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牧，我是个乐观主义的人。
这句话从我自己嘴里说出来，听起来多少有点不对劲。
因为认识我的人，大多觉得我很抽象，他们觉得我和“乐观”这个词隔了十万八千里。
但乐观这东西，它不在脸上，在心里头。
我的乐观，不是那种天天把“没事儿”挂嘴上的乐观，而是一种很奇怪的毛病。
就像你站在悬崖边上，正常人往下看一眼腿就软了，我心里头也会冒出一个声音——跳下去也不一定死，底下可能是个水潭，水潭里可能有鱼，有鱼就说明水是活的，活水就能浮起来，浮起来就能游到岸边，上了岸，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没变。
这种毛病，是从我家庭里长出来的。
我妈是个女强人，她自己开了家公司，做进出口贸易，从我记事起就在跟海关、跟信用证、跟时差打交道。她的脸上永远带着一种温和的微笑，像一张面具，但我后来才知道那不是面具，那是一种“我什么场面都见过”的从容。
她能在电话里跟德国的供应商因为货期吵二十分钟，挂掉电话转脸就笑着问我今天学校吃什么了。
她也能在公司账上只剩几万块钱的那个春节，照样包了厚厚的红包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说“今年生意特别好，大家都沾沾喜气”。
她从来不把压力带回家，不是因为她扛得住，而是因为她觉得家就是用来放压力的地方——你把压力带回来，它就没地方放了。
我爸跟她相反。他是个官员，级别不高不低，位置上上下下过几次，从乡镇到县里再到市里，像一条被水流推着走的船。
他不爱说话，不是那种沉默寡言的深沉，而是那种“说多了都是错”的职业病。他开口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像过了秤、量了尺寸的，不多不少，不轻不重。
他的乐观不在嘴上，在心态上。他被调去闲职那两年，我妈偷偷掉过眼泪，他自己倒没什么反应，每天按时上下班，周末去河边钓鱼，把鱼一条一条地放回水里，说他钓的不是鱼，是寂寞。
后来他又被重用了，还是那个样子，不喜不悲的，像一面湖。
我大概继承了我妈的“表象”和我爸的“内核”。这种组合在日常生活里没什么用，但在时空裂痕任务里，它救过我的命。
第一次被拉入时空裂痕，是来奉市找江玄玩。
大学毕业两年了，我处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反正我不工作也饿不死，我不会像其他同学一样，非得找一个工作糊口。
那个任务里，我看到了江玄的另一面。他不是那种你一眼就能看透的人——表面上他是书卷气的、说话慢条斯理的人，骨子里却有一种很野的东西。
那是一种“我已经准备好失去一切”的底色。我第一次看到他露出这种底色是在“槐下高中任务”的校长室里。
当时，他没有回头，只是说了一句：“我断了，你跑。”我当时觉得他疯了，后来才知道，他不是疯了，他是觉得自己活够了——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活到那一步已经值了，剩下的都是赚的，赔了也不亏。
我没有跑，拿出手锯，疯狂切割，站在他旁边，共同面对危险。
任务结束之后，我和江玄从地铁站的一个废弃出口爬出来，外面的天是灰黑色的，没有太阳，也没有下雨。
我们站在出口处，喘着气，浑身上下全是泥和灰。
他低下头，笑了一下。不是那种释然的笑，而是那种“也不错”的笑。
他说：“至少天没塌。”
我说：“天塌了也不怕。”
他看了我一眼，“你这个人，还挺乐观的。”
我没接话。但我在心里说了一句——是啊，我是挺乐观的。天塌了，先砸死高个子，我个子不高，慌什么。
从那天起，裂痕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一个的任务接踵而至，有的轻松，有的要命，有的介于两者之间。
我们在裂痕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怎么在规则里找漏洞，怎么在诡怪面前保持冷静，怎么在队友倒下的时候继续往前走。也失去了对“正常生活”的幻想。
但有一件事没有失去——我那种越是不该乐观越是乐观的毛病，还在。
我妈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只知道我随便找了个班上。她每次打电话都会问“最近学了什么课”，我每次都回答“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这门课我确实上过，我学习还算认真，不枉费学生时代抱着课本啃那些公式和图表。
我不想让她发现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过着另一种生活，不是怕她担心，而是怕她为我骄傲——因为她一骄傲，我就更不想停下了。
我爸也不知道。但他不一样。他可能隐约感觉到了什么，因为他那种人天生对“异常”敏感。
有一次回家，他在饭桌上忽然问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我说没有。
他看了我几秒，没有再问，夹了一块排骨放在我碗里，说：“不想说就不说。但别做违法的事。”
我点了点头，把那块排骨吃了。排骨炖得很烂，骨头和肉已经分开了，我用筷子轻轻一拨，骨肉分离，干干净净的，像某些注定会分开的人和事。
江玄后来成了观察者的正式成员，我比他晚一些。
有一天晚上，他从观察者的总部带回来一份文件，扔在我桌上，文件封面上印着一只睁开的眼睛。
“别看了。”他说，“你看第一页就会想翻第二页，翻完第二页就会想签。你就是这样的人。”
他说得对。我翻开了第一页，看到了观察者对于裂痕的定性——“不可控但可干预的自然现象”，也看到了他们对于成员的承诺——“不求你献出生命，只求你活着回来”。我翻到了最后一页，在签名栏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笔尖落下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爸的那块排骨，骨肉分离，干干净净。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也是分开的了——一半在那个普通的世界里吃着排骨、上着课、过着普通的日子；另一半在这个充满裂痕、诡物和时间碎片的世界里，握着骨刀，走在江玄旁边，走在黑暗中。
乐观主义者的毛病就是，即便是“骨肉分离”这种事，我也能把它想成“轻装上阵”。
那天晚上我给妈打了个电话，说最近压力大，可能要晚睡，让她别担心。她在电话那头笑了，说：“你从小就不跟我说实话，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在做什么，别把自己弄没了就行。”我愣了一下，问她什么意思。她说：“我是你妈，你以为你骗得了我？去奉市了吧，别租房了，妈给你买了一套。”
我没回答。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她挂了。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屏幕慢慢暗下去。
骨刀在我腰间温热的，像一个正在发育的心脏。
它跳得很慢，很稳，像一个人在深水中稳稳地游。
我看着它，在心里说了一句——“不会的，不会把自己弄没的。”
不是安慰她，是安慰自己。
乐观主义者的自我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