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春，北京城出了件新鲜事——前门外开了家幻仙电光影戏院电光影戏四字，在老百姓口里很快简化成了，成了茶余饭后的新谈资。
开张那日，我恰从戏院门前经过。但见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一块大红布幔上贴着金灿灿的大字：西洋奇术，活动照相，每日五场。票价分三等：头等座一元，二等五角，三等只要二十个铜子儿。
这劳什子真能让人影儿动起来？一个穿短打的车夫伸长脖子张望，莫不是变戏法吧？
旁边戴学生帽的青年立刻反驳：这是科学！跟X光镜一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
我买了张二等票进去。场内黑压压坐满了人，有穿长袍马褂的，有西装革履的，还有几个梳着刘海的女学生，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电灯一灭，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一道白光从后墙小窗射出，照在前方的白布幔上。起初只见些闪烁的光点，继而竟显出人影来——是个洋人男子，戴着高帽子，手持文明棍，在街上行走。
活了！真活了！后排有人惊呼。
那洋人走得急，忽然绊了一跤，帽子飞出去老远。全场哄堂大笑。几个孩子从座位上跳起来，想摸那白布上的影子，被大人厉声喝止。
短短十分钟的片子，看得众人如痴如醉。灯亮时，不少人还坐着发愣，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怎么弄的？散场时，一个老者拉住检票员追问，莫非把人的魂儿摄进去了？
检票员笑而不答，只指着门口广告：明日上映《火车进站》，更加惊险刺激！
不出半月，电影风靡全城。茶馆里，酒楼上，处处听得人们议论：
昨儿看的《水浇园丁》，那洋人园丁被小孩戏耍的模样，笑死个人！
我看的《工厂大门》才叫稀奇，几百号工人一齐涌出来，跟蚂蚁似的。
老派人士却不以为然。前清举人周老先生就在报上撰文，称电影是奇技淫巧有伤风化。尤其当他得知有女子在影片中露脸时，更是痛心疾首：妇道人家抛头露面，成何体统！
这批评反倒起了反效果。次日《工厂大门》的观众多了三成，不少人就是冲着看那抛头露面的洋女人去的。
电影院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连演传统戏曲的广和楼也坐不住了。他们想出个折中的法子：在正戏前加映一段电影。老戏迷们起初不买账，后来发现电影里的武打场面比舞台上的更精彩，渐渐也就接受了。
最热闹的当数《火车进站》上映那日。银幕上火车呼啸而来时，不少观众惊得从座位上跳起，有的甚至夺路而逃，生怕被火车撞上。事后成为笑谈，但看的人反而更多了——谁都想知道究竟有多吓人。
有个卖糖葫芦的小贩灵机一动，每天在电影院门口蹲守。等那些受了惊吓的观众出来，就兜售压惊的糖葫芦，生意竟比往常好了数倍。
教会学校的外国教员也来看电影。他们见到中国观众的反应，觉得十分有趣。一位金发女士甚至专门写了篇文章，发表在英文报纸上：中国人第一次面对活动影像时那种天真烂漫的反应，正是电影艺术最珍贵的观众......
七月里，幻仙戏院推出了新花样：在放映前，先请位讲解员说明剧情。这职位落在了戏院账房先生的侄子头上——那小子读过几年洋学堂，能说几个英文单词。
女士们先生们，他操着半生不熟的官话，今天要放映的是《爱德华七世葬礼》，这是英国king的funeral......
观众听得云里雾里，但看那浩浩荡荡的仪仗队，黑压压的人群，也觉得肃穆壮观。尤其当镜头扫过各国使节时，讲解员突然喊道：看！那是咱们中国的代表！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仿佛在这西洋影戏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电影的影响渐渐显现。小报上开始出现电影明星一词；年轻人模仿银幕上的洋人举止；连小脚老太太们聊天时，也会冒出一句跟电影里似的。
最出人意料的是，电影竟成了新式教育的工具。一所小学组织学生观看《非洲探险》，让孩子们见识了狮子大象；女子学堂则放映《欧洲妇女生活》，作为解放妇女的教材。
当然，守旧派的反对声从未停止。有人声称电影伤眼睛，有人说影院黑暗处有伤风化，更有甚者，谣传电影是洋人摄取中国人魂魄的妖术。但这些声音很快就被电影带来的新奇与快乐所淹没。
中秋之夜，我陪房东李妈去看了场《月宫旅行》。片子粗糙，无非是些舞台布景的拼接。但当出现在银幕上时，李妈还是激动得直抹眼泪：活了这把年纪，竟真见着月宫仙子了！
散场后，我们沿着胡同往家走。月光如水，李妈忽然问道：先生，您说那电影里的人，知道咱们在瞧他们么？
我怔了怔，竟不知如何作答。这问题看似幼稚，却道出了电影最神奇之处——它将不同时空的人们，奇妙地连接在了一起。
我不由莞尔。这新奇的西洋镜，已然融入了中国百姓的生活，成为他们理解世界、表达自我的新方式。在这变革的年代，没有什么比这小小的银幕更能展现时代的脉搏——它既带来了远方的影像，也映照出我们自己正在改变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