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没接话，目光在那片荒地上停了一瞬，又收回来了。
他跟栓柱不熟，但聊起来也不生硬，毕竟栓柱是屯子里长大的娃娃，小时候也在街上疯跑过。
父亲看着车窗外那片荒地，又问了一句：“老刘头还在不在？”
栓柱说：“人还在，他闺女刚出了马。堂子还是阳哥给立起来的呢！”
“那他身体还行吧？”
“硬朗着呢。”栓柱说，“现在他闺女出了马，他就跟着他闺女跑前跑后忙活呗。”
父亲“嗯”了一声，头靠在座椅背上，看着窗外。
阳光从西边斜着照进来，车窗半开着，风灌进来，吹得他衣领翻起来又落下。
他十多年没走这条路了，路还是那条路，但路边的人和地换了好几茬。
玄阳子坐在他旁边，靠着座椅，双手交叉搭在肚子上，一直闭着眼。
他这一路上话不多，但该搭腔的时候也搭腔，不是那种闷声不响的人。
“张天师，”玄阳子忽然睁开一只眼，“你儿子开着路虎，你儿媳妇怀着你老张家的孙子，你这福气够大的了。”
父亲被他这话逗乐了，笑了一声：“我哪不知足了？我就感叹了句世事无常多变幻。”
“你心里美着呢。”玄阳子又闭上眼了。
母亲坐在副驾驶后面，隔着座椅拍了拍父亲的肩膀：“你少说两句，让孩子们清净清净。”
父亲没接话，但嘴角还带着点笑意。
他靠在座椅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前头我和徐静的后脑勺上，像是不经意地看了几眼，又移开了。
路上隔一段就有一个岔口，通向不同的屯子。
有的路还是土路，有的铺了砂石，但车辙印都很深。
偶尔能看见路边停着一辆三轮车，车斗里装着柴火或者草料。
有时候也有人在田埂上走，扛着锄头或者背着筐子，步子不紧不慢的，像是跟地里的庄稼商量好了节奏。
栓柱指着前面一个路口：“阳哥，从这儿拐进去能省三里地，不过那段路不好走，坑多，你这车底盘高不怕。”
“从主路走吧。”我说，“不差这点时间。”
栓柱“嗯”了一声，把窗户又摇下来一点，风灌进来，呼的一阵，吹得车里人都精神了一下。
“这风有点凉了。”母亲说，“太阳要下去了。”
“快了。”我说，“还有十来里地。”
“那不算远了。”母亲把外套拉了拉，“十来里地一会儿就到。”
徐静坐在副驾驶，靠着椅背，闭着眼。
她的呼吸很匀，脸上的气色比刚出山那会儿好了一些，嘴唇也红润了点。
我放慢了车速，拐过一个弯，前头出现了一大片平整的农田。
庄稼还没种，地翻得整整齐齐的，一条一条的田垄从路边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脚下，在午后的光里泛着湿润的黑色。
栓柱又指着那边开口了：“阳哥，那块地就是咱家以前的自留地，你还记不记得？”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片地不大，靠近林子边上：“记得，咱小时候在地里掰过苞米，你掰了一根没熟的，啃了一口就吐了。”
“那个苞米它不甜。”栓柱笑道，“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喂牲口的品种。阳哥，这块地现在谁种呢？”
“不知道。”我说，“可能荒着了吧。”
父亲在后座接了一句：“那块地以前是种黄豆的。你爷爷每年都种，收上来自己磨豆腐。”
“现在没人磨了。”我说。
“那可惜了。”父亲说。
坐在最末排靠窗的明月道姑自始至终没有开口说话，只是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
她这会儿趁着车程慢行恢复气力，不参与闲聊。
偶尔她动一下手指，调整搭在膝上那只手的姿势，又不动了。
她就像一团安静的空气，坐在后排角落，跟着车身的颠簸一起一伏，不打扰任何人。
又开了一阵子，路边开始出现房子了。
先是零散的几间土坯房，屋顶的草都烂了，露出黑漆漆的房梁，窗户用木板钉着，门框上挂着锈迹斑斑的铁锁。
然后房子慢慢密集起来，一间挨着一间，有的新有的旧，有的门口堆着柴火垛，有的院墙里探出一棵枣树的枝丫，光秃秃的，还没发芽。
父亲坐直了一些，往窗外看：“快到了。”
栓柱说：“还有两里地。”
两里地不算远，但路边的房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渐渐连成了片。
有户人家门口蹲着一个老头，正拿着旱烟袋晒太阳，看见我们的车过来，眯着眼看了一会儿，等车过去了也没站起来。
母亲往窗外看了一眼：“那是不是老赵？”
栓柱回头也看了一眼：“是他。赵老爷子，快八十了，耳朵背，听不见车声。”
“他还在呢。”母亲说，“我还以为他早搬走了。”
“搬啥搬，他儿子在县城买了房让他去住，他住了不到半个月就跑回来了，说住不惯，还得回屯子蹲墙根儿。”
栓柱说得跟讲评书似的，
“现在天天早上搬个马扎坐门口，坐到中午回去吃饭，下午接着出来坐，雷打不动。
谁路过跟他说话他也听不清，就冲人摆手，也不管认不认识。”
“那是他。”母亲笑着说，“以前就这样，谁跟他说话他都摆手，意思是不用管我，我挺好的。”
父亲也笑了笑，没说什么，但看着窗外的眼神柔和了不少。
车拐进最后一条巷子的时候，我放慢了速度。
巷子窄，两边都是院墙，墙根下长着青苔和杂草，有的地方墙皮掉了，露出里面的土坯。
巷子尽头就是我家那两扇老木门，门板上的漆差不多掉光了，露出灰白的木头纹理，门缝透出院子里一小片平整的地面，扫得干干净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