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雪霁天晴。
我坐在书店二楼的窗前，面前摊着三份刚刚誊写完毕的信件。同样的内容，同样的笔迹——用的是左手写的仿宋体，工整得看不出个人特征。
信的内容很简单：
“监察院钧鉴：兹举报原东北军第八师师长陆振华（现居上海福煦路XX号）于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年间，多次挪用军饷、克扣军需、倒卖军用物资。现有部分证据可查，涉及金额约十万大洋。望彻查。知情人启。”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只有这寥寥数语。
但已经足够。
足够让该看到的人看到，足够让该慌张的人慌张。
问题在于，这三封信，该寄往哪里？
第一封，寄往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这是最正规的渠道，理论上也最能引起重视。但问题是，监察院里有陆振华打点过的人——账本上清清楚楚记着，民国二十二年，监察院某科长嫁女，陆振华送了五百大洋的贺礼。
第二封，寄给《申报》。媒体的力量不可小觑，尤其是《申报》这样影响力巨大的报纸。但风险也大——一旦公开，就等于撕破脸皮，没有回旋余地。而且，报社里有没有陆振华的人？难说。
第三封，寄给上海特别市政府。这是陆振华的地盘，他在上海经营多年，政商两界都有关系。寄给市政府，很可能信还没到市长手里，就先落到了陆振华手里。
笔尖悬在信封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窗外，雪后的阳光明晃晃地照进来，把桌面晒得发烫。楼下传来傅文佩和可心整理书架的轻声细语，还有偶尔响起的门铃声——有顾客来了。
这样平静的午后，我却在这里谋划着一场可能掀起惊涛骇浪的举报。
“在想什么？”
我抬起头，顾慎之不知何时站在楼梯口。他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棉袍，手里拿着一份卷宗，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温和依旧。
“在想这三封信，该寄到哪里。”我把信推给他看。
他走过来，拿起信看了看，又放下：“都是匿名信？”
“嗯，左手写的，仿宋体。”
“内容呢？”
“只提了挪用军饷的事，金额写了个大概。没有提具体证据，没有提涉及的人名，更没有提账本的存在。”
顾慎之点点头：“谨慎是对的。这封信一旦寄出，就是打草惊蛇。我们要的，是蛇出洞，不是蛇死——至少现在不是。”
他在我对面坐下，从卷宗里取出一份文件：“我查了陆振华在法租界那处房产的底细。名义上是一个法国商人的产业，但实际上，陆振华通过一家空壳公司持有。而最近半年，那里住进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谁？”
“原东北军的一个旅长，姓张。”顾慎之把文件推过来，“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这个张旅长带着部下投了日本人。后来不知怎么来了上海，一直躲在法租界。陆振华每个月给他两百大洋，说是‘安家费’，实际上……”
“是封口费。”我说，“这个张旅长，知道陆振华在东北的事？”
“不仅知道，很可能还参与了。”顾慎之指着文件上的一行记录，“民国十八年，陆振华倒卖的那批军火，就是这个张旅长经手的。后来张旅长投日，陆振华怕他把自己供出来，就把他接到上海，好吃好喝养着。”
我翻看着那些记录。很详细，有张旅长的照片，有他在法租界的住址，有他每天的活动规律，甚至还有他最近常去的一家烟馆的地址。
“这些你是怎么查到的？”我问。
顾慎之推了推眼镜：“我有些朋友，专门做这种调查。当然，费了些工夫。”
我没有追问是什么朋友。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好。
“所以，”我把文件合上，“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举报陆振华挪用军饷，二是举报他包庇汉奸。”
“你觉得哪个更有效？”
我想了想：“挪用军饷是旧账，虽然严重，但时过境迁，查起来需要时间。包庇汉奸是现行，而且涉及抗日大义，一旦曝光，舆论压力会很大。”
“但风险也大。”顾慎之说，“张旅长是陆振华手里的筹码，也是定时炸弹。如果我们动了他，陆振华可能会狗急跳墙。”
“那我们就让他没时间跳墙。”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名字，“魏光雄。”
顾慎之眼睛一亮：“声东击西？”
“对。”我说，“我们先对魏光雄下手。他是王雪琴的靠山，也是陆振华现在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如果魏光雄出事，王雪琴会慌，陆振华会分心。这时候，我们再动张旅长这条线，他们就顾不过来了。”
“然后再寄出举报信？”
“不，举报信最后寄。”我说，“等魏光雄和张旅长的事都发酵了，陆振华自顾不暇的时候，匿名信寄到该寄的地方——那时候，这封信就不是简单的举报，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顾慎之沉默片刻，然后笑了：“陆依萍，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狠。”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我说，“陆振华对我，对可云，对那些被他害过的人，可曾有过半分仁慈？”
“没有。”顾慎之收起笑容，“所以，我们也不必留情。”
我们开始制定详细的计划。
第一步，对付魏光雄。顾慎之手里有魏光雄走私的证据——不是从陆振华的账本里来的，是他自己调查的。魏光雄主要走两条线：一是从香港走私洋货到上海，二是从上海走私烟土到内地。两条线都有详细记录，时间、地点、经手人，一清二楚。
“这些证据，可以匿名寄给租界巡捕房。”顾慎之说，“法租界最近在严打走私，正需要立功的机会。”
“但不能一次性全给。”我说，“分批给，让巡捕房一点点查，一点点挖。拖得越久，魏光雄越慌，他手下的人越容易乱。”
“好。”顾慎之在笔记本上记下，“第一批证据，明天寄出。重点放在洋货走私那条线，这个罪名轻些，不会让他马上被抓，但够他焦头烂额一阵子。”
第二步，对付张旅长。这个人不能直接举报——一举报，陆振华就知道有人盯上他了。得用更迂回的方式。
“张旅长最近常去的那家烟馆，”我说，“是不是可以出点事？”
顾慎之明白了：“烟馆被查，张旅长作为常客，会被带回去问话。虽然问不出什么，但动静一大，陆振华就会紧张。”
“而且，”我补充道，“烟馆老板为了自保，可能会供出一些客人。张旅长的身份一曝光，就算巡捕房不抓他，舆论也会盯上他。”
“舆论……”顾慎之想了想，“《申报》的社会版，最近在做一个‘租界乱象’的系列报道。也许可以给记者提供点线索。”
“匿名提供。”
“当然。”
第三步，才是那封举报信。等前两步都见效了，等陆振华疲于应付魏光雄和张旅长的事时，举报信寄到监察院。
“但不要寄原件。”顾慎之说，“寄复印件。而且，只寄一部分——挪用军饷那部分。贿赂记录、勾结日方的证据，这些先留着。等监察院介入调查，陆振华一定会动用关系压下来。那时候，我们再寄第二批证据——证明他在阻挠调查的证据。”
“步步紧逼。”我说，“让他没有喘息的机会。”
“对。”顾慎之合上笔记本，“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更久。你要有耐心。”
“我等得起。”我说，“等了这么多年，不差这几个月。”
正事谈完，已是傍晚。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照进来，把整个房间染成温暖的橘红色。
顾慎之站起身，走到窗前：“今天天气真好。”
“嗯。”
“有时候我在想，”他看着窗外的街道，“我们做的这些事，到底是对是错。”
“你觉得呢？”我问。
“我不知道。”他转过身，背对着光，脸在阴影里，“但我知道，如果什么都不做，肯定是错的。”
这句话说到了我心里。
是啊，如果什么都不做，眼睁睁看着陆振华逍遥法外，看着王雪琴继续作恶，看着那些被他们害过的人得不到公道——那肯定是错的。
所以我们做了。
用我们的方式，在这个不公的世界里，争取一点公道。
“顾慎之，”我说，“等这些事都了结了，你想做什么？”
他想了想：“继续教书，继续写小说。也许……开个书店，像你这样的。”
“然后呢？”
“然后？”他笑了，“然后每天看书，喝茶，听听雨，看看雪。过点清静日子。”
这话说得简单，却让人向往。
是啊，等这些事都了结了，我也想这样——开个书店，做做旗袍，陪陪母亲。过点清静日子。
但前提是，这些事得了结。
而为了了结，我们现在必须继续往前走。
“我该回去了。”顾慎之说，“明天开始，按计划行事。”
“好。”
他走到楼梯口，又停下来，回头看我：“陆依萍，如果……我是说如果，过程中出了什么意外，你……”
“我会小心。”我打断他，“你也是。”
他点点头，下了楼。
我坐在窗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夕阳已经落山了，天空从橘红变成深蓝，几颗星星开始闪烁。
桌上的三封信还摊在那里。我拿起其中一封，对着光看了看。
匿名举报信，该寄往哪里？
最终，我没有寄出任何一封。
因为就像顾慎之说的，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们要先布局，先造势，先让对手自乱阵脚。
等时机成熟了，这封信自然会找到该去的地方。
而现在，我要做的，是等待。
等待第一步棋落下，等待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等待这场精心策划的风暴，一点点成形。
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我点亮台灯，把三封信收进抽屉，锁好。
然后我下楼，傅文佩正在准备晚饭。可心在柜台后算账，嘴里念念有词。
“依萍姐，”看见我下来，可心抬起头，“今天卖了十二本书，三本杂志，还有两块布料。账我记好了，您看看。”
我走过去，看了看账本。字迹工整，数目清晰。
“做得很好。”我说。
可心笑了，眼睛弯成月牙：“都是依萍姐教得好。”
晚饭是简单的两菜一汤。吃饭时，傅文佩说：“今天李副官来了，说可云的绣活又接了个大单，是给一家洋行经理太太绣披肩。定金就给了五十大洋。”
“真好。”我说。
“是啊，”傅文佩感慨，“谁能想到，半年前还病着的人，现在能靠手艺挣钱了。这都是你的功劳。”
“是可云自己的功劳。”我说，“她够坚强。”
吃完饭，我帮傅文佩洗碗。水很凉，但心里是暖的。
这个家，这个书店，这些我珍惜的人，都在一点点变好。
而我要做的，就是守护这份好。
用我自己的方式。
夜深了，我回到楼上。打开抽屉，又看了看那三封信。
匿名举报信，该寄往哪里？
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
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要做的，就是继续往前走。
一步一步，稳稳地。
走向那个该去的地方。
那个，能让真相大白，能让公义伸张的地方。
窗外，夜色深浓。
但我知道，天总会亮的。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黑暗里，点一盏灯。
哪怕只是微光。
也能照亮前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