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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汉东师生携手共进

作者:骑着熊猫追松鼠 | 分类:其他类型 | 字数:116.5万字

第405章 反扑开始

书名:重生汉东师生携手共进 作者:骑着熊猫追松鼠 字数:4.1千字 更新时间:2026-06-26 07:07:14

钟方跳楼自杀的消息,在第三天彻底发酵。省委大院的食堂、省直机关的电梯、市井巷陌的茶楼——每个角落都在低声议论。议论的内容从最初的“听说了吗”,演变为“到底怎么回事”,再到“人家副国级的儿子,就这么被逼死了”。

一些话开始传得有鼻子有眼。

有人说,钟方被抓当晚,专案组连续审讯十几个小时,不许睡觉、不许喝水,是活活把人逼疯的。

有人说,田国富在办公室里拍了桌子,指着钟方说“你父亲的问题比你还严重,你不交代就是包庇”。

还有人说,钟方跳楼前给妻子打了最后一个电话,那边刚喊了一声“老婆”,这边就断线了。

这些话都没有证据,却在口口相传中变成“事实”。

十一月十五日。

四九城,朝阳区某高端私人会所。

这间会所不对外营业,只接待特定会员。门口没有招牌,内部却极尽奢华——全套红酸枝家具、清代宫廷风格的屏风、墙上挂着启功先生的真迹。

周汉昌坐在主位,手边是一杯没怎么动的武夷山大红袍。他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拢,神态从容。

左右两侧,各坐着三个人。

左手第一位,是汉东省人大原副主任刘培生。他七十三岁了,头发全白,但腰板挺直,说话中气十足。退休前,他是汉东政坛“刘系”的核心人物,门生故吏遍布全省。

“老周,”刘培生把玩着手里的核桃,“你大老远把我们从汉东叫到四九城,总不是为了喝茶吧?”

周汉昌微笑:“刘老,您是老领导,我不敢瞒您。钟方这孩子走了,走得不明不白。钟书记还在医院躺着,至今没人给个说法。咱们这些做长辈的,总不能看着不管。”

刘培生手里的核桃停了。

“你想怎么管?”

“不是我想怎么管。”周汉昌放下茶杯,“是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钟家一家的事了。钟方的问题,专案组查了两个月,最后落实了几条?京州城市银行的贷款,他经手不假,但那是集体决策,省金融办、市发改委、银行风控部门都签了字,凭什么只追他一个人?”

他顿了顿:“再说那批稀土。批文是钟正国同志签的,但他只是按程序走,真正经办的是工信部和商务部的几个处级干部。现在那几个人,有一个被查的吗?”

刘培生没有接话,但手里的核桃重新转了起来。

右手边第二位,是个年近五十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面容清瘦,穿着深蓝色羊绒衫。他是柳远和的堂兄柳远东,现任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

“周叔叔的话,我深有体会。”柳远东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稳,“我的弟弟柳远和,现在还被关在看守所里。专案组不让他见律师,不让家属探视,连羁押理由都含糊其辞。他在最高检的时候是人民的检察官,立过功,为反腐做过贡献。怎么到了汉东当了几天的反贪局局长,就成了腐败分子了?就算有问题,也得走程序、讲证据吧?”

他推了推眼镜:“但现在,讲程序的人被搞程序的关进去了。”

刘培生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左手第二位,是个穿香奈儿套装的中年女人,妆容精致,眉目间和钟方有几分相似。她是钟方的堂姐钟敏,现居港城,接到消息后连夜飞回四九城。

“各位长辈,”钟敏的声音带着压抑的颤抖,“我弟弟是个体面人。他做错了事,该判判,该罚罚,我没有二话。但他被逼得从十八楼跳下去,死后还要被泼脏水,说什么‘畏罪自杀’、‘畏罪’——”

她深吸一口气:“他死了,还要背这个罪名。我婶子年纪大了,不敢告诉她;我父亲在医院,没人敢提钟方两个字。这就是专案组说的‘人性化办案’?”

包厢里安静了几秒。

周汉昌适时开口:“钟方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父亲一生清廉,对子女要求极严。钟方走到这一步,确实辜负了组织的培养。但话说回来——”

他话锋一转:“纪委办案,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现在人死了,谁来负责任?田国富在现场,他是干什么吃的?何胜利亲自指挥抓捕,事前有没有风险评估?吴栋梁调了三百特警,人还是跳下去了,这算不算重大工作失误?”

刘培生的核桃又停了。

“你想问责?”他问。

“不是问责。”周汉昌说,“是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给汉东干部一个交代,也给中央一个交代。如果办案可以不顾程序、不问后果,今天逼死的是钟方,明天会不会是别人?”

刘培生沉默良久。

他这一生见过太多风浪。从基层公社书记做到副省级,经历过改革、反腐浪潮,送走过三任省委书记。他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清楚——所谓“给交代”,从来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老周,”他说,“你跟我说实话,你这趟来四九城,钟正国同志知道吗?”

周汉昌没有立即回答。

“钟书记正在治疗。”他谨慎地措辞,“有些事,不好让他分心。”

刘培生点点头,没有追问。

他转向在座的人,声音苍老而沉稳:“既然大家找到我这里,我就倚老卖老说几句。第一,钟方的后事,要办得体面。省委和专案组,必须有人出面致哀。第二,办案过程中的程序问题,该反映要反映。这不是对抗组织,是维护制度的严肃性。第三——”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

“钟正国同志为党工作四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现在重病在身,又遭遇丧子之痛。我希望中央能考虑实际情况,让他安度晚年。”

包厢里没有人说话。

窗外的四九城城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街上车流如织,千里之外的汉东,雪已停,冰未消。

同一时间,京州。

吴栋梁已经连续四十八小时没合眼。他的办公桌上堆着六份审讯笔录、三份资金流水分析报告、一份关于钟方自杀事件的初步调查报告。

他盯着最后那份报告,久久没有翻页。

报告措辞严谨,逻辑清晰。现场指挥程序合规,田国富的劝解长达十九分钟,期间钟方情绪稳定、思路清晰,没有任何暴力抗拒迹象。他选择跳窗时,距离最近的工作人员在三米之外,无法阻止。

这是一份没有任何责任问题的调查报告。

但吴栋梁知道,这份报告交上去,会被撕成碎片。

电话响了。

是省委办公厅。沙瑞金书记的秘书用最公事公办的语气通知:明天上午九点,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请专案组主要负责同志列席,就“近期几起重大案件办理情况”做专题汇报。

“沙瑞金书记特别强调,”秘书说,“请如实汇报,不要有任何保留。”

吴栋梁说了句“知道了”,挂断电话。

他拨通何胜利的号码。

“省委开会的事,知道了?”

“刚接到通知。”何胜利的声音听不出情绪,“看来有些人动作很快。”

“明天你列席还是我列席?”

“都要去。”何胜利说,“点名了专案组主要负责同志,你我都在名单上。”

吴栋梁沉默了几秒。

“老何,”他说,“明天会上,可能不太平。”

“我知道。”何胜利说,“所以我们要准备充分。钟方的调查报告,柳远和的审讯进展,瑞士账户的资金流向——凡是能摆上台面的证据,全部整理成册。明天不是辩论赛,是举证会。”

“如果有些人不是要证据,就是要态度呢?”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

“老吴,你还记得当年咱们一起办粮库主任那个案子吗?”何胜利突然问。

吴栋梁一怔。前天何胜利提到过这个案子,是钟正国在病房里提起的。

“记得。”

“当时那个粮库主任跳楼,死者家属在纪委门口闹了半个月,说是我们逼死的。”何胜利声音平静,“最后怎么平息的?”

吴栋梁回忆:“调查组出了报告,程序合规,没有责任。”

“那家属为什么撤了?”

吴栋梁沉默了。

他当然记得。不是因为他们拿出了多么无可辩驳的证据,而是因为——那位粮库主任的家属,从某个渠道得知,如果继续闹下去,他们孩子正在申请的公派留学名额会被取消。

那不是写在纸上的规则,却是所有人都懂的规则。

“老何,”吴栋梁说,“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何胜利的声音依然平静,“明天会上,有人会拿‘程序合规’这张牌打我们。他们会说,田国富在场、特警布控、全程录音录像——这么多措施都拦不住一个人跳楼,说明什么?说明不是办案手段有问题,是这个人早就想死了。”

吴栋梁皱眉:“你想用‘钟方蓄意自杀’来反驳‘专案组逼死人’的指控?”

“不是反驳。”何胜利说,“是举证。钟方选择十八楼那间办公室,选择田国富在场的时间,甚至选择留下那句‘游戏才刚开始’——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结论:他不是被逼死的,他是用自己的死,作为反击我们的武器。”

电话两端都沉默了。

这个推论,他们两人私下讨论过,但没有写入正式报告。因为没有证据。或者说,没有能摆上台面的证据。

“老何,”吴栋梁说,“如果明天我把这个推论摆到常委会上,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知道。”何胜利说,“会有人说我们污蔑死者,会有人说我们推卸责任,会有更多人相信钟方是‘含冤而死’。”

“那你还让我说?”

“不是让你说。”何胜利的声音很轻,“是让你准备着。如果有人逼到那一步,这是最后的武器。”

吴栋梁握着电话,久久不语。

窗外,暮色四合。长江路上的车灯连成流动的光河,京州的夜晚一如往常。

但他知道,明天之后,一切都会不一样。

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八点五十分。

汉东省委一号楼,常委会议室。

长条形的会议桌覆着墨绿色桌布,十七把高背椅围成椭圆形。省委书记沙瑞金坐在主位,省委副书记、省长请假,省委专职副书记、京州市市委书记祁同伟缺席,两侧是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常务副省长李达康等常委。

会议桌另一侧,吴栋梁、何胜利并排而坐,面前摆着厚厚一摞材料。

这是吴栋梁第一次列席汉东省委常委会。他不是汉东干部,理论上没有资格参加。但今天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专案组工作汇报”。

沙瑞金宣布开会。

他先说了一段开场白,强调省委坚决支持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各项部署,充分肯定专案组前期工作成效,同时指出近期几起案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关注,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这段话没有点名,但在座的人都清楚指的是什么。

何胜利开始汇报。

他从李杰案讲起,梳理了京州城市银行违规贷款、汉东油气集团利益输送、稀土出口配额倒卖三条线索的侦查进展。数据详实,逻辑严密,证据链完整。

汇报到一半,被一个声音打断。

“何书记,我插一句。”周汉昌放下手中的笔,语气平和,“您刚才说,稀土案的批文是钟正国同志在任中纪委副书记期间签的。我想请教一下,中纪委副书记有没有权力签署稀土出口配额文件?”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何胜利看着周汉昌:“周书记,这个问题应该在材料里有明确说明。钟正国同志当时兼任政务院稀土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的组长是时任国务委员,成员包括工信部、商务部、中纪委等八个部门的负责同志。稀土配额调整方案,需要领导小组全体成员会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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