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的黎明是在一阵突如其来的、冰冷的细雨中到来的。雨丝并不大，但绵密如针，混合着尚未散尽的浓雾，将伦敦东区浸泡成一片深浅不一的、令人沮丧的灰黑色。雨水冲刷着屋顶的煤灰，在狭窄的街道上汇成一道道浑浊的、漂浮着垃圾的细流，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石头、腐烂的木头和无处不在的煤烟气味。
基莫蜷缩在“锚与链”棚户区那漏风的木板棚里，被一阵顺着缝隙钻进来的冷风和远处隐约的争吵声惊醒。他第一时间摸了摸怀里的油布信封和钱袋，冰凉的触感带来一丝扭曲的心安。肩膀和后背的肌肉经过一夜休息，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湿冷空气的侵蚀下变得更加僵硬酸痛，每一次细微的动作都牵扯出清晰的痛感。他慢慢坐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倾听着棚户区清晨的动静：婴儿的啼哭，女人的咒骂，男人沉重的咳嗽，还有雨点敲打各种材质屋顶的噼啪声。这里比“水手之家”或“河鼠”客栈更加粗粓、混乱，但也因此更加不为人注意。
今天是星期五。距离那个至关重要的“主日黄昏”，还有两天两夜。时间不多了。昨天在码头听到的关于“芬兰佬”酒馆的传闻，像一根细微的刺，扎在他的意识深处。那可能是一个陷阱，也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通向同胞或流亡者网络的线索。他必须去探查，但必须以最小的风险。
他嚼碎了最后一点渡鸦留下的硬饼干，用棚屋外一个积满雨水的破木桶里舀起的、带着铁锈味的冷水勉强漱了漱口。雨水浸透了他的旧水手外套，让原本就粗糙的布料更加沉重冰冷。他将衣领竖到最高，压低了帽檐，走出了这个临时的栖身之所。
他依然需要工作。不仅是为了那几个便士，更是为了维持“寻找零工的落魄外国水手”这个身份。在找到新的线索或接头成功之前，这个身份是他最好的保护色。他再次来到码头区，但今天换了另一个相对较小的货运码头。这里的工头同样粗鲁，条件同样苛刻，但好在没人认识他。他扛了半天的麻袋，感觉肩膀的旧伤在粗糙麻袋的摩擦下火辣辣地疼，但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弯腰、扛起、行走、卸下的动作。汗水混合着雨水，浸透了里衣，又在寒冷的外套下变得冰凉。
午饭时，他领到了和昨天一样粗糙的食物，找了个远离人群的角落，背靠着一堆湿漉漉的帆布坐下，一边小口吞咽着坚硬的面包，一边用眼角余光观察着周围。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吃饭、闲聊，话题依旧是抱怨、女人、赌博和道听途说的传闻。今天，他听到了一段新的、让他心头一紧的对话。
“……听说了吗？舰队街那边，好像有警察在查一家关了门的印刷所。”一个满脸胡茬的老工人压低声音说，但码头的嘈杂让他的声音并不算太小。
“印刷所？查什么？欠债了？”另一个年轻人不以为意。
“不清楚。我有个侄子在那边送报，说看到有穿便衣的，不像是普通巡警，在附近转悠了好几天了，还找人问话。就前街拐角那家，好像老板是个外国人，叫什么……埃什么来着。”
“外国人？那多半是惹上麻烦了。这年头，少跟外国人扯上关系。”第三个工人嘟囔道，吐出一口浓痰。
“可不是嘛。听说不止警察，好像还有别的人也在打听，看着就不像好人……”
基莫的心沉了下去。警察介入，还有“别的人”——很可能就是监视出版社的那些人，或者沙俄的秘密警察。这说明埃克贝里的事情可能闹得更大了，已经不限于秘密监视，而是引起了官方层面的注意，或者至少是某种程度的调查。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这意味着，不仅埃克贝里本人处于危险之中，任何与他有关联的人，包括那个失踪的伙计，甚至任何试图打听他的人，都可能被纳入调查的视线。这也让周日黄昏在教堂的会面，风险陡然增加。谁能保证，警察或者那些“别的人”，没有注意到圣邓斯坦教堂这个可能的联络点？那封被他取走并销毁的信，是否已经被对方察觉？
他强迫自己保持镇定，继续小口啃着面包，仿佛对周围的谈话漠不关心。但胃里像是结了一块冰。他必须更加小心，行动必须更加隐蔽、更加迅速。
下午的工作在沉闷的雨雾中继续。基莫扛着沉重的麻袋，思绪却在飞速旋转。他需要尽快侦察“狗巷”的“芬兰佬”酒馆。如果那里真的“有眼睛盯着”，他必须确认这一点，并判断是暂时避开的监视点，还是已经暴露的危险陷阱。但他不能直接走进去询问。他需要一个更巧妙的办法。
机会在收工前意外地出现了。一个同样在码头打短工的、看起来有些憨厚的年轻工人，在扛一袋特别沉重的货物时滑了一跤，膝盖磕在湿滑的木板上，疼得龇牙咧嘴。基莫正好在旁边，顺手扶了他一把，帮他把货物归位。那年轻人感激地看了基莫一眼，用生硬的英语说了声谢谢，口音带着明显的北欧腔调。
基莫心中一动。他同样用带着芬兰口音的英语低声回应：“没事。你也是从北边来的？”
年轻人愣了一下，仔细看了看基莫，警惕之色一闪而过，但或许是因为基莫刚刚帮了他，或许是因为基莫同样年轻且看起来疲惫不堪，他眼中的警惕稍微褪去了一些，点了点头，用更低的声音说：“挪威。卑尔根。你呢？”
“芬兰。图尔库附近。”基莫报了一个离他家乡伊尔玛利不远的港口城市。在陌生的地方遇到北欧同乡，哪怕不是同一个国家，也容易产生一丝天然的亲近感。“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他抱怨道，揉着自己酸痛的胳膊。
“是啊，为了混口饭吃。”挪威年轻人叹了口气，揉了揉膝盖，“我叫奥拉夫。你呢？”
“卡尔。”基莫用了自己在“信天翁号”上用的假名，“刚下船没多久，还没找到固定的活儿。这附近有没有……嗯，能让咱们这样的人喝一杯，听听家乡话的地方？我英语不好，闷得慌。”
奥拉夫脸上露出一丝理解，但又带着犹豫。他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有个地方……在狗巷，叫‘老维京’，老板是个芬兰老头，人还不错，有时候能遇到咱们那边的人。不过……”他欲言又止。
“不过什么？”基莫做出好奇又担忧的样子。
奥拉夫凑得更近了些，声音几乎低不可闻：“最近……好像有点不太平。我去过两次，感觉气氛有点怪。有人说，有陌生面孔在附近转悠。我也说不准，也许是我想多了。反正，我最近不常去了。”
果然！基莫心中暗凛，脸上却露出失望和一丝不安：“这样啊……那还是算了。安全第一。我可不想惹麻烦。”
奥拉夫赞同地点点头，拍了拍基莫的肩膀（基莫疼得咧了咧嘴）：“小心点好，卡尔。这伦敦，看着热闹，底下事儿多着呢。你要真想喝酒，去河边‘三只渡鸦’也行，那里什么人都有，也杂，但没人特意盯着谁。”
这时，工头的哨音响了。奥拉夫对基莫点点头，一瘸一拐地去领工钱了。基莫也默默领了自己那份微薄的报酬——又是三个便士。他小心地将硬币收好，脑子里却在反复琢磨奥拉夫的话。“老维京”（Old Viking），老板是芬兰人，最近气氛怪，有陌生面孔……这与昨天听到的“芬兰佬的酒馆”、“有眼睛盯着”完全吻合。这几乎可以肯定，那个地方处于某种监视之下。是警察？还是沙俄的特工？或者是其他势力？但无论如何，那里现在是个危险的地方，至少对他这个试图寻找埃克贝里和流亡者网络的人来说，是个需要极度警惕、甚至应该完全避开的地方。
这让他更加担忧。如果“老维京”是伦敦芬兰流亡者（或同情者）的一个聚集点，那么它的暴露，意味着整个网络可能都面临着严重的渗透和威胁。埃克贝里的暴露或许不是孤立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联络方式要紧急变更到圣邓斯坦教堂，并且使用了“停止原定联络”、“新渠道待启”这样的措辞。
必须更加谨慎。他决定暂时放弃对“老维京”的直接侦察。至少，在周日黄昏的会面之前，绝不能靠近那里，以免打草惊蛇，或者将自己暴露在监视者面前。
收工后，他没有立刻离开码头。雨小了些，但雾气更浓了。他花了一个便士，在一个卖热食的摊档买了一杯滚烫的、味道可疑的肉汤，捧在手里汲取着微薄的热量，同时远远地、装作无所事事地观察着码头上来往的人群。他在寻找是否有看起来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或者在暗中观察的人。但码头上人太多，太杂，浓雾和昏暗的天色更是极大地阻碍了视线。他什么特别的也没发现，但这并不能让他安心——也许，监视者比他想象的更善于隐藏。
喝完肉汤，身体稍微暖和了一些，他再次动身，前往圣邓斯坦教堂区域。今天，他更换了观察点和路线。他没有再去那个能看见侧门的小酒馆，而是绕到了教堂后方，躲在昨天标记好的、墓地围墙外的那棵光秃秃的大树后面。从这里，透过生锈的铁栏杆缝隙，可以看到教堂后院的一部分，以及侧门的一角。视角不算好，但相对隐蔽，而且靠近他昨天发现的那个监视者传递信息的墙角。
他耐心地等待着，像一尊渐渐被雨水和雾气浸透的石像。时间缓慢流逝，天色愈发昏暗。教堂后院一直空无一人，只有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在石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侧门紧闭。那个佝偻的看墓人老人在傍晚时分出来过一次，倒了一小桶垃圾到后巷的公共垃圾堆，然后很快又缩了回去，再也没有动静。
就在基莫以为今天又将一无所获，准备在天黑前离开时，变化出现了。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教堂后巷的另一头。那是个穿着深色长雨衣、戴着低檐帽的男人，手里提着一个看起来像是装工具的帆布包。他走得不快，步伐沉稳，看起来像个普通的下班工人或者手艺匠人。在经过出版社后院外墙的那个墙角时（正是基莫前天晚上发现“粉笔头”标记的地方），他脚步似乎没有丝毫停顿，但就在交错而过的瞬间，基莫敏锐地捕捉到，那人的手极其自然地在墙边拂过，仿佛只是无意识地碰到了墙壁，但基莫几乎可以肯定，有什么东西被留下，或者被取走了——动作太快，太隐蔽，在浓重雾霭的掩护下，几乎无法看清。
是那个“水管工”？还是换班的另一个监视者？基莫的心跳加快了。他没有动，屏住呼吸，紧紧盯着那个男人的背影。男人没有回头，继续向前走，很快消失在后巷的拐角处，融入了浓雾之中。
大约过了十分钟，又一个身影出现了。这次是个穿着旧西装、没打伞、腋下夹着一个报纸卷的男人，看起来像个落魄的职员。他同样从那个方向走来，经过墙角时，同样有一个极其轻微、不易察觉的停顿和手的动作，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
交替。传递。无声的接力。监视在继续，而且规律严密。基莫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比雨水和雾气更冷。这不仅证实了出版社仍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也说明这个监视网络运作有序，并未因为埃克贝里的“暴露”和“转移”而松懈。他们还在等待着什么？等待同伙？等待新的情报？还是等待像他这样试图联系埃克贝里的人上钩？
他必须万分小心。他不能确定教堂是否也在同样的监视之下。那封信被取走，是否会引起监视者的警觉？那封信的内容是否暗示了教堂这个新的联络点？“V”是否知道监视的存在？这个新联络渠道是否安全？
没有答案。只有越来越浓的迷雾和越来越深的疑虑。
天终于完全黑透了。雨停了，但雾气更加浓重，街灯的光晕在雾中缩小成一团团昏黄的、毛茸茸的光球，只能照亮周围几步远的范围。基莫从藏身的大树后悄然离开，像一滴水汇入河流，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昏暗的巷道中。他没有回“锚与链”的棚屋，也没有去“河鼠”客栈。他需要一个新的、临时的过夜地点，以打乱可能存在的追踪节奏。
他在远离教堂和码头区、靠近铁路线的一片更加破败的街区，找到了一个废弃的门廊。门廊的屋顶还能勉强挡雨，角落里堆着一些破烂的麻袋和硬纸板。这里显然不止他一个过客，空气中弥漫着劣质酒精、呕吐物和人类排泄物的混合臭气。他找了个相对干净、背风的角落，蜷缩下来，用捡来的破麻袋盖在身上。寒冷、潮湿、饥饿、疲惫，以及精神上持续紧绷的压力，几乎要将他压垮。但他不能放松。他怀里揣着的，不仅是那封可能关系重大的信，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对无数像他父亲、像斯特兰德伯格那样的人的承诺。
他闭上眼睛，但睡眠无法到来。脑海中反复回放着今天看到的一切：码头工人奥拉夫警惕的眼神和低声的警告；那两个在教堂后巷无声交接的监视者身影；圣邓斯坦教堂在暮色中紧闭的侧门和幽暗的窗户；还有那封已经化为灰烬、但内容深深刻在脑海中的短信。
“信号：圣邓斯坦烛台，三短一长，下个主日黄昏。”
烛台……三短一长……是敲击声？还是烛光的明暗变化？如果是烛光，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黄昏的教堂可能人很少）发出而不引起怀疑？接收信号的人又会如何回应？是另一个烛光信号，还是直接现身？如果现身，又该如何确认身份？“V”是否会出现？还是只是一个中间人？
一个个问题纷至沓来，却没有答案。他只能假设各种可能，并准备相应的对策。如果是烛光信号，他需要蜡烛，需要能遮挡烛光的东西（比如一个不透光的罩子，或者自己的手掌和帽子），还需要在教堂里找到一个既能观察到特定烛台、又相对隐蔽、便于发出信号和观察回应的位置。他反复回忆教堂内部的细节，尤其是烛台的位置。祭坛上有两个高大的枝形烛台，侧面的小祈祷室里似乎也有固定在墙上的小烛台，还有一些信徒奉献的、放在特定位置的小蜡烛。会是哪一个？V 没有明说，或许“圣邓斯坦烛台”特指某一个？是祭坛上最显眼的那对？还是某个有特殊意义的小烛台？
他需要再去一次教堂内部确认，但不能再以“寻求安静”的借口，那样太频繁，容易引起看墓人老人的怀疑。也许……可以伪装成想要寻找工作、愿意帮忙打扫教堂的穷人？或者，在周日礼拜时混入人群？但周日礼拜时人多眼杂，发出信号和识别回应都更加困难。V 指定“黄昏”，或许正是因为那时人少。
思考中，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和含糊的嘟囔声由远及近。一个浑身酒气、步履蹒跚的流浪汉摇晃着走进了门廊，看到基莫，含糊地骂了一句，在另一头重重地坐下，很快响起了鼾声。基莫悄悄握住了怀里的小刀，直到那鼾声变得均匀沉重，才稍微放松了一点。
明天是星期六。最后一天的准备时间。他需要准备好发出信号的工具，需要更仔细地规划进入教堂、发出信号、等待回应以及撤离的路线和方案。他需要食物，需要休息，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体力。
在流浪汉震耳欲聋的鼾声、远处火车驶过的轰鸣以及无休无止的、仿佛渗入灵魂的潮湿雾气中，基莫·海基宁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努力让过度运转的大脑休息片刻。周日黄昏，那个决定性的时刻正在一分一秒地逼近。他像一柄被拉到极限的弓，弦已绷紧，箭在弦上，目标却隐藏在浓雾的最深处，无法窥见。他能做的，只有相信那封短信带来的指引，相信斯特兰德伯格律师的选择，相信自己在绝境中求生的本能和这连日来在伦敦迷雾中摸索出的、微弱但确实存在的方向感。
远处，不知哪座教堂的钟声穿透浓雾，低沉地敲响了。是晚祷的钟声，还是报时的钟声？基莫数不清，也不想去数。他只是握紧了胸前那枚冰凉的银十字架，仿佛那是他与过往那个相对简单的世界之间，唯一的、脆弱的联系。然后，他将所有杂念排除，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集中在保存体力上，集中在即将到来的、吉凶未卜的周日黄昏。浓雾在伦敦的夜色中无声地翻滚，吞没了废弃的门廊，吞没了流浪汉的鼾声，也吞没了这个蜷缩在破麻袋下、怀揣着巨大秘密和沉重使命的年轻信使。只有远处泰晤士河上夜航船只的汽笛，如同迷失巨兽的呜咽，在浓得化不开的黑暗与潮湿中，久久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