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我带着清单去了陆家老宅。
这次没去书房，直接去了后院的库房。陈律师已经在门口等着，手里拿着钥匙，旁边站着两个账房先生，还有陆家的老管家。
“陆小姐。”陈律师点头致意，“按您的清单，嫁妆里剩下的物件都清点出来了，封存在西厢房。”
我接过他递来的册子。泛黄的纸页上，用工整的小楷列着：
绸缎十二匹（苏绣六匹、湘绣四匹、蜀绣两匹）
银器一套（茶具、酒具、餐具共三十六件）
首饰一匣（金簪两对、玉镯三只、珍珠项链一串）
楠木箱四只（内装四季衣裳）
……
“这些是实物，”陈律师说，“还有些已经转卖或挪用的，按市价折算。您要现在清点吗？”
“清点。”我说。
西厢房的门被打开，灰尘在阳光里飞舞。房间很大，但很空，靠墙堆着七八个箱子，都落了锁，锁头上锈迹斑斑。
老管家找出钥匙串，一个一个打开。
第一个箱子是绸缎。即使隔着几十年，那些料子依然光鲜——湖蓝色的杭绸、杏黄的软缎、朱红的织锦，一匹匹叠得整整齐齐，用油纸包着。我伸手摸了摸，触感冰凉滑腻。
“这些料子，”账房先生小声说，“现在市面上不多见了。苏绣的老师傅好些都不在了。”
“值多少？”我问。
两个账房先生交换了眼色，其中一个拨弄算盘：“按现在的行情，上好的苏绣一匹能卖到两百大洋。这里六匹，就是一千二。湘绣和蜀绣便宜些，但也能到一百五一匹。加起来……两千一百块左右。”
我点点头：“记下。”
第二个箱子是银器。茶壶、茶杯、酒壶、酒杯、碗碟勺筷，一整套，全都錾着精细的花纹——不是普通的吉祥图案，是兰草和竹叶，清雅得很。每件底部都刻着一个小小的“傅”字。
我拿起一只茶杯。银子已经有些发黑，但花纹依然清晰。我想象着母亲年轻时用这套茶具待客的样子——她一定穿着素色的旗袍，动作轻柔，说话轻声细语。
“银器现在不流行了，”账房先生说，“但这是老手工，用料也足。整套的话……能值八百。”
“记下。”
第三个箱子最沉。打开时，一股樟木味扑面而来。里面是四季衣裳：春衫薄如蝉翼，夏裙轻若流云，秋袄厚实温暖，冬氅镶着毛边。颜色都是素净的——月白、浅碧、藕荷、鸦青。
我拎起一件秋香色的夹袄。面料是上好的宋锦，袖口绣着缠枝莲，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见。这应该是母亲新婚时穿的。
“这些衣裳，”账房先生有些为难，“款式都旧了，料子再好，也只能拆了重做。按布料算的话……”
“不拆。”我说，“这些我带走。”
陈律师愣了愣：“陆小姐，这……”
“我说了，我带走。”我把夹袄小心叠好，放回箱子里，“这些不折价，算我的。”
账房先生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最后一个箱子最小，也最精致。红木雕花的匣子，打开来，丝绒衬里已经褪色，但里面的首饰依然闪亮。
金簪是并蒂莲的样式，玉镯是上好的和田玉，温润通透。珍珠项链的珠子不大，但颗颗圆润，泛着淡淡的粉光。
我拿起一只玉镯，对着光看。玉质纯净，没有一丝杂质，像一汪凝固的湖水。
“这是我外婆的嫁妆。”我忽然说。
众人都安静下来。
“我母亲出嫁时，外婆从自己手腕上褪下来，给了她。”我把玉镯放回匣子，“她说，希望我母亲将来也能传给自己的女儿。”
可惜，母亲没有女儿可以传——只有一个我，而我又是个从小就不喜欢戴首饰的。
“这些首饰，”账房先生的声音轻了些，“现在的金价是……”
“我知道金价。”我打断他，“但这些不卖。也带走。”
陈律师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实物清点完，我们回到前厅。账房先生拿出算盘，开始噼里啪啦地打。
“绸缎两千一，银器八百，首饰按金价折算是一千二，楠木箱子本身也值点钱，四个算一百。”他一边算一边念，“再加上之前已经折现的部分——闸北铺面的补偿八千，其他挪用物件的折价两千四百……总共是一万四千五百大洋。”
他抬起头：“这是实物部分。另外，您要求的利息……”
“按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算，”我说，“从民国二年我母亲出嫁开始，到今年，二十五年。本金四万四，利滚利。”
账房先生的额头冒汗了。算盘珠飞快地跳动，声音密集得像雨点。
最后，他报出一个数字：“连本带利，总共……七万八千六百二十三元四角。”
客厅里一片寂静。
陈律师摘下眼镜擦了擦：“陆小姐，这个数目……”
“不多。”我说，“二十五年，四万四的本金，放在银行里也该有这个数了。”
“可是陆先生现在的情况……”
“那是他的事。”我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正说着，护工推着陆振华进来了。他今天看起来更憔悴了，脸颊凹陷，眼窝深陷，但眼神依然锐利——像一头被困住的、衰老的豹子。
陈律师把账目拿给他看。陆振华用左手接过，看得很慢，很仔细。
看完后，他抬起头，看着我。
然后他伸出左手，颤抖着，比了一个“六”的手势。
“六万？”我问。
他点头。
“不行。”我说，“七万八，一分不能少。”
他的眼睛瞪大了，喉咙里发出愤怒的“嗬嗬”声。
“您可以不给，”我平静地说，“那我就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到时候查封房产、拍卖家当，闹得满城风雨——您应该不想再上报纸了吧？”
陆振华的手死死抓住轮椅扶手，指节发白。
僵持了大概五分钟。
最后，他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那就这么定了。”我转向陈律师，“三天内，我要见到钱。现金也好，银行本票也罢，总之，三天。”
陈律师苦笑：“陆小姐，七万八不是小数目，筹措需要时间……”
“那是你们的事。”我站起身，“三天后这个时间，我再来。如果钱没到位，我们就法庭见。”
我走到门口，又回过头：“那些箱子，我下午就派人来拉走。”
走出陆家大门时，阳光正好。春天的阳光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把库房里的阴冷气都驱散了。
车在门口等我。顾慎之不在，他今天去南京了，走之前给我留了辆车和一个司机。
“去傅记旗袍店。”我说。
车开到旗袍店时，母亲正在柜台后算账。看见我进来，她放下算盘：“谈完了？”
“谈完了。”我把清单递给她，“七万八，三天后到手。”
母亲接过清单，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字迹。她的指尖在“绸缎十二匹”“银器一套”“首饰一匣”上停留了很久。
“都还在？”她轻声问。
“都在。”我说，“下午就拉过来。”
母亲的眼里有水光闪动，但她很快眨了眨眼，忍住了。
“那些衣裳，”她说，“都过时了。”
“过时了就改。”我说，“您的手艺，改一改，又是新衣裳。”
母亲笑了，这次笑得真切了些：“你倒是会打算。”
“跟您学的。”我说。
下午两点，我叫的搬运工到了陆家。四个大箱子，加上那个红木首饰匣，全都搬上了卡车。
我坐在车里，看着卡车缓缓驶出陆家大门。老管家站在门口，远远地望着，身影佝偻。
车子经过霞飞路时，我看见了如萍。她一个人走在街上，手里拎着个布包，低着头，走得很快，像是要逃离什么。
我没叫她。
卡车开到旗袍店后院，工人们把箱子卸下来，搬进屋里。母亲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箱子一个个被抬进来，放在地上。
等工人都走了，她慢慢走过去，蹲下身，打开了第一个箱子。
绸缎的光泽在午后的阳光里流淌。她伸手抚摸那些料子，一寸一寸，像是抚摸久别重逢的故人。
“这匹湖绸，”她轻声说，“本来要做嫁衣的。可你父亲说，正红色太俗气，要我穿洋红的。”
她展开那匹朱红的织锦。锦缎上绣着百子图，孩童个个憨态可掬，栩栩如生。
“后来就没穿成。”她把锦缎重新叠好，“一直放在箱子里，一放就是二十五年。”
她又打开首饰匣。金簪、玉镯、珍珠项链，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她拿起那串珍珠，戴在脖子上。珠子贴着她素色的旗袍衣领，温润的光泽衬得她的脸色都好了些。
“好看吗？”她转头问我。
“好看。”我说。
母亲对着镜子照了照，然后轻轻叹了口气，把项链取下来，放回匣子里。
“还是收着吧。”她说，“这些日子戴，太招摇了。”
她把首饰匣盖上，却没有锁，只是放在柜子上。
“依萍，”她忽然说，“那些钱到手后，你打算怎么用？”
“开书店，扩大生意。”我说，“再存一部分，以备不时之需。”
母亲点点头：“是该这样。这世道……钱放在手里，比什么都踏实。”
她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那棵正在发芽的桂花树。春风拂过，嫩绿的叶子轻轻摇晃。
“我嫁过来的时候，也是春天。”她说，“那年的桂花开得特别早，一进院子就闻到香。你父亲站在门口接我，穿着崭新的军装，很精神。”
她停顿了一下：“那时候我想，这辈子就这样了。相夫教子，安稳度日。”
“后来呢？”
“后来……”母亲笑了笑，笑容里有些苦涩，也有些释然，“后来发现，有些路，一个人走不下去。有些梦，一个人做不完。”
她转过身，看着我：“还好，现在有你了。”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但手心是暖的。
“妈，”我说，“从今往后，咱们自己走。”
“嗯，”她点头，“自己走。”
窗外传来卖花姑娘的吆喝声：“白兰花——栀子花——”
声音清脆，带着春天的气息。
母亲松开我的手，走到那些箱子前，重新打开装着衣裳的那一只。她拿出那件秋香色的夹袄，在自己身上比了比。
“腰身还合适，”她说，“就是袖子长了点。改短些，今年秋天还能穿。”
她拿着夹袄走到工作台前，坐下，戴上眼镜，拿起尺子和粉饼。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照在她专注的侧脸上，照在她手中的布料上。
一针一线，一起一落。
像是在缝补什么，又像是在创造什么。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轻轻关上门，走了出去。
院子里，桂花树的嫩芽在春风里微微颤动。
新的叶子，新的开始。
那些旧日的箱笼、绸缎、首饰、衣裳，都将在这个春天里，获得新的生命。
以新的方式，在新的主人手里。
而我和母亲，也将在这个春天里，开始新的生活。
用那些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