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零七分，ICU门口。
苏和站在门口，没走进去。家属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三个人。患者的妻子，六十来岁。儿子，三十多岁。女儿，二十多岁。三个人刚签完不做有创抢救同意书。苏和把同意书收好，放进口袋里。
“你们可以进去看他。”
妻子摇头：“不进去了。刚才看过了。”
“好。”
苏和转身要走。儿子叫住她。
“苏医生。”
“嗯。”
“我爸……他的器官。能捐吗。”
苏和停下来，转过身，看着他。
“脑死亡的病人，可以捐献器官。但要看条件。年龄，基础疾病，器官功能。你父亲六十三岁，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冠心病。器官功能可能不符合捐献标准。要做评估。”
“那……能捐什么。”
“角膜，骨骼，皮肤。这些组织对年龄和基础疾病要求相对宽松。大器官，心脏，肝脏，肾脏，肺，要看具体功能。你父亲有冠心病，心脏可能不行。肾功能要查，肝功能要查，肺功能要查。”
“那……我们捐。”
妻子抬头：“捐什么。”
“妈。捐器官。爸的角膜，能给别人用。让别人看见。”
妻子低下头，想了一会儿。
“你爸。他同意吗。”
“他以前说过。说死了烧了可惜，不如捐了，救别人。”
“他说过？”
“说过。去年看电视，一个捐器官的新闻。他说，这个人了不起。我死了也捐。”
妻子不说话了。
苏和站在旁边，看着。
“你们商量。不用现在决定。脑死亡确认之后，有窗口期。一般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你们可以想，也可以跟家里人商量。”
儿子点头：“我们商量。明天给你答复。”
“好。”
苏和走了。经过走廊，灯管嗡嗡响。她停下来，摸了摸后颈。酸。按了两下，继续走。
回办公室，坐下来，交班本翻开，拿笔，写：男，六十三岁，脑死亡，家属考虑器官捐献，待评估。
写完，停笔，站起来，去查房。经过ICU门口，那三个家属还在，坐在塑料椅上。儿子在打电话，应该是打给其他亲属。苏和看了一眼，走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儿子来找苏和。
“苏医生。我们商量好了。捐。”
“好。做评估。”
评估做了两天。心脏不行。肝脏不行。肾脏不行。肺不行。角膜可以。骨骼可以。皮肤可以。
苏和拿着评估报告，去谈话间。家属在等。
“心脏肝脏肾脏肺都不行。基础疾病太重，功能不符合捐献标准。角膜可以，骨骼可以，皮肤可以。你们捐不捐。”
“捐。”
“好。我联系器官捐献协调员。办手续。”
办完手续。苏和站在ICU门口，看着器官捐献协调员和家属谈话。儿子签字，妻子在旁边看着，女儿在抹眼睛。签完了，协调员走了。儿子走过来。
“苏医生。我爸的眼角膜。能给几个人用。”
“两个。一个人用一只，或者一个人用两只。看匹配。”
“能看见就行。”
“嗯。”
苏和走了。经过走廊，灯管嗡嗡响。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攥了一下拳，松开，继续走。
回办公室，坐下来。护士小孟推门进来：“苏医生，器官捐献协调员那边来电话，说角膜匹配上了。两个受者。一个角膜白斑，等了两年。一个圆锥角膜，等了半年。明天手术。”
“好。跟家属说一声。”
“说了。他儿子说，能看见就行。”
苏和点了一下头。小孟走了。
下午两点，角膜获取手术。苏和站在手术室外面，看着协调员和手术医生进去。取角膜。时间不长，二十分钟。取完了，放进保存液，装箱。协调员提着箱子出来，看见苏和，点了一下头。
“苏医生。走了。”
“嗯。”
协调员走了。苏和站在手术室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经过ICU门口，那个病人的床位已经空了。护士在撤监护仪，卷导线，一条一条缠好，放进收纳箱。床单换了新的，白得刺眼。
苏和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转身走了。
晚上七点，儿子来办公室找她。
“苏医生。手术做完了？”
“角膜取完了。明天移植给两个病人。一个等了两年，一个等了半年。”
儿子点头，站在门口，没走。
“苏医生。我爸……他走的时候。安详吗。”
“安详。心跳停了，没按压，没插管。睡着走的。”
“那就好。”
儿子站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
“这是我爸去年写的。夹在他抽屉里的。我妈收拾东西翻出来的。上面写着他要是走了，器官捐了。我们没瞎说。”
苏和接过来。一张信纸，折了两折，边角磨毛了。打开。圆珠笔写的，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很用力。
“我死后，器官捐给需要的人。角膜给看得见的人。骨头给站得起来的人。皮肤给烧伤了的人。能捐的都捐。别烧了。烧了可惜。张德贵。二〇二四年三月。”
苏和看完，把纸折好，递回去。
“收好。”
“嗯。”
儿子把纸揣进兜里，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回头。
“苏医生。谢谢你。”
“不用。你爸自己写的。”
儿子走了。苏和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
回办公室，坐下来，交班本翻开。在“待评估”后面补了一行：角膜捐献完成。两个受者。手术安排明日。写完，把笔放下。
站起来，走到窗边。外面天黑了。路灯亮着。急诊楼门口的灯亮着。救护车闪着灯回来。她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