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钟正国同志的签字，是职务行为。”周汉昌说。
“是职务行为。”何胜利点头，“但职务行为不必然排除个人责任。方案的具体内容由工信部起草，钟正国同志会签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这份方案，恰恰是为赵瑞龙的公司量身定制的。”
周汉昌微笑：“量身定制，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何胜利翻开卷宗：“方案第四条第3款，将原本需要公开招标的稀土出口配额，改为‘定向支持具有海外资源开发经验的重点民营企业’。全汉东符合条件的，只有赵瑞龙一家公司。方案起草人承认，这个条款是应钟方要求加入的。”
周汉昌没有说话。
另一位常委开口了，是省委统战部部长柳政。
“何书记，”柳政是钟小艾的丈夫，先是接任祁同伟的京州市市长，但是任期满后没有如愿以偿的接任京州市市委书记，反而只能接了汉东省的统战部部长，进入常委班子，他一直憋着一股气。“我不是质疑专案组的工作，但有个细节想请教。钟方同志为什么能‘要求’工信部为他量身定制方案？他在央企工作，不是政府部门，有什么权力干预部委决策？”
何胜利看着他，没有立即回答。
这个问题看似平常，实则暗藏陷阱——如果何胜利说“钟方通过其父的影响力干预部委决策”，就等于在公开场合指控钟正国滥用职权；如果说“目前还在调查中”，就等于承认专案组证据不足。
吴栋梁接过话头：“王部长，钟方与工信部相关人员的具体关系，我们还在深挖。目前掌握的情况是，方案起草人陈某某是钟方的大学同学，两人保持多年密切联系。陈某某因女儿留学需要，接受过一笔五十万美元的‘借款’，这笔钱最终可以追溯到赵瑞龙的离岸账户。”
柳政点点头，不再追问。
会议室里短暂的安静。
常务副省长李达康合上面前的文件夹，声音浑厚：“吴部长、何书记，专案组的工作，省委是肯定配合的。今天请你们来，不是为了挑刺，是为了把后面的事情理顺。”
他顿了顿，环视在座的人：“钟方同志不幸去世，社会上传了很多话，有些很不好听。我的建议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善后工作做扎实。该向家属通报的，尽快通报；该公开澄清的，择机公开澄清。不能让谣言牵着鼻子走。”
何胜利点头：“李省长说得对，我们正在准备善后方案。关于钟方同志遗体火化、追思活动安排，建议由省委办公厅牵头，专案组配合。”
“可以。”李达康看向省委秘书长，“这件事老张你来抓。”
省委秘书长张明礼点头。
气氛似乎缓和了一些。
但吴栋梁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果然，周汉昌再次开口。
“何书记，”他的语气依然平和，“还有一个问题，我在下面听到不少反映，今天当面请教。钟方同志被依法拘传，这是专案组的职权，我不质疑。但拘传的时间、地点、人员配置，是不是有优化的空间？”
他顿了顿：“他是华X集团的正厅级总经理。就算要抓，能不能在白天、在办公室、由熟悉他的同志去做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在凌晨、像抓刑事犯一样？”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何胜利看着周汉昌，一字一句：“周书记，拘传的时间、方式，是经过周密研判的。钟方同志长期负责协调政法工作，对公安机关的办案手段非常熟悉。他反侦查能力强，曾经多次规避调查。我们选择在凌晨、在他放松警惕的时候实施拘传，是为了确保行动成功，避免意外。”
“避免意外？”周汉昌重复这四个字，语气依然平和，却像一把钝刀，“那钟方同志现在在哪里？他有没有意外？”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甩在何胜利脸上。
田国富开口了。
“周书记，”他的声音有些沙哑，“钟方同志牺牲时，我在现场。我以党籍担保，专案组没有对他实施任何强制手段，没有进行疲劳审讯，没有限制他休息的权利。他跳楼前和我交谈了十九分钟，思路清晰，情绪平稳。他选择跳楼——”
田国富停顿了一下，喉结滚动：“是他自己的决定。”
周汉昌看着他，没有说话。
刘培生没有参会，但他在四九城说过的那句话，此刻回荡在许多人脑海里——“田国富在现场，他是干什么吃的？”
沙瑞金放下茶杯。
“老田，你也在现场。”他的声音不高，但所有人都安静下来，“钟方跳楼前，跟你说了什么？”
田国富沉默了几秒。
“他交代了瑞士银行账户，密码是他女儿的生日倒序。”他没有说钟方最后的笑容，没有说那句“游戏才刚开始”，也没有说那封遗书，“他还让我转告他父亲——他辜负了父亲的教诲。”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送风的嗡鸣。
沙瑞金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会议继续进行。
但所有人都知道，今天这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下午三点，专案组指挥部。
吴栋梁、何胜利、田国富三人关起门来，已经谈了四十分钟。
“周汉昌今天是有备而来。”吴栋梁手指轻叩桌面，“他问的问题，每一个都在点子上，而且每一刀都往最疼的地方捅。”
“不止周汉昌。”何胜利摘下眼镜擦拭，“柳政那问题也是设计好的。不管我怎么答，都会踩雷。如果不是你接过去，今天就陷进去了。”
田国富一直没说话。
他面前摆着一杯茶，早已凉透。
“老田，”吴栋梁转向他，“你在会上替我们挡了一枪。但这枪是替你挨的——周汉昌那句‘避免意外’，表面上问的是何胜利，实际上打的是你。他们不会放过‘田国富在场却没拦住人’这个点。”
田国富抬起头，眼中有深深的疲惫。
“我知道。”他说，“刘培生昨天从四九城回来，今天上午就见了周汉昌。他们谈了什么，我没渠道知道，但可以猜个大概。”
“刘培生？”何胜利眉心一紧，“他掺和进来了？”
“他是钟正国提起来的。”田国富说，“十三年前，刘培生还是吕州地委副书记，因为一起经济案件差点被免职。是钟正国带调查组下来，把事情压下去了。从那以后，刘培生就是钟家最忠实的盟友。”
吴栋梁沉默。
一个退休七年的副省级干部，亲自出山，从汉东跑到四九城。这不是“关心后辈”能解释的。
“还有一件事。”田国富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这是一份省纪委内部的情况通报。标题是《关于近期网络涉纪舆情监测分析》，落款是昨天。
吴栋梁翻开，眉头越皱越紧。
“逼死厅官”“纪委酷吏”“汉东白色恐怖”……这些词条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在V博、V信等各大平台出现频率激增。虽然账号多是新注册的小号，但内容专业、节奏统一，明显有组织。
“技术部门追溯了最初的发帖源。”田国富说，“大部分指向境外IP，但有几个账号的注册手机号，归属地在汉东。其中一个，是省委办公厅小车班司机的家属。”
何胜利接过文件，一目十行扫完。
“舆论战。”他说，“有人在利用钟方的死，打舆论战。”
“不仅是舆论。”田国富说，“今天下午省气氛组有十二名代表联名，要求专案组就‘钟方同志非正常死亡’问题接受质询。领衔的是刘培生的老部下，原林州市气氛组主任。”
吴栋梁看着面前两个战友，突然觉得很累。
他知道，办案最难的是——当你明明站在正义这边，却要被人泼脏水、扣帽子、指责你“逼死人”。
“老吴。”何胜利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
吴栋梁抬头。
“你在想什么？”何胜利问。
吴栋梁没有回答。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雪后的京州城银装素裹，长江路上的积雪正在融化，屋檐滴着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在想，”他说，“如果钟方跳楼那天，我坚持让特警强攻，而不是让田国富去劝——现在会是怎样？”
田国富摇头：“不会不一样。他铁了心要死，谁都拦不住。”
“家属不会信。”何胜利说，“周汉昌不会信。刘培生不会信。那十二个联名质询的气氛组代表，也不会信。”
会议室再次沉默。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田国富问。
吴栋梁转身，眼中已没有犹豫。
“三条线。”他说，“第一，柳远和的审讯必须加快。他交代十二年前吕州矿难案，这是周汉昌的死穴。一旦拿到完整口供，形成证据链，周汉昌自己就是涉案人，他还有什么资格质疑专案组？”
“第二，瑞士账户的资金流向，继续深挖。钟正国名下有没有直接关联的证据，这是决定性的。只要证明他个人收受利益，什么‘四十年贡献’、‘丧子之痛’都不能成为免责理由。”
“第三——”他看向田国富。
“第三，”田国富接过话，“刘培生、周汉昌这些人，为什么敢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觉得专案组投鼠忌器，不敢动他们。必须让他们知道——这把火，已经烧到他们脚底下了。”
何胜利看着田国富：“你想动谁？”
田国富沉默了几秒。
“省气氛组那十二个联名代表，”他说，“领衔的是李春华。他儿子李明，是汉东省第三建筑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去年中标了三个省重点工程，标底是谁泄露的，我一直有疑问。”
吴栋梁看着他：“你有证据？”
“正在查。”田国富说，“但只要有这个由头，就可以先停职、再调查。这叫敲山震虎。”
何胜利没有说话。
他知道田国富在做什么——用纪检的手段，回击对手的进攻。这是以牙还牙，也是兵行险着。
但此时此刻，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这件事，”何胜利说，“我知情，但不介入。你是省纪委书记，查省内干部是你的职权。真出了问题——”
“我承担。”田国富打断他，“我一个人承担。”
吴栋梁看着田国富，忽然说：“老田，你父亲是田继尧同志。”
田国富一怔。
“当年，你父亲病逝，追悼会上有人送过一副挽联。”吴栋梁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落款是‘钟正国敬挽’。”
田国富的瞳孔微微收缩。
他知道吴栋梁在说什么。
二十年前，钟正国与他父亲田继尧是同志、是战友。二十年后，他田国富要亲手把钟正国送上法庭。
这就是纪检干部的宿命。
“我知道。”田国富说，“正因为如此，才更要办到底。”
他没有再说下去。
窗外，屋檐的滴水渐渐慢了。京州的冬天，傍晚来得格外早。
十一月十七日，凌晨两点。
吴栋梁还在指挥部。
审讯室里，柳远和的交代已经进入第七个小时。他像开了闸的洪水，把他所知道的积压多年的秘密一桩桩倾倒出来。
十二年前，吕州矿难，死亡36人，瞒报28人。
十年前，汉东高速招标案，指定三家“内定”企业入围。
每一桩，都指向周汉昌等人。
每一桩，都有钟方的参与。
而钟方所做的一切，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与一个人有关——
他的父亲。
审讯员递过来一杯水，柳远和喝了一口，继续说。
“周汉昌怕什么？”他的声音已经完全嘶哑，“他最怕的不是我，不是李杰，甚至不是钟方。他最怕的是……”
他抬起头，看着单向玻璃。
他看不见玻璃那边的吴栋梁，但他知道吴栋梁在那里。
“他最怕的是十二年前那份调查报告的原稿。”
吴栋梁拿起对讲机：“原稿在哪里？”
柳远和摇头：“我不知道。当年改完定稿后，原稿被钟方拿走了。他说要留个备份，说‘有些东西，总有一天用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