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陋室中的油灯将李世欢的身影投在斑驳的土墙上，随火苗摇曳不定。桌上摊着司马达那封密信，纸张粗糙，字迹粗犷。
“沃野镇将慕容俨颟顸贪暴，众军士恨之入骨。”
李世欢的手指在这行字上反复摩挲。
是该死。这种蠢货坐在镇将位上，沃野不乱才怪。
但他睁开眼睛时，眸子里已经没有了愤怒的火焰，只剩下冰冷的计算。
现在，他要写一篇完整的乱世生存策论，交付给四百里外那些把性命托付给他的兄弟。
李世欢起身，从床下拖出一只破旧的木箱。
他取出三张官牒纸，又研了墨。
笔尖悬在纸上，良久未落。
要说的话太多，能写在纸上的却必须极少。这封信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就是灭族之祸。他必须用只有司马达能懂的语言，既要传达完整的战略，又要不留任何实质把柄。
李世欢深吸一口气，笔锋落下。
“达如晤：信收悉，一切皆明。”
他停笔，审视这八个字。太平淡，太正式。但恰恰要这样，如果信被截获，这种公事化的开头能让截获者产生误判，以为是普通公务往来。
“兄在洛中，见闻日广，深觉天下将有大变。今有三思，弟当细察。”
他换了张纸，先写草稿。
一思：时局
“洛阳已朽，从根烂到梢。”李世欢在草稿上疾书，“皇帝年幼，太后被囚，朝政尽归元乂之手。此人贪婪短视，只知聚敛，不知治国。今岁北镇欠饷已达七成，而元乂为宠姬建楼阁，一木之费可抵千卒年饷。”
他想起另一个函使送信至元乂心腹府邸，见工匠搬运南来的沉香木，那官吏得意洋洋地说：“此木一根价值绢五百匹，大将军要用它做寝殿的梁。”五百匹绢，是怀朔镇一年军饷的十分之一。
“更可虑者，朝中无人敢言。”笔锋转厉，“清河王元怿下台后，忠直之臣或贬或死，余者皆苟且偷生。羽林军暴戾，劫掠市井如匪；各部曹贪墨，克扣粮饷成风。今春河北报蝗灾，户部仍强征粮赋，已有老弱饿毙道旁。”
李世欢顿了顿，加上最关键的一句：
“如此朝廷，已失天命。大乱必起，只在早晚。”
这不是预言，是算术。当克扣的粮饷超过士兵的忍耐极限，当强征的赋税超过农民的生存底线，当腐败的速度超过帝国修补的能力，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问题只在：崩塌时，你在哪里？
二思：我辈
李世欢换行，字迹变得凝重。
“我辈何人？边镇武人，寒门子弟，在洛阳权贵眼中，不过守门之犬，用时可唤，厌时可杀。”
“达弟所聚四百人，皆此类也。”李世欢继续写，“无家世可依，无钱财可贿，唯有手中刀、胸中气、命一条。此为我辈立身之本，亦是我辈取死之道。”
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敢拼命。
也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最先被牺牲。
“故我辈行事，首重‘名分’。”笔锋一转，“无名而举事，是为贼，天下共击之。有名而兴兵，是为义，豪杰影从之。昔年陈胜吴广，亦要鱼腹藏书、篝火狐鸣。今我等缺者，非人力，非刀兵，乃一面‘名正言顺’之旗。”
那么，旗从何来？
三思：破六韩拔陵
关于这个人，他听到的消息很矛盾。商旅说他“专抢官府粮车，分与饥民”，有侠盗之风；但官府的邸报里，他是“聚众倡乱，杀官毁衙”的巨寇。更重要的是，司马达信中提到的那句口号：“杀尽鲜卑贵，汉儿当自强。”
“蠢。”李世欢低声吐出一个字。
不是因为这口号不对，鲜卑贵胄确实该杀，而是因为它太狭隘。怀朔镇里有多少鲜卑穷户？他们同样被克扣军饷，同样在挨饿受冻。六镇戍卒中，鲜卑人至少占四成，其中大半是普通军户，与汉人士兵同锅吃饭、同袍御寒。你要“杀尽鲜卑贵”，那些鲜卑穷卒听来是什么感觉？
“这是在把朋友变成敌人。”李世欢在草稿上写道，“破六韩拔陵或有血气，但无远略。其如起事必猛，败亡亦速。原因有三：”
他一条条列下：
“一、树敌太广。鲜卑贵胄该杀，但鲜卑平民不可敌。他这一口号，自绝于六镇三成兵力。”
“二、根基太浅。只知劫掠，不知建设。抢粮能抢几时？粮尽之日，就是溃散之时。”
“三、无大义名分。杀官是为泄愤，不是为救民。天下人看来，仍是贼寇，不是义军。”
写到这里，李世欢想起《孙子兵法》里的一句话，“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破六韩拔陵，还在“伐兵”甚至“攻城”的层次。
而他要走的，是“伐谋”的路。
李世欢放下笔，活动了一下僵直的手指。油灯的光又暗了些，他挑了挑灯芯，火焰猛地窜高，将他的影子投满整面墙。
现在，思路清晰了。
他重新铺开官牒纸，开始写真正的密信。这次不再长篇大论，而是高度浓缩的指令，用只有他和司马达能懂的暗语。
“第一，隐忍待时。”
这四个字写得格外重。隐忍不是怯懦，是计算。蚯蚓在暴雨前钻出泥土，会被鸡啄食；真正聪明的虫，要等到雨下起来、鸡躲进窝时，才出来呼吸新鲜空气。
“时在何处？在有很多人起事之时，在官军与叛军两败俱伤之时。彼时天下目光皆聚焦于彼，我辈方有活动余地。”
“第二，广结豪杰。”
不是指那些已经有名有号的“豪杰”，而是怀朔镇内外那些有本事、有怨气、却还没被发现的“潜龙”。司马达信中说聚了四百人，很好，但这四百人是基础，不是全部。
“可分三类结纳：一为怀朔军中不得志之低阶军官，彼等知兵懂阵，可为骨干；二为流落边镇之匠户，铁匠、弓匠、皮匠，乱世之中，一匠可抵十卒；三为熟悉塞外道路之胡商或牧民，将来若事不谐，可有退路。”
李世欢特别加上一句：
“结纳之法，不以‘举事’为饵，而以‘自保’为名。可言：‘世道将乱，我等相聚练兵，只为护佑乡里，防匪防盗。’此言真亦假，假亦真，纵有泄密，罪不至死。”
“第三，积粮修械。”
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四百人要吃要穿，武器要修要造。钱从哪来？
李世欢的笔在这里停顿了很久。最终，他写下了一个危险的方案：
“粮有三源：一，劫官府输往怀朔之‘漂没粮’——此类粮册上有、仓中无，劫之无人深究；二，与漠南牧民以茶盐换畜肉，我可从洛中购得廉价茶砖；三，于怀朔西南山谷密垦荒地，种耐寒之粟，此事须极秘，择可靠农户为之。”
“械亦有三途：一，收集戍卒淘汰之旧械，修缮改制；二，私聘匠户，于山中设小窑，锻造枪头箭镞；三，如果破六韩拔陵起事，官军必有溃败，可于战场拾取遗落之甲械。”
写到这里，李世欢的额头已渗出细汗。这些事，每一件都是死罪。但乱世将至的阴影下，不行死罪之事，就是等死。
李世欢写到这里，笔尖微微颤抖。这套谋划在他心中酝酿已久，今夜第一次完整落在纸上，就像将军在沙盘上推演完一场大战，胜负虽未定，但路径已清晰。
他加上最后一段，也是整封信的魂：
“达，天下将乱，群雄并起。然成大事者，非力最强者，非势最早者，乃谋最深者、步最稳者。我辈寒门，输不起，故每一步皆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今我所言诸策，皆为一个‘人’字，乱世之中，地可失，财可散，唯人心不可失。得人心者，失地可复；失人心者，坐拥天下亦将倾覆。”
“望弟谨记，行事以‘护佑乡里’为表，以‘积蓄力量’为里。待我北归之日，便是大旗扬起之时。”
信写完了。
李世欢将三张纸摊在桌上，等墨迹干透。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将那些字映得忽明忽暗，像是有了生命，在纸上低语。
他起身推开窗，深夜的寒气涌入，让他精神一振。洛阳城沉睡在黑暗中，只有零星几点灯火，那是值夜的官署，或是豪门的宴饮还未散场。这座城看上去依旧坚固、威严，但他知道，它内里已经空了。
就像一棵巨大的古树，树皮尚且完整，树心已被蛀空，只等一场大风。
而风，正在北方聚集。
李世欢回到桌前，开始进行最后的处理。他用小刀裁去信纸的多余部分，只保留文字内容，然后将三张纸按顺序叠好，卷成一根细卷。从木箱深处取出一个防水的竹筒，这是商旅用来传递贵重票据的容器，两端有螺纹可以旋紧。
他将纸卷塞入竹筒，旋紧盖子。又取出一小截蜡，在灯上融化，仔细封住筒盖的缝隙。蜡封上，他用那方磨平的铜印轻轻一按，留下一个模糊的圆形痕迹，看起来像是某个官署的封记。
做完这一切，东方已泛出鱼肚白。
李世欢吹熄油灯，和衣躺在冰冷的土炕上。竹筒就放在枕边，他能听到自己平稳的呼吸声。
信明天会托一个可靠的商队带回怀朔。那商队的主人是并州人，欠刘贵一条命，值得信任。信送到司马达手中需要七天，司马达理解并执行这些指令需要时间。
时间很紧，但足够了。
足够他完成在洛阳的最后布局，足够司马达在怀朔打下根基，也足够这个腐烂的帝国，走到它最后的崩溃边缘。
李世欢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的却不是洛阳的宫阙，也不是怀朔的城墙，而是一片广袤的、风雪呼啸的北方原野。原野上，无数人影从四面八方向一个点汇聚，他们衣衫褴褛，手持简陋的武器，眼中燃烧着饥饿的火焰。
而在那些人影的前方，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正举起一面大旗。旗上写的是什么，看不清。
那旗应该是……
他还没想好。
但总有一天，他会想好。那时，这面旗将插遍河北，插过黄河，插到这座腐朽的洛阳城头。
而此刻，他只需要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