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辉城，新历18年1月15日，上午八时。
天是灰的。不是那种要下雨的灰，是那种压了很久、压到喘不过气、却一滴雨也挤不出来的灰。云层很低，低到像是踮起脚尖就能摸到。风从北边吹过来，不大，但很硬，刮在脸上像钝刀子割肉。圣辉城最高法院门口的那面旗在风里飘着，红底，金星，被灰天衬得刺眼。
法院是灰色的。灰色的墙，灰色的台阶，灰色的柱子。柱子很粗，很高，上面刻着字。字是红的，刻得很深——“公平正义”。四个字。每个字都有一人高。它们站在那里，看着每一个从台阶上走上去的人，看着每一个从台阶上走下来的人，看着那些站着的人，看着那些跪着的人。它们看了很多年了，还会看很多年。
法院周围站满了人。不是法院让他们来的，是他们自己来的。他们从工厂来，从田间来，从码头来，从那些被炸毁又被重建的街道上来。有人天没亮就来了，有人昨晚就来了，有人走了几十里路来的。他们穿着褪色的工装，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穿着打补丁的棉袄。他们的脸很黑，手很糙，眼睛里有血丝。他们不说话，只是站着。站在警戒线外面，站在风里，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
老马站在人群最前面。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工装上还有机油渍，洗了很多次也没洗掉。他的手里攥着一张存折。存折是旧的，边角磨毛了，折痕处裂了一道口子，被他用透明胶带粘上了。存折上写着他的名字，存入金额: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他攥得很紧，指节泛白。他旁边站着老李，手里也攥着一张存折。老李的存折比他的新，边角还很整齐，但也被攥出了褶子。
“你说，她会被判什么？”老李问。声音沙哑，像砂纸擦过铁皮。
老马没有说话。他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看了很久。“不知道。判什么，不是我们说了算。是法说了算。法说判什么，就判什么。”
“法会不会饶了她？”
老马转过头，看着老李。老李的眼睛很浑浊，眼白泛黄，眼角有眵目糊。他看了很久。“法不会饶人。法只会判人。判了，就定了。定了，就不能改。改了，就不是法了。不是法了，那些死了的人就白死了。”他停了。“不能让他们白死。”
老李没有说话。他把存折揣回口袋里，贴着胸口的位置。存折是凉的，他的胸口是温的。
上午八时三十分，法院大门开了。不是一下子全开，是慢慢地开，像是有人在门后犹豫了一下。门轴发出沉闷的声响，像一声很长的叹息。人们开始往里走，不挤，不抢，一个接一个，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他们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沉，像是鞋底粘了什么东西。
法庭很大。天花板很高，灯是白的，白光从上面浇下来，照在每一个人脸上。旁听席能坐三百人，坐了不止三百人。过道里站满了人，墙角里蹲着人，门口还挤着进不来的人。法警站在两侧，穿着深蓝色的制服，腰间别着警棍，面无表情。
审判席在最前面。审判长姓贺，叫贺正明。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不是染不起，是不想染。他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很厚，边缘泛着青光。他坐在审判席正中间，面前放着厚厚一摞案卷。案卷是牛皮纸封面的，边角磨毛了，里面夹着各种材料——讯问笔录、银行流水、证人证言、检举信、悔过书。他看了很多遍了，每一页都看，每一个字都看。今天他还要再看一遍。
审判席两侧是陪审员，一共四个。两个男，两个女。都是普通人，从各行各业抽选出来的。有工人，有教师，有医生，有农民。他们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表情很严肃。他们不是专业的，但他们知道今天要审的是什么人，要判的是什么罪。
公诉人席在左侧。公诉人姓刘，叫刘建民。四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制服，领口系得很紧。他的面前也放着一摞材料，比审判长的还厚。他准备了很久，准备了三个月。每一个证据都对过，每一个数字都算过，每一个证人他都见过。他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铁案，就是翻不了的案。翻不了，才能让那些等着看结果的人安心。安心了，才能相信法。相信法了，才不会自己动手。自己动手了，就乱了。乱了，那些死了的人就白死了。不能让他们白死。
辩护席在右侧。辩护人姓陈，叫陈思远。三十多岁，头发很长，扎在脑后，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是法院指定的辩护人。章知好没有请律师，她请不起，也不想请。她说，做了就是做了，辩什么？不辩了。但法院还是给她指定了一个。法要有程序，程序不能少。少了，就不是法了。
被告席在正中间，面对审判席。被告席是木头的，很旧，漆面磨掉了，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栏杆上有一道道抓痕，是以前站在这里的人抓的。他们抓着栏杆，指甲陷进木头里，留下这些痕迹。有的人哭了，有的人喊了，有的人一句话也不说。章知好还没有进来。
上午八时五十分。法警把章知好从羁押室带出来。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囚服，囚服很大，套在她身上像一只麻袋。她的头发剪短了，不是自愿剪的，是入监的时候按规定剪的。剪得不齐，刘海歪了。她的脸很白，不是那种健康的、有光泽的白，是那种很久不见阳光的、泛着青色的白。颧骨很高，眼窝很深，嘴唇没有颜色。她的眼睛是灰蓝色的，很淡，像冬天的湖水。湖面结了冰，冰下没有鱼。
她走进法庭的时候，旁听席安静了。不是忽然安静的，是一点一点安静的，像有人把音量旋钮慢慢地往左拧。先是后排的窃窃私语停了，然后是前排的交头接耳停了，然后是咳嗽声停了，然后是呼吸声都轻了。所有人都在看她。她不看他们。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脚上穿着一双布鞋，鞋底很薄，能感觉到地砖的凉。她一步一步走到被告席，站进去，双手垂在身侧。栏杆上那些抓痕硌着她的手指，她没有躲。她抬起头，看着审判长。
审判长也看着她。他们隔着很远的距离对视着。中间隔着一道栏杆，一张桌子，一摞案卷，一盏台灯，一面国徽。国徽是红色的，很大，挂在审判席正上方。
“被告人，姓名？”审判长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楚。
“章知好。”她的声音很小，但很稳。
“年龄？”
“三十六岁。”
“籍贯？”
“卡莫纳共和国，东川省，东川市。”
“原工作单位？”
“财政部。”
“原职务？”
“中央财政补贴发放处副处长。”
“知道为什么站在这里吗？”
章知好没有马上回答。她的手指在栏杆上轻轻摩挲着，摸到一道很深的抓痕。她低下头，看着那道抓痕，看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着审判长。“知道。因为我拿了不该拿的钱。”
审判长点了点头。他翻开案卷第一页，声音不高，但很清楚。“被告人章知好，女，三十六岁，原财政部中央财政补贴发放处副处长。新历17年12月，国家发放失业补贴，每人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东川省企业主钱多多，截留、克扣东川省一千二百名失业工人的补贴款，每人二千元，共计二百四十万元。被告人收受钱多多贿赂一百万元。案发后，被告人主动交代犯罪事实，退还全部赃款。公诉机关以受贿罪、贪污罪提起公诉。被告人，你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吗？”
法庭里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头顶日光灯管里电流的嗡嗡声，能听见后排有人咽了一口唾沫，能听见窗外那面旗在风里飘。章知好站在那里，手指停在栏杆上那道抓痕上。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又合上了。她的喉咙动了动，咽了一下，又咽了一下。
“没有异议。”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楚。
旁听席上有人吸了一口气。不是惊讶，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吐出来的气。有人低下了头，有人攥紧了拳头，有人眼睛红了。
公诉人刘建民站起来。“审判长，各位陪审员。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章知好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同时，被告人伙同他人截留、克扣失业补贴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他停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更侵犯了那些失业工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那些工人，在寒风中排队等着领补贴。有的人等了一天，有的人等了两天，有的人等了三天。有的人等到晕倒了，有的人等到病倒了。他们等的是国家的救命钱，等的是活下去的希望。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钱被人截了。截了二百四十万。二百四十万，对于那些等着钱买粮、等着钱买药、等着钱活命的人来说，就是命。是命，就不能截。截了，就是要他们的命。要了他们的命，就得还。”他看着章知好。“还不了，就判。”
他坐下了。椅子发出吱呀一声响。旁听席上有人鼓掌。不是很多人，是几个人。法警制止了。掌声停了。
辩护人陈思远站起来。“审判长，各位陪审员。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辩护人想提请法庭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被告人在案发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第二，被告人退还了全部赃款，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第三，被告人系初犯、偶犯，此前工作表现良好，多次获得表彰。第四，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罪。辩护人恳请法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上述从轻、减轻情节，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他坐下了。椅子又发出吱呀一声响。旁听席上没有人鼓掌。
审判长推了推老花镜，看着章知好。“被告人，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章知好抬起头，看着审判长，看着那些陪审员，看着旁听席上那一张张陌生的脸。她看见了老马，看见了老李，看见了那些她从未见过、却在文件上见过无数次名字的人。她的嘴唇在抖，不是怕，是别的什么。她张开嘴，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我没有要辩的。做了，就是做了。拿了，就是拿了。我不辩。我想说几句，不是辩，是说。说完了，你们判。判什么，我都认。”
审判长点了点头。“说吧。”
章知好站在那里，双手握着栏杆。她的手指在那些抓痕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摸着。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看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
“我是东川人。东川很穷。我小时候，家里也很穷。我爸是纺织厂的工人，我妈在家种地。我爸在流水线上站了三十年，腿站弯了，腰站驼了，眼睛站坏了。他一个月挣的钱，不够给我交学费。我妈把家里的鸡蛋攒起来，拿到集上去卖，一斤鸡蛋卖八毛钱。我的学费是一百二十块。我妈卖了整整一个暑假的鸡蛋，才凑够了。她递给我那一沓钱的时候，全是零钱，全是皱的，全是被汗水浸湿过的。我接过钱，说，妈，我以后会赚很多钱，还你。我妈说，不用还。你好好学，学好了，回来。回来，把咱们东川建好。”
她的声音哽了一下。她没有哭，但喉咙堵了一下。她咽下去，继续说。
“我考上了圣辉城的财经学院。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村长敲锣打鼓来我家送通知书，村里人都来了。我爸那天喝了酒，喝了很多，喝醉了。他拉着我的手，说，我女儿是大学生了，我女儿以后是国家的人了。国家的人，要为国家做事。不要贪，不要占。贪了，占了，就不是国家的人了。就是国家的贼。他说了很多遍，说一遍，喝一杯。喝一杯，再说一遍。我一直记得。”
她停了。旁听席上有人低下了头。
“后来我毕业了，分到了财政部。我从科员做起，做得很认真，很用心。别人下班了，我还在加班。别人放假了，我还在加班。我不是想表现，我是想多做点事。做多点事，就能帮多些人。帮多些人，就能对得起那些帮过我的人。我升得很快，从科员到副科，从副科到正科，从正科到副处长。我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开会，签字。我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我。我以为我还能记得我爸的话。但我忘了。不是一下子忘的，是一点一点忘的。像水从杯子里蒸发，看不见，摸不着，但杯子在变空。等我发现杯子空了的时候，已经晚了。”
她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在抖。
“钱多多找我吃饭。他敬我酒，我不喝。他又敬，我又不喝。他敬了三次，我喝了。不是我渴，是我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拒绝，就喝。喝了，就欠了。欠了，就得还。他找我办事，一开始是小事，后来是大事。他说，章处长，帮帮忙。我知道不合规，但我想，帮一次，没关系。帮了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第三次的时候，他把那张存折放在我面前，说，章处长，这是一百万，您收着。我看着那张存折，看了很久。我知道不应该收，但我收了。为什么收？因为我想有钱。有了钱，就能买房。有了房，就能接我妈来城里住。我妈一辈子住在乡下，没有住过楼房，没有洗过热水澡，没有用过抽水马桶。我想让她过好日子。我想用我的工资给她过好日子，但我的工资不够。不够，就想了别的办法。想了不该想的办法。做了不该做的事。”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但越来越清楚。
“我收了那一百万。我把它存进银行，不敢花。不是不想花，是不敢。不敢花，就放着。放着，就更难受。每次看见那张存折，我就想起我爸说的话。他说，不要贪，不要占。贪了，占了，就是国家的贼。我是国家的贼。我偷了那些工人的钱。他们等着那些钱吃饭，等着那些钱买药，等着那些钱活命。我偷了他们的钱，就是偷了他们的命。他们的命没了，我还活着。我不配活着。”
她停了。法庭里很安静。日光灯的嗡嗡声还在响，窗外的风声还在响，但那些声音都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很远，很轻。
“我不求宽恕。宽恕不了。做了这样的事，谁也宽恕不了。我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些被我偷了钱的工人。对不起那些在寒风中等着领补贴的人。对不起那些相信我、提拔我的人。对不起我爸。对不起我妈。对不起那些从河床上走过来的人。他们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以为到了。到了，才发现这里也有贼。我也是贼。我对不起他们。”
她低下头。她的肩膀在抖，但没有声音。她站在那里，等着。等审判长说话，等陪审员说话，等法说话。
审判长沉默了。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案卷旁边。他的手指在镜腿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敲着。他看着章知好，看了很久。
“法庭已充分听取公诉人、辩护人的意见，以及被告人的最后陈述。现在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评议结束后，当庭宣判。”
法槌落下了。笃的一声，很响，很闷，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所有人站起来。法警把章知好带出去。她走的时候，没有回头。旁听席上的人在交头接耳。有人说她装，有人说她是真的悔了，有人说悔有什么用，悔也还不回来那些被偷的钱，悔也还不回来那些被偷的命。
老马没有参与这些讨论。他坐在那里，看着那张空了的被告席，看着栏杆上那些抓痕。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老李坐在他旁边，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没有点。法庭里不能抽烟。他把烟夹在耳朵上。
“她说的话，你信吗？”老李问。
老马没有回答。他看着那面国徽，看了很久。“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认了。认了，就是还了。还不完，也得还。还到还完为止。”
休庭持续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里，旁听席上的人没有走。有人去上了厕所，有人去喝了水，有人站在走廊里抽烟。但没有人离开。他们要等。等一个结果。等一个让他们信服、让他们安心、让他们相信法不会饶人的结果。
上午十时十五分。法警把章知好带回来。她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泪。她站在被告席上，双手握着栏杆。栏杆上的抓痕硌着她的手指，她没有躲。审判长和四个陪审员从侧门走进来，坐回审判席。他们的表情很严肃。审判长戴上老花镜，拿起那张刚刚打印出来的判决书。纸是白的，字是黑的，盖着红印。红印是圆的，很大。
“全体起立。”
所有人站起来。椅子腿刮地板的声音响成一片，像一阵很乱的鼓点。鼓点停了。法庭里安静了。
“现在宣判。”
审判长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木头里。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章知好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伙同他人截留、克扣失业补贴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归案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退还全部赃款，认罪态度良好，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被告人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对象系国家用于救济失业工人的专项补贴资金，社会危害性极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严惩。”
他停了。法槌落下的声音是唯一的标点。
“判决如下:被告人章知好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卡莫纳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法槌落下。笃的一声。
章知好的腿软了。不是一下子软，是一点一点软，像一面被风吹歪的旗。她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往下滑。法警架住了她。她的脸很白，嘴唇在抖，但她没有哭。她的眼睛睁着，看着前方。前方是那面国徽，红底，金星。
旁听席上有人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憋不住的、小声的哭。哭的人是一个中年女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头发花白了，坐在后排角落里。她不认识章知好，她也不是东川人。她只是想哭。哭完了，就好了。好了，就不用哭了。
老马没有哭。他站起来，看着章知好被法警架出去。她的背影很小，很薄，像一张被揉皱的纸。囚服太大了，套在她身上像一只麻袋。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她只是停了一下。然后她被带出去了。门关上了。
老马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手里还攥着那张存折。存折上的数字还在——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他攥着它，攥了很久。然后他把存折放进口袋里，转身，走出法庭。
法院门口围了更多的人。消息已经传出去了。有人在用手机看直播，有人在听收音机，有人在等别人告诉结果。法院的门开了，人们涌出来。有人喊“死刑”，有人喊“罪有应得”，有人喊“法网恢恢”。有人在鼓掌，有人在哭，有人在沉默。
雷诺伊尔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那份判决书的复印件。纸是白的，字是黑的。他看了很久。窗外是灰蒙蒙的天。他把判决书放进口袋里，站起来，走到窗前。他伸出手，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圈是圆的，闭合的地方没有歪。他看了一会儿，把手收回来。
门被敲响了。“进来。”德尔文推门进来。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海军制服，肩章上的星星在灯光下泛着光。他走到雷诺伊尔旁边，站着，没有坐。
“判了。”德尔文说。
“知道了。”
“死刑。”
“知道了。”
“你上次差点毙了她。”
雷诺伊尔没有说话。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摸到那份判决书的边缘。纸很薄，很利，像刀锋。他摸了一会儿，把手拿出来。“毙不毙她，不是我说了算。是法说了算。法判了，就定了。”
德尔文点了点头。他站在那里，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风吹过来，把窗玻璃吹得轻轻响。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推开门，走了。
消息从圣辉城传到东川省，从东川省传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码头、每一条街道。工人聚集在工厂门口，手里攥着那份判决书的复印版。纸是白的，字是黑的。有人不认识字，让人念给他听。念完了，他沉默了很久。“判了。死刑。”他把纸折好，放进口袋里，转身，走回车间。机器还在响。他走到自己的工位上，站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扳手，开始拧螺丝。一颗，两颗，三颗。拧得很慢，很稳。
社交媒体上炸了锅。有人欢呼，说她死有余辜。有人感叹，说她曾经也是个好干部，怎么就走到这一步。有人反思，说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才让这样的人有机可乘。有人骂制度，有人骂社会，有人骂时代，有人骂人性。骂了很多，骂完了，就不骂了。不骂了，就安静了。安静了，就忘了。忘了，就白骂了。
博雷罗坐在巡查组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那份判决书。他看了很多遍了。他把判决书放下，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主理任席。判决书看到了。东川省的案子结了。下一步，查其他省份。同样的补贴，同样的漏洞，同样的人。不会只有她一个。”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查。查到底。查到不能再查为止。”
“是。”
博雷罗挂了电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灰蒙蒙的天。他想起章知好。那个年轻的、有前途的女干部，那个曾经坐在他对面、和他一起讨论补贴发放方案的人，那个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的人。她现在不笑了。她以后也不会笑了。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回桌前，坐下。他拿起笔，翻开一份新的文件。文件是白的，纸很厚。他看了第一行，没有看进去。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三天后的清晨，章知好在圣辉城第一监狱被执行枪决。法医确认死亡的时间是凌晨五时十二分。那时候天还没有亮。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道极细的光，灰白的，像有人用刀在夜幕上划了一道口子。她走的时候，没有哭。她只是闭着眼睛，等着。等那声响。那声响来了。然后她就走了。
消息传到她女儿章涵意那里的时候，是欧罗巴时间的深夜。她正在写那篇还没写完的论文，题目还是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绘画与世俗权力的博弈》。她已经写了三千字了，还是写不下去。她接到电话，听完了。她没有哭。她把电话放下，坐在那里，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那些字她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她伸出手，在键盘上敲了几个字，然后删掉了。又敲了几个字，又删掉了。最后她把电脑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欧罗巴的夜。很黑，有星星。她看着那些星星，看了很久。她想起妈妈，想起她最后一次打电话时说的那句话——“妈妈也爱你。”当时她觉得妈妈的语气不对，但没有追问。现在她知道为什么了。但已经晚了。晚了的，就回不去了。她把窗户打开，风灌进来，很凉。她站在那里，让风把她吹冷。冷了，就不疼了。不疼了，就能睡了。睡了，就不想了。不想了，就不哭了。她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些星星，看了很久。
在更远的地方，在那些她从未去过、也从不会去的村庄和城镇里，人们也在谈论这件事。有人在田埂上蹲着，嘴里叼着烟，把判决书的内容念给旁边的人听。念完了，旁边的人沉默了很久。“判了。死了。”他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死了，那些钱也回不来了。”他转身，走了。走回地里，继续锄草。
也有人拍手称快。在东川省纺织厂的老厂区里，几个还没找到工作的工人围在一起，用手机看新闻。他们看到“死刑”两个字，有人笑了。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出了口气的笑。出了口气，就舒服了。舒服了，就不堵了。不堵了，就能继续了。继续了，就不能停。
圣辉城最高法院门口的那面旗还在飘。红底，金星。台阶上的人已经散了。有人把那张判决书贴在了法院门口的公告栏里。纸是白的，字是黑的，盖着红印。风吹过来，把纸吹得哗哗响。有人在公告栏前站了一会儿，看了，走了。又有人来，又看，又走了。纸被风吹得卷了边，然后被人用透明胶带重新贴好。它会贴很久。也许很久很久。
雷诺伊尔在那天晚上没有睡。他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那片黑。远处，那束从明日方舟基地升起来的光柱还在。很弱，很淡，但它不会灭。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判决书的复印件，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折好，放进口袋里。他伸出手，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圈是圆的，闭合的地方没有歪。他看了一会儿，把手收回来。天还没亮。他还要等。等天亮，等新的文件，等新的会议，等那些永远也等不完的事。他不能停。停了，那些死了的人就白死了。不能让他们白死。所以不能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