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辉城，新历18年2月15日，清晨六时。
天还没有亮透。雷诺伊尔已经醒了。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自己醒的。他最近总是自己醒，不管多晚睡，不管睡多久，到点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听着窗外的风声，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汽笛，听着这座正在重建的城市在黎明前的呼吸。后来他干脆不起床了——不是赖床，是没必要。醒了就醒了，起来了也是在椅子上坐着，在窗前站着，在办公室里等着。等天亮，等人来，等那些永远也等不完的事。
他今天起得格外早。窗外还是黑的，他从床上坐起来，没有开灯，借着窗外微弱的路灯光穿衣服。那件深灰色的夹克挂在衣架上，洗得发白了，领口磨出了毛边。他拿下来的时候手指在领口停了一下——那里有一根线头冒出来了，他用指甲掐断，没有扯。扯了会越扯越长。他穿上夹克，系扣子的时候动作很慢，从下往上，一颗一颗。系到最上面那颗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又松开了。他从来不系最上面那颗扣子。系了勒得慌。
走廊里很安静。他走得不快，每一步都很稳。他喜欢这个时间，所有人都还在睡着，没有人来请示，没有人来汇报，没有人站在门口欲言又止。只有他自己，和走廊里那排白色的灯。灯管有一根在闪，闪一下，暗一下，闪一下，又亮起来。他已经注意到它闪了好几天了，没有让人换。不是忘了，是觉得换了也没用。换了新的也会闪。闪了就闪了吧。闪着的灯也是灯。灯亮着，路就能看见。
办公室的门推开。灯亮了。桌上那摞法典还在。七本，叠在一起，厚得像一块砖。最上面那本是《宪法》，翻开的那一页被他用红笔圈了又圈。圈的是第十七条——“卡莫纳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坐下来的动作很慢，像是怕惊动什么东西。椅子发出很轻的吱呀声。窗外还是黑的。他把台灯拧开，光圈不大，刚好罩住桌面。光落在法典上，落在那些被翻烂的页码上，落在他手背上。那双手老了。骨节突出，青筋暴起，手背上布满了褐色的斑点。他看了很久，拿起笔，在后面添了一句——“国家保障各民族、各阶层公民的合法权益。国家保护劳动者、农民、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保障其组织工会、农会、商会之权利。”写完，他停了一下，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笔从桌上滚了一下，他扶住了。没用眼睛，手指在桌面上一摸就摸到了。这支笔他已经用了很久了。笔杆上的漆磨掉了，露出底下灰白的金属。笔帽裂了一道细纹，被透明胶带缠了两圈。是叶云鸿给他的。那是很久以前了。那时候仗还没打完。那时候他还没这么老。那时候他还在想，等仗打完了，等国家建好了，他就回老家种地去。后来仗打完了，他没有回老家。仗打完了还有仗，国家建好了还要建。他一直在建。建到现在，头发全白了，眼窝深得像两口枯井。
门被敲响了。他没有睁眼。“进来。”
进来的是德尔文。德尔文推门的动作很轻，走进来的脚步也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人。其实没有人在睡觉，但他还是轻。他走到桌前，没有马上开口。他看着雷诺伊尔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看了几秒钟。那张脸在台灯下显得更瘦了，颧骨凸出来，眼窝凹进去，嘴唇没有颜色。德尔文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看见老友又在拼命的表情。他坐下来，椅子发出很轻的吱呀声。他没有开口。他知道雷诺伊尔在等天亮。天亮之前，是他给自己留的独处时间。这习惯从张天卿时代就有了。张天卿也熬夜，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也是对着这些文件，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改完了，天亮了。天亮了，人来了。人来了，就得开会。开会了，就得吵。吵完了，就得定。定了，就得干。干不完，就得接着干。
窗外有鸟叫。不是很多，就一只。叫了两声，停了。又过了一阵，又叫了两声。天快亮了。
德尔文终于开口了。“你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吗？那些保守派，那些习惯用旧法条当盾牌的人？”
雷诺伊尔睁开眼睛。他看着窗外那片渐渐亮起来的天，看了很久。“知道。”
“他们说，叶云鸿时代改过，效果大差不差。再改，就是折腾。”
雷诺伊尔转过头看着他。那双眼睛很亮——不是年轻的那种亮，是那种烧过了头的炭火，快要灭了反而更亮的那种。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有多亮。他可能很久没有照镜子了。
“叶云鸿改过，我知道。他改的时候，我就坐在旁听席上。那天也是这么早，也是在这栋楼里。他坐在台上，念那些修改条款，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台下有人在记笔记，有人在低声议论，有人眯着眼睛打瞌睡。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他老了。后来他被人害了，躺在病床上，谁都不认识了。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说——‘那些法，改得不够。你接着改。’我说，好。”他停了。窗外那只鸟又叫了，这回叫了三声。“他改了十二条。效果确实不大。不是他不想改，是那时候条件不成熟。那时候仗没打完，工厂没炸，港口没塌，人没死够。现在仗打完了，工厂炸了，港口塌了，人死了。死了那么多人，还不改，那些人就白死了。”
他把笔拿起来，把法典合上，站起来。他的动作不快，但每一个动作都很稳。
“走。”
上午八时，政务院大会议室。灯全亮着。长条桌围成巨大的方形，坐着三百多人。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有的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有的倒了三趟长途汽车。他们穿着不同的服装，有着不同的肤色，说着不同口音的话。白霜族的霜华穿着一件白狐皮袍，坐在那里像一尊冰雕。铁脊族的铁木尔穿着兽皮坎肩，露出古铜色的胳膊，上面有一道被铁水烫伤的疤。赤潮族的潮生穿着用红树林螃蟹壳串成的背心，走路的时候壳子互相碰撞，发出很轻的沙沙声。灰烬族的烬生穿着一件灰色斗篷，斗篷上绣着旧帝国的双头鹰徽记，已经褪色了。他们安静地坐着，像四十六座沉默的山峰。
雷诺伊尔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同时站起来。椅子腿刮地板的声音响了很久。他没有走到主席台，而是走到长条桌的正中间，把七本法典放在桌上，手按在最上面那本上。他的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摩挲了一下，然后抬起头。
“坐。”
他们坐下了。雷诺伊尔没有坐。他站在那里，身后是那面巨大的国徽。红底，金星。窗帘没有拉严，一道阳光从缝隙里漏进来，正好落在他肩膀上，把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照成淡金色的。
“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主题——修改法律。不是修修补补，是重建。”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楚。会议室很大，坐在后排的人也能听见。他没有用麦克风，他不喜欢麦克风。他说麦克风把声音变得不像自己的声音。“旧法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国家发展，需要更新与更换。虽然旧法被修过——叶云鸿时代修过，张天卿时代修过，我也修过。但修修补补，就像在破衣服上打补丁。补丁打得再多，破衣服还是破衣服。风一吹，就裂了。裂了，肉就露出来了。”他停了。风吹过来，把窗帘吹得轻轻动了一下。没有人动。“所以今天不做裁缝，做织工。把旧布拆了，重新织。织一件新衣服，给这个国家穿上。”
他翻开第一本——《宪法》。纸页哗啦响了一声，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很响。
“第一条修改。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补——‘国家保障各民族、各阶层公民的合法权益。国家保护劳动者、农民、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保障其组织工会、农会、商会之权利。’”
台下沉吟了片刻。那些笔在纸上沙沙地记着。法学专家顾准举起手。他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手在抖。他参与了旧宪法的起草，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也年轻，也以为自己在写历史。后来历史把他写的那些条文翻来覆去地改，改了又改，像揉一张纸。他站起来，声音苍老但清楚。“主理任席，旧宪法只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明确规定工会、农会、商会的法律地位。这次写入宪法，意味着这三类组织将获得宪法层面的保障。我同意。”他停了，推了推老花镜。“但我想问，工会、农会、商会的权限边界在哪里？它们有没有罢工权？有没有集体谈判权？有没有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的权利？”
雷诺伊尔看着他。“有。”
顾准的眼睛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年轻人眼睛里的亮，是那种在一个领域里钻了几十年、忽然听到一个等了很久的答案的人眼睛里才会有的亮。“全部？”
“全部。罢工权，集体谈判权，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的权利，监督企业执行劳动法的权利，对侵害工人利益的企业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全部写入。但不是无限制的。权利有边界，边界由法律规定。边界之内，工会是工人的盾。越过边界，工会就是刺向国家心脏的刀。”他看着顾准，声音轻了一点，但更清楚了。“盾可以拿。刀不能给。”
工会筹备组的代表席上，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的老工人站起来。他叫马国良，圣辉城第一纺织厂的新任工会主席——就是那个老马，那个在厂门口蹲着等补贴的老马。他的手里攥着一张纸，纸很皱，被他攥了一路了。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擦过铁皮。
“主理任席，我是纺织厂的工人。我干了二十三年。二十三年来，我们没有工会。不是不想有，是不让有。”他停了。他的手指在纸上轻轻摩挲着，那张纸上有三千个工人的联名签字，有的字写得很端正，有的歪歪扭扭，有的按了手印代替签名。“工厂是厂长的，机器是厂长的，连我们住的宿舍也是厂长的。他说涨工资就涨，他说降就降。他说加班就加班，不加班就滚蛋。我们没地方说理。去劳动局，劳动局说找厂里协商。找厂里协商，厂长说谁让你们来的？我们被赶出来，蹲在厂门口，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说句话就好了。不是闹，就是说句话。让人听听我们这些拧螺丝的人，在想什么。”他展开那张纸。“现在国家说，可以有工会。可以有，我们就有。有了，我们就能和厂长坐下来谈。谈工资，谈工时，谈劳动保护。我来的时候，厂里三千个工人站在门口送我。他们让我带一句话——”他念。“马国良，你要是能让工会真的建起来，你就别回来了。留在圣辉城，替工人说话。但你要记住，你是工人。工人不为工人说话，天理不容。”
会议室里安静了。那些穿着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法律专家们，看着这个手上还沾着油渍的老工人，没有人说话。他手上的油渍洗不掉，是那些年拧螺丝留下的。那些油渍嵌进了指纹里，和指纹长在了一起。
雷诺伊尔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马国良。”
“在。”
“工会不是我的。不是政府的。是你们的。你们自己选主席，自己定章程，自己管账目。政府不干涉。但有一条——工会的账目，要公开。每一笔会费的去向，每一次谈判的记录，每一次罢工的投票结果，都要公开。公开了，工人才能监督你们。工人监督你们，你们才不会变成第二个厂长。”他停了。“记住了？”
“记住了。”老马坐下来。那张纸被他攥得更皱了，他没有放开。他把它放在膝盖上，用手指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抚平。
雷诺伊尔翻开第二本——《劳动法》。他又念了企业法的条款。企业界的代表潘裕民站起来问企业法的边界。他是圣辉城商会的副会长，头发梳得油亮，西装剪裁考究。他说话的声音很圆润，但他的手在抖。不是怕，是激动。他是正经商人，做了二十多年生意，被那些不法商贩坑过无数次。那些用假冒伪劣产品打价格战的人，把正经商人挤得活不下去。他早就盼着这一天了——盼着法律把那些害群之马赶出去。赶出去了，市场就干净了。干净了，才能好好做生意。
雷诺伊尔回答他。“企业法不是独立王国，是国中之园。园子可以自己种花，但不能把围墙修得比城墙还高。高了的，拆。”
潘裕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的手还在抖。
雷诺伊尔翻开第三本——《民生保障法》。民政部长孙无忧站起来，她管了十年民政，见过太多被侵害了权益却告不起状的人。他们蹲在民政局的门口，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材料，不知道该找谁。有的人等了几天几夜，等到晕倒了，等到病倒了，等到死了，也没等到结果。她的声音在抖。“主理任席，民生保障的具体范围是什么？哪些权益被侵害了，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雷诺伊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念。那张纸被折了很多次，折痕很深，边角磨毛了。他念了十五项——基本生活保障、最低工资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食品安全、环境安全、消费者权益。念完了，他把纸折好放回口袋里，看着孙无忧。“以上十五项，任何一项被侵害，公民或相关组织均可提起公益诉讼。该诉的，不诉的——工会、农会、商会，有义务代为提起。不代为提起的，追究主要负责人的渎职责任。”
农会筹备组的代表站起来。他叫田根生，一个老农民，六十多岁，脸被太阳晒成了古铜色，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褂，站在那里像一株被风吹弯了的老庄稼。他说话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土里刨出来的。“主理任席，我是种地的。种了一辈子地。我们农民，不懂法律。那些条文，字太多了，看不懂。看不懂，就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不知道权利，就被人欺负。粮站收粮，压价。化肥站卖化肥，抬价。种子公司卖种子，掺假。我们找谁说理？以前没有地方说。”他看着雷诺伊尔，那双被太阳晒得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现在有了农会。农会能不能帮我们看合同？帮我们打官司？帮我们搞清楚那些我们看不懂的东西？”
雷诺伊尔看着他看了很久。窗外那道阳光已经从他肩膀上移到了桌上，正好落在《民族利益法》的封面上，把那六个金字照得很亮。他说，“能。农会的第一职责，就是帮农民看懂法律。不是替你们决定，是帮你们看懂。看懂了，自己决定。农会不是老爷，是长工。长工替东家干活，东家是农民。农民养着农会，农会就得替农民做事。做不好，换人。换了还做不好，撤会。撤了，重选。”
田根生点了点头。他把那双嵌着泥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回去我告诉村里人，以后签合同，先找农会。农会看过了，再签。签了，就不怕了。不怕了，就敢种。敢种了，就能收。收了，就有粮。有粮了，就不饿了。”
雷诺伊尔翻开第四本——《民族利益法》。墨绿色的封面，烫着六个金字。他的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摩挲了一下。会议室里最安静的那个角落，四十六个民族的代表安静地坐着。他们在等。等那部从战争结束第一天起就在起草、改了无数稿、征求了无数次意见、但始终没有颁布的法律。
“卡莫纳共和国是多民族国家。现有四十六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是这个国家的孩子。”他停了。风从窗户缝隙里灌进来，把桌上那些文件的边角吹得轻轻翻动。“孩子多了，父母不能偏心。偏心了，被冷落的孩子会怨，被偏爱的孩子会骄。怨了，骄了，兄弟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家就散了。家散了，那些从河床上走过来的人，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各族士兵，就白死了。”
灰烬族的烬生站起来。他的虹膜是暗金色的，在灯光下泛着微光。他的斗篷上绣着旧帝国的双头鹰，已经褪色了。他在暗区废墟里被骂了几十年“帝国的余孽”。他的声音很沉。“主理任席，这部法律，能堵住那些人的嘴吗？”
“法不能堵住所有人的嘴。嘴长在人脸上，人想说，法拦不住。但法能做的事，是让那些人知道——再说，就犯法了。”雷诺伊尔看着他，声音轻了，但更清楚了。“但法不能只靠堵。堵是一时的，疏才是长久的。疏是什么？疏是让你们从暗区里走出来，让你们和其他民族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开会。一起久了，就不陌生了。不陌生了，就不怕了。不怕了，就不骂了。不骂了，就是兄弟了。”
烬生的眼睛红了。他低着头，肩膀在抖，但没有声音。灰斗篷上的双头鹰徽记在灯光下若隐若现。他抬起头。“灰烬族三万二千人，会把暗区里那些别人不敢碰的废墟，一处一处清理干净。把那些别人看不懂的旧帝国技术，一项一项恢复过来。机器修好了，交给铁脊族炼钢。净化矩阵修好了，交给渊澜族过滤污水。地脉加热网修好了，交给霜骨族融化冻土。我们不种地，不捕鱼，不炼钢。但我们会修。修好了，交给你们用。用坏了，我们再修。修到修不动为止。”他停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很用力，像是把那些字从骨头缝里一个一个挤出来的。“旧帝国的血还在我们血管里流。但我们的手，已经在干卡莫纳的活了。干到死，就是卡莫纳的人。”
雷诺伊尔翻开第六本——《反国家分裂法》。深红色的封面，字是黑的。会议室里的气氛变了。不是紧张，是凝重。“分裂”这两个字太沉重了——旧帝国分崩离析的废墟还在暗区里冒着烟，共和时代的地方割据让这个国家差点亡在军阀手里。北境曾经有人宣布“独立”，结果被大雪和饥饿吞没了。南方的雨林里也有人打出分裂的旗号，结果在雨季的泥泞里烂掉了枪杆。
他念了五条。念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刀刻出来的。念到“情节严重的，处死刑”的时候，他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念完了。台下没有讨论，没有提问，没有人举手。
四十六个民族的代表同时站起来。他们站得很齐。没有人喊口令，但他们同时站起来，像四十六棵被风吹了一百年还没有倒的树。白霜族站起来，铁脊族站起来，渊澜族站起来，金穗族站起来，灰烬族站起来，赤潮族站起来，霜骨族站起来。他们没有说话，只是站着。站着，就是表态。
霜华的声音像冰川上吹下来的风。“白霜族在北境住了多少代，数不清了。有一年冬天，暴风雪封了路，白霜族在冰原上困了四个月。饿死了八百人。八百人，不是数字，是命。后来路通了，第一批进来的，是中央派来的救援队。他们开着雪地车，带着粮食和药，走了三天三夜，把我们从冰窟窿里一个一个捞出来。那时候我就知道——单过，过不好。一起过，才能活。”
潮生站起来。他皮肤红褐，螃蟹壳串成的背心在灯光下沙沙响。他是赤潮族的代表，红树林沼泽里捕蟹为生的人，只有八千人的小民族。“赤潮族虽小，也是卡莫纳的人。人在，国家就在。谁要分裂，就是砸我们的螃蟹笼子。砸了笼子，螃蟹爬走了，我们就没饭吃了。所以谁要分裂，赤潮族就跟谁拼命。用螃蟹钳子夹，也要夹死他。”
有人笑了。很低的笑声，像风吹过水面。不是嘲笑，是被最简单的话打动了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雷诺伊尔翻开第七本——《特殊时期道路法》。法学专家顾准又举手了，他问这部法律和旧帝国“紧急状态法”的区别。雷诺伊尔看着他说，“区别有两条。第一，启动需要议会批准。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是四百二十个人说了算。第二，自动失效。特殊时期结束，特殊措施自动作废。法不会赖在权力上不走。人会。所以不能靠人，要靠法。”
顾准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的手在抖。他参与起草旧宪法的时候才三十多岁，现在七十多岁了。他以为自己这辈子看不到一部真正能管住权力的法律了。
雷诺伊尔把七本法典叠在一起。七本，很厚。他用两只手按在最上面那本上，手指微微张开。阳光已经移到了国徽上，把那颗金星照得很亮。
“七部法律，全部宣读完毕。现在表决。”他停了。他看着台下那四百二十个人——霜华那只被冻伤的手，铁木尔那只被铁水烫伤的手，潮生那只被螃蟹钳夹伤的手，烬生那只被废墟钢筋刺穿又愈合的手，马国良那只在流水线上拧了二十三年螺丝的手，田根生那只在泥土里刨食了六十年还留着泥垢的手。“你们手中这一票，不是投给我的，是投给那些在工厂里拧螺丝的工人，投给那些在田里种地的农民，投给那些在矿山上挖矿的矿工，投给那些在海里捕鱼的渔民，投给那些在废墟里修机器的灰烬族，投给那些在冰原上打猎的白霜族，投给那些在红树林里捕蟹的赤潮族。投给他们，就是投给你们自己。因为你们也是他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国家的一块骨头。骨头和骨头连在一起，才是骨架。骨架立住了，肉才能长出来。肉长出来了，人才能站起来。”
他拿起法槌。法槌是木头的，很旧，握柄被磨得光滑。他握了一下，握得很紧。
“赞成通过七部法律的，请举手。”
四百二十个人同时举手。像一片沉默的森林在黎明前同时抬起头来。没有一个人落下。
法槌落下。笃的一声。那声响在会议室里回荡，被墙壁弹回来，被天花板弹回来，最后落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全票通过。”
没有人鼓掌。不是不激动。是太激动了——激动到忘了鼓掌。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把脸埋在掌心里。铁木尔那只被铁水烫伤的手攥成了拳头，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又敲了一下。霜华把她那只被冻伤的手收回来，低头看着上面那些冻疮的疤痕，看了很久。潮生摸了摸自己螃蟹壳串成的背心，壳子发出很轻的沙沙声。
雷诺伊尔把法槌放下。他看着台下那四百二十只举起来的手，看了很久。他的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那种烧过了头的炭火快要灭了反而更亮的光。
“散会。”
雷诺伊尔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傍晚了。夕阳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把整条走廊染成金黄色的。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稳。德尔文跟在后面，没有说话。走廊很长。他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从脚下一直延伸到走廊尽头。
走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窗外远处，那束从明日方舟基地升起来的光柱还在——很弱，很淡，但它不会灭。微风从窗户缝隙里吹进来，带着春天泥土翻新的气味。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孩子的笑声——是政务院外面那些重建工地上工人的孩子，他们在废墟旁边的空地上玩耍。一个孩子追着另一个孩子跑，笑声很亮，像冬天踩断枯枝的声音。
雷诺伊尔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他没有回头。“你知道叶云鸿改法的时候，我坐在旁听席上。他改了十二条。我当时觉得，改得不够。后来他被人害了，躺在病床上，谁都不认识了。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说——‘那些法，改得不够。你接着改。’我说，好。”
他推开门，走进办公室。桌上那摞旧法典还在，翻开的那一页还留着叶云鸿当年的批注。字迹很潦草，但每一笔都很用力，像用刀刻进纸里的。
他伸出手，把新通过的法律文本放在旧法典旁边。新的还泛着墨香，旧的已经泛黄。他把手收回来，垂在身侧。窗外，那束光柱还立着。夕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天空是深蓝色的，东边有一颗很亮的星星。
他坐下来，拿起笔，翻开一份新的文件。文件是白的，纸很厚，上面印着几个字——《工会、农会、商会组织细则》。他看了第一行，没有看进去。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椅子发出很轻的吱呀声。
他想起很多年前。那时候仗还没打完，他站在欧克利坦的码头上，看着那些从河床上走过来的人。他们浑身是血，浑身是泥，鞋跑烂了，脚磨破了，但他们还在走。那时候他想——等仗打完了，等国家建好了，就让他们好好歇一歇。现在仗打完了，国家还在建。他还在建。他不能歇。他歇了，那些死了的人就白死了。不能让他们白死。
窗外，那束光柱还立着。很弱，很淡，但它不会灭。
他闭上眼睛。微风从窗户缝隙里吹进来，吹在他脸上。远处孩子们的笑声还在——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轻了，像被风吹散了一样。但他听见了。他听见了。
新法铸基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