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副官踏进书店时，脚步有些踉跄。早晨的阳光斜照进来，把他额角的汗珠照得发亮。
“大小姐，”他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扰了什么，“医院那边……出事了。”
我放下手中的布料样本：“慢慢说。”
“昨天下午，来了三个人。”李副官咽了口唾沫，“穿中山装，拿公文包，说是南京来的公务人员。他们进了老爷病房，把如萍小姐请出来了。谈了一个多钟头，出来的时候，老爷那张脸……”
他顿了顿，似乎在找合适的词。
“怎么样？”顾慎之从楼梯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今天的报纸。
“黑得像糊了的锅底。”李副官终于说出口，“如萍小姐进去时，看见老爷在纸上写了个‘逆’字，只写了一半，笔就掉地上了。手抖得厉害，根本握不住。”
空气安静了几秒。柜台后的可心停下了擦拭的动作，后院传来的缝纫机声也停了。
“什么人？”顾慎之问得平静。
“说是司法部特别调查科的。”李副官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他们留下的联系方式。他们跟如萍小姐说，后续可能还需要家属配合。”
我接过纸条，上面是钢笔写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字迹工整。
“他们还说什么了？”我问。
“问了很多老爷以前的事。”李副官回忆着，“在东北带兵的时候，这些年生意上的往来，还有……王雪琴那些事。如萍小姐吓坏了，一晚上没睡。”
顾慎之走到窗前，阳光把他的影子拉长投在地上：“终于来了。”
电话铃就在这时响起。可心接起来，听了几句，朝我招手：“依萍姐，安娜律师。”
我接过听筒。
“依萍，你听我说。”安娜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带着律师特有的冷静，“司法部有朋友给我透消息，陆振华被列入历史问题调查名单了。调查组已经到上海，下一步就是正式约谈。”
“这么快？”
“南京那边动作很快。”安娜顿了顿，“你……有个心理准备。这种调查，家属往往也会被问询。”
挂断电话，我看见顾慎之正看着我。他的眼神很平静，像早知道会有这一天。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走回桌边，把布料样本整理好，“他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实话实说。”
顾慎之点点头，没再说话。
下午两点，调查组的人来了书店。
两个人，一老一少。年长的戴眼镜，西装熨得笔挺，自我介绍姓陈。年轻的那个提着黑色公文包，手指关节处有钢笔磨出的茧。
“陆依萍同志，”陈调查员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晰，“我们了解到你和陆振华先生的关系。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可心端来茶。陈调查员接过，放在桌上没动。
“您请问。”我在他们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根据记录，你于今年三月离开陆家。”陈调查员翻开笔记本，“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我从那个雨夜说起。鞭子，日记，决绝地离开，在弄堂里租下第一个小房间。没有渲染情绪，只是陈述事实。
年轻的调查员在纸上飞快记录，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
“关于陆振华先生的商业活动，你了解多少？”陈调查员继续问。
“离开陆家时我十九岁，不过问生意上的事。”我说，“后来接手陆氏商行的部分业务，是在王雪琴的事情曝光之后。重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账目问题，都写在重组报告里了。”
“具体是哪些问题？”
“虚报利润，偷漏税款，还有一些资金往来去向不明。”我说得很客观，“报告在顾教授那里，如果需要，可以调阅。”
陈调查员点点头，又问了几个细节。时间，地点，涉及的人名。我一作答。
谈话快结束时，陈调查员合上笔记本：“陆同志，感谢你的配合。市妇联对你的表彰，我们也看到了。新时代需要你这样的女性。”
送他们出门时，我看见街对面有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迅速转过身去。顾慎之站在我身后，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
“看见了？”他低声说。
“嗯。”
“不止一拨人在关注这件事。”
回到楼上，顾慎之推开隔壁房间的门——刚才谈话时，那扇门一直虚掩着。
“他们问得很专业。”他说，“不是走过场。”
“你觉得会是什么结果？”
顾慎之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厚厚的《民国法律汇编》：“偷税漏税，经济处罚。历史问题……要看性质有多严重。”
他把书放回去，转身看着我：“依萍，陆振华早年跟东北军关系很深，后来在上海做生意，有些手段不那么干净。这些事，不是秘密。”
“所以这次……”
“所以这次是清算。”他说得很直接，“只是早晚的问题。”
第二天一早，尔豪回来了。
他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塞满了笔记本和照片。脸晒黑了，颧骨突出，但眼睛里有种以前没有的光。
“依萍，这是这周的稿子。”他把一沓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放在桌上，“写的是码头工人老刘一家，六口人挤在十平米的棚屋里，大儿子十四岁就去扛包了。”
我接过稿子，还没看，就听见他说：“听说……爸被调查了？”
“你也知道了？”
“医院打电话到报社找我。”尔豪的声音低下去，“如萍哭得说不清话，是护士接过去说的。”
他拉开椅子坐下，手肘撑在膝盖上，盯着自己的鞋尖。那双鞋磨破了边，沾着泥。
“尔豪，”我看着他，“如果调查结果对爸不利，你怎么想？”
他很久没说话。窗外传来电车叮当声，卖桂花糕的吆喝声，孩子的笑闹声。这些平常的声音，此刻显得格外清晰。
“我采访老刘的时候，”尔豪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哑，“问他最想要什么。他说想要一张大点的床，让孩子们不用挤在地上睡。我问他，怎么不找个好点的工作。他笑了，说像他这样没读过书的，能有活儿干就不错了。”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些红：“依萍，我以前从没想过，一张床，一份工，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全部。而我生下来就有大房子，有好学校，有花不完的零花钱。”
他顿了顿：“那些钱……是怎么来的？”
这个问题悬在空气里。顾慎之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刚到的报纸。
“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他把报纸放在桌上，“陆振华涉嫌三项问题：军需贪腐、商业偷税、包庇犯罪。”
尔豪一把抓过报纸，快速浏览着。他的手指在颤抖，报纸被捏得皱起来。
“军需贪腐……”他喃喃道，“是说我小时候，家里常来的那些军官？”
“可能。”顾慎之在他对面坐下，“尔豪，你父亲那一代人，很多都有历史问题。时代在变，旧账总要算。”
尔豪盯着报纸，很久没动。最后他把报纸放下，站起身：“我去医院看看。”
“等等。”我叫住他，“见到调查组的人，实话实说。但也要记得，他是你父亲。”
尔豪的背影在门口顿了顿，然后消失在楼梯转角。
下午，我去了医院。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氧气机规律的气流声。陆振华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报纸放在床头柜上，显然有人念给他听了。
如萍守在床边，看见我进来，站起身：“姐……”
我摆摆手，示意她坐下。走到床边，我看着陆振华。他的脸确实像李副官说的，黑沉沉的一片死气。嘴唇抿得很紧，即使闭着眼，眉头也皱着深深的川字纹。
“处理决定你知道了。”我开口，声音在安静的病房里显得格外清晰，“五万罚款，没收十二万非法所得。老宅保留，其他房产拍卖抵债。”
他的眼皮动了动，没睁开。
“陆氏商行已经重组完毕，不在清算范围。”我继续说，“如萍和尔杰的生活费，我会负责。尔杰的学费，我也出。”
这时，他的眼睛睁开了。浑浊的眼珠转向我，里面有很多东西——愤怒，屈辱，不甘，还有深深的疲惫。
“你不用这样看我。”我说，“这些事不是我定的，是你自己做的。我没有添油加醋，没有落井下石，只是没有为你隐瞒。”
他的嘴唇开始颤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如萍赶紧拿起水杯，用棉签蘸水润他的嘴唇。
“爸，您别激动……”如萍的声音带着哭腔。
“让他说。”我把床头柜上的纸笔推过去。
陆振华用还能动的左手，颤抖着抓住铅笔。笔尖在纸上划拉，歪歪扭扭地写出两个字：“逆……女……”
笔掉了。他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
我弯腰捡起笔，放回他手边。
“如果实话实说就是逆女，那我认了。”我平静地说，“但这个逆女，会养你的儿子，会供你的孙子读书，会保住陆家最后一点体面。”
他闭上眼睛，一滴浑浊的泪从眼角滑下来，渗进枕头的棉布里。
如萍捂住了嘴，眼泪直往下掉。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离开病房。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很浓，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面上投出菱形的光斑。
顾慎之在楼下等我。
“都说完了？”
“说完了。”我说，“听不听得进去，是他的事了。”
我们走出医院，傍晚的风吹过来，带着凉意。街灯开始一盏盏亮起，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在石板路上。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顾慎之问。
“服装厂下周开工，五十个女工要培训。广播节目要准备新的普法专栏。妇联那边下周一开会。”我一件件数着，“还有尔豪的稿子要改，陆氏商行这个月的报表要看……”
“不累？”
“累。”我实话实说，“但停不下来。”
他笑了，在暮色中，那笑容很温和。
走到书店门口时，尔豪等在那里。他背对着我们，仰头看着书店的招牌——“傅记书店”四个字在渐暗的天色中亮着灯。
听见脚步声，他转过身。脸上有泪痕，但眼神是清明的。
“依萍，”他说，“我见到调查组的人了。他们问我知不知道爸以前的事。我说，我知道的，都是小时候看见的——家里常来陌生人，爸和他们关在书房里谈很久，然后家里就有钱了。”
他吸了口气：“我还说，那些钱让我过了十九年好日子，但我现在宁愿从来没花过。”
我看着他。这个曾经骄傲、莽撞、眼高于顶的陆家大少爷，现在站在这里，说出这样的话。
“稿子我看了，写得很好。”我说，“明天可以登。”
“谢谢。”尔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我新想的笔名，‘陆生’。陆家的新生。”
我接过那张纸。上面是他工整的字迹，和从前潦草敷衍的笔迹完全不同。
“好。”
尔豪走了，背影在路灯下拉得很长。顾慎之推开书店的门，温暖的光从里面涌出来。
“他长大了。”顾慎之说。
“人都是要长大的。”我走进书店，“只是有的人早点，有的人晚点。”
傅文佩从后面出来，手里端着刚炖好的汤：“回来了？快吃饭，汤要凉了。”
饭桌上很安静。可心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就说。”我夹了块鱼肉。
“依萍姐，”可心小声说，“外面有人说闲话，说你……说你告发自己父亲。”
我放下筷子。顾慎之也停下了动作。
“谁说的？”他问。
“买菜时听巷口那些大妈说的。”可心低下头，“她们说，女儿告发父亲，天理不容。”
傅文佩的手抖了一下，汤勺碰在碗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看着她们，然后笑了。
“她们说得对。”我说，“女儿告发父亲，确实天理不容。”
可心惊讶地抬起头。
“但前提是，告发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我继续吃饭，“如果父亲真的做了错事，女儿不说，那叫包庇。包庇和告发，哪个更不容于天理？”
没有人回答。饭桌上只有碗筷轻微的碰撞声。
吃完饭，我回到办公室，开始写下一期普法专栏的稿子。主题是“公民的法律义务与道德选择”。
写到深夜时，顾慎之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两份文件。
“秦五爷传来的。”他把文件放在桌上，“服装厂第一批订单，法租界三家饭店的制服。另外，妇联那边邀请你下个月去做讲座，讲女性经济独立。”
我接过文件，一页页翻看。灯光下，纸张泛着柔和的黄色。
“顾慎之，”我忽然问，“这件事里，你做了什么？”
他正在整理书架的手顿了顿。
“把该见光的事，放到阳光下。”他说，“仅此而已。”
“通过钟夜的小说？通过那些报道？”
“阳光有很多种。”他转过身，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在灯光下看不分明，“小说是阳光，报道是阳光，法律是阳光，真相本身……也是阳光。”
我没有再问。有些事，心里明白就好。
窗外，夜已经很深了。上海滩的灯火渐渐稀疏，只有黄浦江上的航标灯还在一明一灭。
这座城市睡了，但我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一切都会继续。
陆振华的病会继续，调查会继续，我的事业会继续，这个时代的车轮……也会继续向前。
而我，会继续做我该做的事。
写该写的字，说该说的话，帮该帮的人。
因为这就是我选择的路。
陆依萍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