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晚上九点，急诊科天台。
此刻的天还没完全黑透，西边还有一点暗红色的光，像一滴被稀释过的血。
阳台旁边的工矿灯已经点亮了，黄澄澄的，照着天台上的五个人。地上摆着琴盒、水杯、还有一袋韩硕从食堂带过来的橘子。
苏和站在中间，话筒架面前。
顾言坐在音箱上弹着吉他，沈峻靠在矮墙边弹贝斯，陆原坐在键盘后面，韩硕在架子鼓后面，手里拿着鼓刷。
排练开始之前，韩硕调了十分钟鼓面。等调完了，试了试，音色不对又调了一分钟。顾言回头看了他一眼：“你今天调的太久了。”
韩硕略带无奈的说：“这几天湿度大，鼓皮有点松。”
“你上次也这么说的。”
韩硕白了他一眼没理他。
调试完，苏和开唱。
第一句，跑调，顾言蹲到地上狂笑。
第二句，又跑了，沈峻面无表情，默默地把手底下把贝斯音量拧大一档。
第三句，苏和的调还在跑，沈峻把音量拧到最大，贝斯声有点嗡嗡的开始响，像一头老牛在哼哼。
陆原在键盘后面按和弦，C大调，G大调，简单，但依然好听。
韩硕的鼓刷落下来，沙沙沙，像雨点打在树叶上。
排练了大概四十分钟。
五首歌，苏和每首都跑调，但每首都能完整的唱完。顾言笑得蹲在了地上三次，有点直不起腰了。
沈峻拧音量拧了五次，陆原和弦按错两次，韩硕的鼓刷一直没停过。
排练结束。
苏和把手里的话筒关了，拧开矿泉水喝了一口。
顾言把吉他放回琴盒，站起来甩了甩手腕。
沈峻把贝斯往墙边一靠，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韩硕开始拆鼓，先松鼓面，再收鼓架，动作很慢。
陆原没动。
他坐在键盘后面，手搭在琴键上。眼睛看着前面，看着矮墙外面那个方向的夜景。
城市的天际线有一条模糊的边迹。
远处的楼栋，近处的行道树，全部变得黑乎乎的，只有高架上的车灯连成了两条红线。
顾言把琴盒拉链拉上，回头看了他一眼：“走了。”
陆原没回应他。
顾言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琴盒放在地上，发出咚的一声。
“想什么呢。”
陆原停了几秒。
“我想辞职。”
他的声音不大。
但天台很安静，所以每个人都听见了这句话，苏和拧瓶盖的手停了，沈峻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韩硕拆鼓面的动作顿了一下。
顾言转头看着陆原：“你说什么。”
“我想辞职。”
顾言看着他。
陆原的脸在工矿灯下有点看不太清楚，但他眼睛里的光是认真的。
顾言认识陆原二十年了。从医学院第一天到现在，陆原从来没说过这种话。他从来不说“我不干了”“我想走”“我受不了了”。他是五个人里最稳的那个，最安静的那个，最不会折腾的那个。
“你辞了那儿科不得关门？”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辞。”
“所以我还在想。”
沈峻把手机收起来，走到键盘前面。看着陆原。
“想多久了。”
“有一阵了。”
“多久。”
陆原没回答。低头看琴键，黑键和白键。他的手指搭在白键上，没按下去。指甲剪得很短，指腹是平的，因为需要常年按琴键和按病历键盘。
苏和走过来，把矿泉水瓶放在键盘上。没说话，靠着音箱站着，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为什么。”顾言问。
“累。”
“累？谁不累。我今天切了六台手术。沈峻昨天关了两个呼吸机。苏和连续四台开颅。韩硕昨晚接生到天亮。问谁谁不累。”
“我知道。”
“你知道你辞什么。”
“这种是不一样的累。”陆原抬起头，看着顾言，“你们累完能睡着，可我睡不着。”
天台安静了。
顾言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儿科门诊一上午五十个号。四十个是感冒发烧，家长紧张，我能理解。五个是慢性病复查，病情控制得不错，我也跟着高兴。剩下五个，是白血病，是再障，是实体瘤。化疗的，等床位的，复发的。有一个小孩子，我看了他三年。从他两岁看到现在五岁了。他化疗做了八轮，骨髓移植做了，排异也扛过来了。可上个月病情又复发了，他妈妈坐在诊室里哭，他在旁边玩我桌上的血压计袖带，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陆原停了一下。
“我那天晚上回去，坐在沙发上，坐到凌晨三点。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能干什么。”
沈峻靠在矮墙上，低头看自己的贝斯。琴弦上有一道划痕，他用指甲刮了一下。
韩硕把鼓架收好，放在墙边。
走到键盘旁边，蹲下来，看了陆原一眼。然后伸手，把键盘旁边的吉他拾音器拿起来。那是陆原的吉他，一把旧木吉他，放在键盘旁边，平时排练的时候陆原偶尔弹两下。
韩硕把拾音器拿起来，把线绕好，把上面的音量旋钮拧低了一档，放回去。没说话，站起来，走了。
陆原看着那把吉他。拾音器旋钮上的刻度从五变成了四。韩硕的意思是——你还在弹，你还在弹，就还是我们的人。
顾言拍了拍陆原的肩膀。站起来。拎起琴盒，走了两步，回头：“明天门诊几点。”
“八点。”
“别迟到了。”
“嗯。”
苏和把矿泉水瓶拿走了，沈峻把贝斯背起来，他们一个一个走下铁梯。
铁梯的响声在夜里特别清楚，哐当哐当，一级一级往下。
陆原还坐在键盘后面，天台灯亮着，照着那把吉他，拾音器上的刻度是四。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儿科门诊。
陆原坐在诊室里。
白大褂扣得整整齐齐，听诊器挂在脖子上。面前摆着病历，电脑屏幕亮着，挂号系统里排着队。
第一个号叫进来，是一个发烧的小孩，三岁，三十八度五，妈妈紧张得不行。
“陆医生，他昨天晚上烧到三十九度……”
陆原拿听诊器听了一下肺，没有杂音，清晰的呼吸音。又看了一下他的嗓子。红肿的。是感冒了。
“病毒性的感冒，三天到五天的样子。回去多喝水，退烧药按体重吃就行了，红肿三天没退下去再过来。”
“不用输液吗。”
“不用。”
“可是他烧得那么高……”
“烧得高不代表病情严重，精神好不好？”
“精神还行，就是烧起来就哭。”
“正常的情况，退烧之后精神好就行。回去观察。”
妈妈抱着孩子走了，陆原叫下一个。
九点半的时候，一个哭闹的小孩被爸爸抱进来，三岁左右，男性，头发被剃得坑坑洼洼的，孩子脸色苍白，手上扎着留置针，胶布缠了两圈。
“陆医生，我们来复查。”
陆原翻看病历。
神经母细胞瘤，目前是化疗后修养期。他蹲下来，跟小孩平视。
“又哭了。”
小孩哭得直抽抽。
爸爸在旁边说：“他怕打针，今天检查要抽血。”
陆原看着小孩：“别哭了，叔叔医生在。”
小孩停了一下，看着陆原。
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但哭声小了。陆原从兜里掏出一张贴纸，是超人，递过去。
“拿着，抽血的时候攥着就不疼了。”
小孩接了贴纸，在小手里攥的紧紧的，但不哭了。
孩子爸爸松了口气。
陆原站起来，开了化验单。递过去，爸爸接过来，说了声谢谢，抱着孩子走了。
陆原坐回椅子上。叫下一个号，手搭在键盘上。
指尖碰到键盘的边角，触感平平的。
他想起昨晚韩硕拧低的那一档音量。伸手摸了摸兜，贴纸还在，还剩几张。
辞职的事，他没再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