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北桥区，煤气路灯陆续点亮，在整洁的石板街道上投下昏黄的光晕。空气清冷，带着波罗的海吹来的、微咸的晚风。衣着体面的绅士淑女们或漫步街头，或乘坐马车匆匆驶过，街边咖啡馆和餐厅的玻璃窗后，透出温暖的光和人影幢幢。这一切构成了一幅与南城码头区截然不同的、宁静而富足的都市夜景。然而，蜷缩在卡尔贝里斯街14号对面一条僻静小巷阴影里的基莫，却无暇感受这份宁静。饥饿像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他的胃，喉咙干得发疼，但更折磨人的是精神上的紧绷和焦虑。他的目光如同钉子，牢牢锁定在斜对面那栋浅灰色建筑紧闭的橡木大门上，以及更远处，街角那个已经变换了位置、此刻正倚在一根路灯杆下，看似漫不经心翻看着报纸的棕色外套男人。
那个男人还在。从下午到现在，除了短暂离开过一次（可能是去解决个人问题或换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条街附近徘徊，目光时不时扫过14号的大门和斯特兰德伯格律师下午进去的那家咖啡馆。他的姿态看似放松，但基莫从他站立时重心的微妙变化、观察时眼角余光扫过的范围，以及那份过于持久的“耐心”中，嗅到了同类的气息——监视者，或者说，狩猎者。这个人，绝非普通路人。
他是谁？瑞典警察？沙俄秘密警察（第三厅）的眼线？还是斯特兰德伯格律师的私人保镖？或者是其他对律师或其手中事务感兴趣的势力？基莫无从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试图公开、直接接触斯特兰德伯格律师的举动，都可能落入此人的视线，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
时间在等待和观察中缓慢流逝。咖啡馆里，斯特兰德伯格律师在一个多小时前已经离开，返回了14号。那个监视者并没有跟进去，依旧留在外面。看来，他的目标只是监视进出这栋房子的人，或者等待特定人物的出现。
基莫的大脑飞速运转。硬闯或者公开求见显然行不通。他需要一种更隐蔽、更出人意料的方式，接触到律师本人，同时避开监视者的耳目。直接投递信件？他没有纸笔，而且无法确保信件能安全送到律师手中，中途可能被管家或仆人截留，甚至可能暴露自己。趁夜潜入？这栋房子看起来结构坚固，窗户紧闭，可能有防盗装置，甚至可能有仆人守夜，风险极大，且一旦被当作窃贼抓住，就更难解释清楚了。
那么，只剩下一个看似笨拙，但或许可行的办法：等待，寻找一个律师单独外出，且监视者可能疏忽的机会。但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运气。而且，律师的生活规律如何？他明天还会在同一时间去咖啡馆吗？那个监视者会一直这样守在外面吗？基莫不知道，他只有今晚，和可能存在的明天。
夜色渐深，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初秋的寒意愈发明显，基莫裹紧身上单薄的外套，依然冻得微微发抖。那个监视者也似乎感到了寒冷和无聊，他离开了路灯杆，在街对面一个关门的店铺门廊下找了个相对避风的地方，点了支烟，红色的烟头在黑暗中明灭不定。
不能再等下去了。基莫想。不仅是寒冷和饥饿的煎熬，更是因为，每多等一刻，暴露的风险就增加一分。他必须主动做点什么，创造机会。
他的目光再次扫过14号建筑。除了正门，侧面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似乎是通往建筑后部庭院或仆人入口的。后部……也许防守没那么严密？他记得下午观察时，看到建筑后面似乎连着一个小花园，花园的围墙不算太高。
一个冒险的计划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形。趁夜深人静，绕到建筑后面，尝试从花园围墙翻入，找到仆人入口或者一扇可能未关严的窗户，然后……然后怎么办？直接闯入？不，那太疯狂了。或许，可以先观察，寻找机会向晚归的仆人或者早起出门的仆人传递信息？但这同样风险极高，仆人很可能会报警或叫醒主人。
就在他反复权衡，难以决断之际，街上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辆出租马车（droshky）从街道另一端驶来，嘚嘚的马蹄声在寂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晰。马车在14号门前停下。车门打开，下午见过的那位面容严肃、穿着黑色制服的管家（基莫现在猜测他是男仆或管家）率先下车，然后转身，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位女士下车。
那是一位看起来大约四十多岁、穿着深色天鹅绒长裙、外罩厚实羊毛披肩的女士。她身姿挺拔，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严谨的发髻，面容依稀可见年轻时的美丽，但此刻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郁和疲惫。她扶着管家的手臂，微微低着头，快步走上台阶。管家则警惕地扫视了一眼街道——他的目光似乎在那位监视者藏身的门廊方向停留了极其短暂的一瞬，然后迅速收回——随即上前用钥匙打开大门，两人迅速进入，大门“砰”的一声关上，隔绝了外界。
是斯特兰德伯格夫人？基莫猜测。律师的妻子？她看起来像是刚从某个不太令人愉快的场合回来，也许是探访病人，或者参加了一场悲伤的聚会。
马车的出现和这位女士的归来，似乎并未引起街角监视者太大的兴趣，他依旧待在门廊的阴影里，只是稍微调整了一下姿势，继续他的“守望”。
但这次短暂的插曲，却像一道微光，划过基莫被焦虑和疲惫笼罩的脑海。这位女士……或许是一个切入点？一位看起来忧心忡忡、可能更容易接近和产生同情的女性？不，直接接触她同样危险，而且她身边有警觉的管家。
就在基莫几乎要放弃这个模糊的想法时，又一个意外发生了。
大约在那位女士回家后十五分钟，14号建筑侧面那条狭窄通道的门（一扇不起眼的小门）突然被从里面推开，一个身影闪了出来。那是一个穿着朴素深色衣裙、围着围裙、头戴白色软帽的年轻女仆。她手里提着一个盖着布的篮子，出门后左右张望了一下，便匆匆朝着与主街相反的方向，即建筑后部的小巷走去，身影很快消失在黑暗中。
这么晚了，女仆独自出门？去做什么？倒垃圾？还是……送东西？或者，像许多大户人家的仆人一样，有自己的私人事务？
基莫的心脏怦怦跳动起来。一个单独外出的仆人，而且走的是侧面的仆人通道，这或许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不再犹豫，像一只悄无声息的猫，从自己藏身的阴影里滑出，借着街道上建筑物投下的黑暗区域，快速而谨慎地跟了上去。他尽量放轻脚步，利用巷道的曲折和堆放的杂物作为掩护，远远地吊在那个女仆身后。
女仆似乎对这条路很熟悉，脚步轻快，但没有太多警惕性。她穿过两条狭窄的后巷，来到了另一条稍微宽阔些的街道。这条街明显更平民化，两旁是稍矮一些的联排房屋，有些窗户还亮着灯，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或者孩子的哭闹声。空气里飘散着烹饪晚餐的气味和淡淡的煤烟味。
女仆在一栋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三层楼房屋前停下，抬头看了看二楼一扇亮着灯的窗户，犹豫了一下，然后走到门前，没有敲门，而是从篮子里拿出一把小钥匙，自己打开了门，闪身进去。
基莫躲在街对面一个堆着空木箱的角落后面，观察着。这不是商店，也不是公共场所，更像是住宅。女仆有这里的钥匙？这是她的家？还是她亲戚家？或者……是某个秘密的会面地点？
他等了大约十分钟，那扇门再次打开，女仆走了出来，手里的篮子似乎轻了一些。她锁好门，左右看看，便沿着原路返回。
机不可失！基莫深吸一口气，从藏身处走出来，在女仆即将拐进返回14号的那条后巷时，快步上前，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压低声音，用尽可能平稳但不失急切的语调开口：“打扰一下，女士。”
女仆吓了一跳，猛地转过身，手里的篮子差点掉在地上。她看起来二十岁左右，面容清秀但带着仆役特有的谨小慎微，此刻圆睁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显然没料到这么晚会在僻静的巷子里被人叫住。“谁？！你、你想干什么？” 她声音发颤，下意识地把篮子抱在胸前，后退了半步，背靠在了巷子的砖墙上。
“请不要害怕，我没有恶意。” 基莫立刻停下脚步，举起双手，示意自己空无一物。他站在几步开外，确保不会让对方感到直接的威胁。昏暗中，他能看到女仆脸上惊恐的神色。“我只是……需要帮助。一点点信息。”
“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没钱！你再不走，我要喊人了！” 女仆的声音虽然发抖，但带着一丝强装的强硬，目光慌乱地扫视着空无一人的小巷。
“不，不，我不是要钱。” 基莫连忙摇头，他知道必须尽快取得对方的信任，至少是让她停止喊叫的冲动。“我只是想……想给斯特兰德伯格律师带个口信。非常紧急，非常重要的口信。但我不能直接去敲门。” 他语速加快，目光恳切地注视着女仆。
“给老爷带口信？” 女仆愣了一下，眼中的惊恐稍稍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疑惑和更深的警惕，“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不自己送去？还有，你怎么知道我是在斯特兰德伯格家做事？” 她上下打量着基莫，显然注意到了他破旧的衣着和憔悴的面容，眉头又皱了起来。
基莫知道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至少听起来合理的解释。“我……我从芬兰来。是律师的一位……老朋友托我带来一些东西和信息，非常重要。但外面……” 他压低了声音，侧头示意了一下14号主街的方向，“外面可能有人盯着。我不确定是不是坏人。我不能冒险直接过去，怕给律师带来麻烦。我看到你从侧门出来，想着……或许你能帮我传个话？”
“芬兰？” 女仆重复了一句，眼中的疑惑更浓了。她再次仔细打量基莫，似乎在判断他的话有几分可信。“老爷的老朋友？我不记得老爷有芬兰的朋友……而且，就算有，你为什么找我？我只是个女仆。”
“因为你是现在唯一能安全、不引起注意地接近律师的人。” 基莫诚恳地说，他知道此刻任何谎言都可能被拆穿，只能尽量坦诚一部分，“我观察了一下午，主街那边有人一直盯着房子。我没办法。这件事真的非常重要，关系到……很多人的安危。请你务必帮帮我，只需要悄悄告诉律师，有一个从芬兰伊尔玛利来的年轻人，带来了约翰逊律师的消息，必须立刻见他，私下见。只要说‘伊尔玛利’和‘约翰逊’这两个词，他就明白了。如果他愿意见我，请告诉我一个安全的时间和地点。如果他不愿意见，或者你无法传话，我立刻离开，绝不再打扰你。” 他顿了顿，补充道，“我不会让你白帮忙，但我现在身无分文……我可以为你做任何我能做到的事作为回报。” 这话说得有些苍白，但他必须表达诚意。
女仆——她的名字是艾尔莎（Elsa）——咬着嘴唇，脸上表情变幻不定。恐惧、怀疑、好奇，还有一丝同情（也许是对基莫落魄样子的同情），在她眼中交织。她只是个普通的女仆，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深夜被一个陌生男人拦住，对方声称带来了从芬兰来的、关乎许多人安危的紧急口信，还暗示外面有危险人物监视着主人……这听起来像小说里的情节，却又真实地发生在她眼前。她本能地不想惹麻烦，只想立刻跑回温暖的厨房，把这件事忘掉。但眼前这个年轻人，虽然衣衫褴褛，眼神却异常清澈和坚定，带着一种长途跋涉后的疲惫和不容置疑的恳切。他说“伊尔玛利”和“约翰逊”时，语气中的沉重不似作伪。
“我……我只是个仆人，” 艾尔莎最终开口，声音依旧很低，但不再颤抖，“我不能保证什么。老爷他很忙，脾气也……不算特别好。而且，我该怎么跟他说？突然跑去告诉他，有个脏兮兮的芬兰小子在外面，说有要紧事？他可能会骂我一顿，然后让汉森先生（那个管家）把你赶走，甚至报警。”
“我知道这很为难你。” 基莫的心沉了一下，但努力维持着语气的平稳，“但这是唯一的办法。请你至少试一试。就按我说的，告诉他‘伊尔玛利’和‘约翰逊’。如果他反应激烈，或者立刻要抓我，那……你就当没见过我，我立刻消失。我绝不会连累你。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 他说着，手不由自主地按在了胸口，那里贴身放着母亲的银牌。
艾尔莎看到了他这个细微的动作，也注意到了他提到母亲时眼中一闪而过的悲伤。她沉默了片刻，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围裙的边缘。夜色渐深，巷子里更冷了，她出来时只穿了单薄的工作裙和围裙，此刻感到寒意袭来。她必须尽快回去，否则管家汉森先生会责备。
“……好吧，” 她最终像是下定了决心，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我可以试试。但我不能保证什么。而且，我不能现在回去就说，得找个合适的机会……明天早上，老爷用早餐看报的时候，心情通常好一些，我找机会说。如果他不理会，或者发火，我就没办法了。你……你明天白天在哪里？我怎么告诉你结果？”
基莫心中涌起一丝希望，连忙道：“明天白天，我会在离这里不远，但又不显眼的地方。你知道‘三一教堂’（Trefaldighetskyrkan）后面的墓园吗？那里上午通常很安静。明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会在那里的东北角，一棵最大的橡树附近等着。如果你来了，就说明律师同意见我，或者有回话。如果你没来……我就明白了。” 他选择墓园，是因为那里相对僻静，容易观察是否有人跟踪，也容易脱身。
艾尔莎显然对那个地方不陌生，点了点头，脸上依旧带着不安。“三一教堂墓园……东北角的大橡树……上午十点。我……我尽量。但如果我没去，你千万别再来了，也别去找别人。我……我不想惹麻烦。” 她再次强调。
“我明白。谢谢你，艾尔莎女士。” 基莫郑重地点头，他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此刻充满了感激。
“我叫艾尔莎。” 女仆小声说，然后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又看了基莫一眼，抓紧篮子，低着头，快步朝14号侧门的方向小跑而去，很快消失在巷子拐角。
基莫站在原地，看着她消失的方向，直到脚步声完全远去，才缓缓松了口气。后背再次被冷汗浸湿，一半是因为紧张，一半是因为刚才全神贯注的应对。他不知道艾尔莎是否会履行承诺，也不知道斯特兰德伯格律师听到“伊尔玛利”和“约翰逊”这两个词会是什么反应。是震惊？是怀疑？是立刻想要见他？还是无动于衷，甚至报警？一切都悬而未决。
但至少，他尝试了，找到了一个可能的突破口。这比漫无目的地等待，或者在监视者眼皮底下硬闯要好得多。
他不敢在此地久留，立刻转身，沿着与艾尔莎相反的方向，迅速离开了这片相对安静的住宅区，重新融入斯德哥尔摩夜晚依然有零星行人和马车的大街。他需要找一个地方度过今晚，挨到明天上午十点。身无分文，南城那个排水沟太远，而且他也不想在深夜穿越半个城市回去。他必须在这附近，北桥区或相邻的街区，找一个临时的栖身之所。
他记得来时路过一个正在维修的小教堂，脚手架和防水布搭了一半，后面似乎有个堆放建筑材料的小棚子。或许可以碰碰运气。
他凭着记忆往回走，果然找到了那个小教堂。教堂已经关门，周围寂静无人。他绕到教堂后面，在脚手架和一堆沙石砖块后面，找到了一个用木板和油毡纸临时搭起来的小棚子，里面堆着些工具和没用完的木料。棚子没有门，但位置隐蔽，背风。他小心翼翼地钻进去，找了个相对干燥的角落，蜷缩起来。这里比南城的排水沟干净一些，也避风，但同样寒冷。
饥饿和干渴折磨着他，但比生理痛苦更甚的是精神上的煎熬。艾尔莎会帮他传话吗？斯特兰德伯格律师会相信一个陌生女仆带来的、如此突兀且可疑的口信吗？那个监视者到底是谁？如果律师同意见他，在哪里见面才安全？如果这是个陷阱呢？
无数个问题在他脑海中盘旋，让他无法安睡。他只能强迫自己闭上眼睛，保存体力，同时竖起耳朵，警惕着外面的任何动静。夜晚的斯德哥尔摩，远处隐约传来钟楼的报时声，一下，两下……时间在寒冷和等待中缓慢流逝。他怀抱着微弱的希望，在简陋的工棚里，在疲惫、饥饿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中，迎来了1859年深秋，他在斯德哥尔摩的第二个黎明。灰白的光线透过油毡纸的缝隙，吝啬地照进这个临时的避难所，也照在他苍白而坚毅的脸上。距离与艾尔莎约定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的等待，将决定他漫长逃亡的最终结局，是希望之门敞开，还是彻底堕入更深的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