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做空的那十五万大洋，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设立工人互助基金。
顾慎之联系了安娜律师，拟定了基金章程。宗旨很明确：为受企业欺压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和小额救助。初始资金五万大洋，从做空利润中出。
“基金的管理委员会，我想请安娜律师、纱厂女工互助会的负责人，还有秦五爷派个代表。”我对顾慎之说，“三方监督，账目公开。”
“好主意。”顾慎之在章程上补充，“再加一条——凡受助者，需承诺在有能力时回馈基金，帮助更多人。”
“薪火相传。”我点头。
章程拟好后，我们约安娜律师在咖啡馆见面。安娜看了章程，很赞赏：“陆小姐，这个基金很有意义。我代理过不少劳工案件，知道他们维权的艰难。有这笔钱，至少能请得起律师，打得起官司。”
“那就拜托安娜律师了。”我说。
“放心。”安娜收起章程，“我会找几个可靠的年轻律师一起做，算是……公益案件。”
事情办妥后，我心里轻松了些。那十五万大洋带来的沉重感，终于找到了出口。
然而轻松的日子没过几天，顾慎之带来了新消息。
那天是周三，下午三点，我正和方瑜讨论服装厂的制服设计方案。办公室的门被推开，顾慎之走进来，脸色少有的凝重。
“依萍，方小姐。”他点头示意，“有急事。”
方瑜识趣地起身：“那我先下去，你们聊。”
她离开后，顾慎之关上门，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看看这个。”
我接过文件。是英文的，打印得很密。我英语不算好，但勉强能看懂大意——是美国那边的经济报告，预测股市过热，可能出现大幅回调。
“这是……”
“我美国的朋友寄来的。”顾慎之压低声音，“华尔街那边，已经有聪明钱开始撤退了。”
我心头一紧：“你是说……”
“金融危机。”顾慎之吐出这四个字，“可能很快会波及全球。上海……不会幸免。”
我放下文件，走到窗前。窗外阳光正好，街道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但顾慎之的话像一层阴云，笼罩下来。
“有多快？”我问。
“快则三个月，慢则半年。”顾慎之说，“现在撤离，还来得及。”
“撤离什么？”
“资产。”他走到我身边，“股票、债券、房地产……一切以纸面价值计价的东西。危机一来，这些都会贬值。我们要做的，是把它们换成硬通货——黄金、白银、外汇。”
我想起重生前的记忆。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确实波及了上海。银行倒闭，企业破产，无数人倾家荡产。只是那时我还困在陆家，对经济一窍不通，只记得物价飞涨，日子艰难。
“你有具体计划吗？”我问。
“有。”顾慎之从公文包里又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我列出的资产清单。需要处理的，需要保留的，需要转移的，都标出来了。”
我接过清单细看。上面列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资产——陆氏商行的股份、服装厂的投资、版税存款、做空利润……林林总总，加起来有二十多万大洋。
“这么多……”我有些惊讶。
“大部分是纸面财富。”顾慎之说得很冷静，“危机一来，可能缩水一半。”
一半——十万大洋打水漂。这个数字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那怎么办？”
“三步走。”顾慎之在纸上写，“第一，逐步减持陆氏商行非核心资产。第二，服装厂的建设放缓，等危机过去再说。第三，把现金换成黄金和美元，存在外资银行。”
“外资银行安全吗？”
“相对安全。”他说，“花旗、汇丰这些外资银行，背后有本国政府支撑。中资银行……难说。”
我想了想：“我听你的。但有个问题——如果金融危机真的来了，普通人怎么办？那些工人，那些小商贩……”
顾慎之沉默了一会儿：“这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第二件事。”
他摊开另一张纸，上面画着一个金字塔结构。
“看这里。”他指着金字塔底层，“危机来的时候，最先遭殃的是底层——工人失业，小商贩破产，百姓日子难过。如果我们只想着自己撤离，那和那些黑心老板有什么区别？”
“你的意思是……”
“撤离资产的同时，我们要想办法帮更多人。”顾慎之说，“比如，服装厂虽然放缓建设，但可以小规模招工，给一些失业女性提供岗位。再比如，工人互助基金可以扩大规模，帮助更多人渡过难关。”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坐在那里，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很认真，很坚定。
“顾慎之，”我轻声问，“你做这些，是为了什么？”
“为了……”他想了想，“为了证明，在这个乱世里，赚钱和良心可以并存。为了证明，资本家不都是吸血鬼。为了证明……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这话说得很朴素，但很有力量。
“好。”我说，“那就按你说的做。撤离资产，但也要帮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操作。
第一步是减持陆氏商行的非核心资产。顾慎之列出了三家不赚钱的纺织厂，两家位置偏僻的商铺，还有一个亏本的货运码头。这些资产打包出售，虽然价格不高，但换回了五万大洋现金。
第二步是调整服装厂计划。我们和秦五爷商量，把原定的大规模建设改为分阶段实施。第一期先建一个小型制衣车间，招三十个女工，主要做秦五爷饭店和舞厅的制服。这样投资小，风险低，还能解决一部分就业。
秦五爷很理解：“我也有风声，说经济要不好。咱们稳扎稳打，没错。”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换黄金。
顾慎之带我去了一家位于外滩的瑞士银行。经理是个瑞士人，会说一点中文。顾慎之和他用英语交流，我在旁边听着，勉强能听懂。
我们带了十万大洋的现金，换成黄金。金条很小，一块块装在木盒里，沉甸甸的。
“存在我们银行的保险库，绝对安全。”经理保证，“凭密码和钥匙提取，缺一不可。”
办完手续出来，顾慎之把钥匙给我，自己留了密码。
“分开保管，更安全。”他说。
我握着那把小小的黄铜钥匙，心里踏实了些。
回家的路上，我们经过证券交易所。门口挤满了人，个个神情亢奋，议论着哪只股票又涨了。
“这些人……”我低声说。
“还做着发财梦。”顾慎之摇头，“等梦醒的时候，就晚了。”
果然，一周后，坏消息开始传来。
首先是美国股市大跌的消息登上了《申报》国际版。标题很醒目：《华尔街黑色星期四，道琼斯指数暴跌》。
接着是欧洲市场受波及的新闻。
再然后，上海的市场也开始不安。
股价波动，汇率不稳，银行门口开始有人排队取钱。
顾慎之每天都会带来新消息。有的是报纸上的，有的是他通过特殊渠道获得的。
“永昌纺织那几个厂子，已经停工了。”一天晚饭后，他对我说，“工人拿不到工资，在厂门口闹。”
“我们收购的那几家呢？”我问。
“正常运转。”顾慎之说，“我让经理提前准备了三个月的流动资金，工资照发，原料照进。”
我松了口气。
又过了几天，更坏的消息传来——几家中小银行开始限制取款。
恐慌蔓延得更快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书店里整理账目，李副官匆匆进来。
“大小姐，不好了！”
“怎么了？”
“陆家……陆家出事了！”
我心里一紧：“慢慢说。”
李副官喘了口气：“老爷出院回家后，听说银行限制取款，非要阿兰把家里的现金都取出来。结果……结果路上被人抢了！”
“抢了多少？”
“三千大洋！”李副官脸色发白，“阿兰被打了，现在在医院。老爷气得又犯病了，如萍小姐打电话来，问您能不能过去看看……”
我放下账本：“叫车，现在就去。”
赶到陆家时，里面一片混乱。陆振华躺在床上，脸色发青，呼吸急促。如萍在床边哭，尔杰吓得躲在角落里。
家庭医生正在给陆振华检查，见我来，摇摇头：“急火攻心，血压又上来了。不能再受刺激。”
我看着陆振华。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黑豹子，如今像个脆弱的老人，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
“钱……钱……”他嘴唇颤抖，发出含糊的声音。
“钱没了就没了。”我说得很平静，“人没事就好。”
“三……三千……”他眼睛发红。
“三千大洋，不算多。”我说，“陆家还有房产，还有地皮，还有商行的股份分红。饿不死。”
如萍在旁边小声说：“姐，爸是气不过……”
“气不过也得过。”我打断她，“现在这个时局，能保住命就不错了。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陆振华看着我，眼神复杂。过了很久，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家庭医生给他打了针，他慢慢睡着了。
我走到客厅，如萍跟过来。
“姐，家里现在……”她又要哭。
“别哭。”我说，“哭解决不了问题。从今天起，家里的开支我每月拨一笔钱过来。你好好照顾爸和尔杰，其他的别想。”
“可是……”
“没有可是。”我说得很坚决，“如萍，时代变了。靠祖产过日子的时代过去了。你要学会适应。”
如萍咬着嘴唇，最终点头：“我知道了。”
离开陆家时，天色已晚。街灯亮起，但行人稀少。经济不景气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上海。
回到书店，顾慎之在等我。
“陆家那边怎么样？”他问。
“钱被抢了，人没事。”我说，“我答应每月拨生活费。”
“应该的。”顾慎之说，“对了，有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
“秦五爷今天找我，说接到内部消息——国民政府可能要改革币制。”
“改革币制？”
“对。”顾慎之压低声音，“可能发行新货币，旧币贬值。黄金、外汇会更值钱。”
我明白了。这就是他急着换黄金的原因——他早就得到了风声。
“那我们……”
“我们手里的黄金，至少能保值。”他说，“而且危机过后，黄金价格会大涨。到时候，我们的资产能翻几倍。”
我看着他。这个男人，总是看得比别人远，想得比别人深。
“顾慎之，”我轻声问，“这些内部消息，你都是从哪儿来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有些朋友，在……特殊的位置。”
特殊的位置。我懂了。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说。
“我们是一起的。”他说得很自然，“这些事，当然要告诉你。”
窗外的夜色更深了。上海滩的灯火依旧璀璨，但我知道，底下暗流涌动。
金融危机的前兆已经显现。
风暴就要来了。
但我不怕。
因为我有准备。
有黄金，有美元，有实业，有……并肩作战的伙伴。
这就够了。
至于风暴过后会怎样……
等风暴过了再说。
现在要做的，是站稳，是坚持，是帮助能帮助的人。
因为我是陆依萍。
是从风雨中走来，却依然挺直脊梁的陆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