看着他。
“小马，跟了我五年，没给你攒下什么。这个月的工资，我已经让人打到你的卡上了。另外，我给你写了封推荐信，以后找工作，能用上。”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小马。
小马愣住了，没接。
“周书记，您这是……出什么事了？”
周汉昌没有回答，只是把信封塞进他手里。
“拿着。以后好好干，别学我。”
他转身走向那辆黑色的奥迪。
“周书记！”小马在后面喊，“您要去哪儿？我送您！”
周汉昌没有回头。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
奥迪缓缓驶出别墅大门，汇入清晨的车流。
后视镜里，小马还站在门口，愣愣地望着他的车远去。
周汉昌收回目光，专注地开车。
这是他五年来第一次自己开车。
方向盘在手里，感觉有些陌生。
他沿着熟悉的路线，穿过京州的大街小巷。路边的店铺陆续开门，早餐摊前排起了队，送孩子上学的家长骑着电动车匆匆而过。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只有他，不一样了。
车驶过省委大院门口时，他放慢了速度。透过大门，可以看到里面熟悉的建筑——他工作过的地方，他开过无数次会的会议室，他发号施令的办公室。
今天，他不会再去那里了。
车继续向前。
半个小时后，奥迪停在了京州市委招待所门口。
周汉昌熄火，坐在车里，看着那栋不起眼的五层楼房。
这里，就是专案组的指挥部。
他无数次路过这里，从来没有多看一眼。今天，他要自己走进去。
周汉昌深吸一口气，推开车门。
清晨的阳光照在身上，有些刺眼。他整了整中山装的领口，迈步走向大门。
门口执勤的武警战士上前一步：“同志，请问找谁？”
周汉昌看着他，平静地说：“我叫周汉昌。请转告吴栋梁副部长和何胜利副书记，我来向专案组自首。”
武警战士愣了一下，随即脸色骤变。
他当然知道周汉昌是谁。
“周……周书记，您请稍等。”他转身快步走进传达室，抓起电话。
周汉昌站在门口，望着招待所楼上的窗户。
有些窗户后面，有人正在看他。
他站得很直，像一棵老树。
七点十五分，周汉昌被带进一间会议室。
房间不大，二十平米左右，中间一张长条桌，几把椅子。窗帘半拉着，阳光从缝隙里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亮痕。
吴栋梁和何胜利已经在里面等他。
两人都穿着便装，面色凝重。看到周汉昌进来，他们站起身。
“周汉昌同志。”吴栋梁开口，声音平稳。
周汉昌看着他，又看看何胜利，微微点了点头。
“吴部长，何书记。”他说，“我来向专案组自首。”
他走到桌前，把随身携带的一个黑色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取出厚厚一摞材料。
“这是我这些年的交代材料。”他说，“包括我个人的问题，以及我知道的别人的问题。一共七十三页，涉及三十九人。”
吴栋梁和何胜利对视一眼。
“周汉昌同志，”何胜利说，“你先坐下。慢慢说。”
周汉昌在椅子上坐下，双手放在桌面上。
他的手很稳。
“吴部长，何书记，”他说，“我知道，你们查我已经查了很久。账本找到了，原稿找到了，人证物证都全了。我今天来，不是来求宽大，不是来讲条件。我只是想——”
他顿了顿。
“想在我还能做人的时候，做一次人。”
吴栋梁看着他，久久不语。
“周汉昌，”他终于开口，“你知道你这一来，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周汉昌说，“意味着我这辈子，完了。”
吴栋梁摇头。
“不是完了。”他说，“是开始了。真正的开始。”
周汉昌愣了一下。
何胜利接过话：“周汉昌，你在汉东三十年，办过不少事，也办错过很多事。你今天能自己走进来，说明你还有起码的良知。这不是结束，是开始——重新做人的开始。”
周汉昌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当他再次抬起头时，眼眶有些发红。
“吴部长，何书记，”他说，“我说。我把我知道的，全部说出来。”
他开始说。
从吕州矿难开始。
那一年，他四十岁，吕州市委副书记，书记在京培训，市长缺位，由他主持吕州市的全面工作。大兴煤矿出事那天，他正在省里开会。接到电话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救人，而是捂盖子。他让秘书通知矿主，能救的救，救不了的，就地掩埋。然后，他连夜赶回吕州，亲自坐镇指挥瞒报。
28条人命，就这样被埋在了地下。
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汉东高速招标案。他通过钟方打招呼，指定三家企业中标。那三家企业给他送了多少钱，他记不清了，大概有两三千万。他的妻弟王建平帮他收钱、洗钱、存钱。
京州城市银行改制案。他通过钟方向银行高管施压，要求把一批不良资产打包卖给指定企业。那家企业事后给了他百分之十五的干股，折合五千多万。
林州开发区案。他打招呼，违规批地给一个开发商。那个开发商是他儿子的大学同学，给了他一套海城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