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阿凯把录像带从机器里取出来，装进怀里，谁也没给。
“带子是我爸的。”他说，“我看完之前，谁也别动。”
沈砚没有拦他。他看得出来，阿凯从昨晚起就不对劲——不是害怕，是整个人绷着，像一根拉到极限的弦。他让老周跟着阿凯，自己继续补剧本。剧本写到第六场，他抬头，发现天已经暗了，街角的霓虹灯又开始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冻结期里，灯是不该亮的。
“灯亮着，”沈砚站起来，“说明有人进场了。”
他推开办公楼的门，正看见阿凯一个人，走进了街角的化妆间。
化妆间是民国棚那种老格局：一排化妆台，台前立着圆镜，镜边贴着发黄的号码牌。阿凯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他觉得自己好像来过这里——不是这辈子来过，是更早的时候。他记得这种味道：粉底、头油、灰尘，混在一起，是一种旧片场独有的味道。他记得镜子前总坐着一个人，背对着他，有人在给那个人上妆。
他拉开第三张化妆台的抽屉。抽屉里躺着一张照片，压在一沓旧化妆单底下。
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卷起。照片上两个人，并排站着。左边那个穿中山装，眉眼很深，是贺临川——阿凯在39章那面木牌上见过他的画像。右边那个年轻一些，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站姿笔挺，像是常年练武的人。
阿凯的手，停在半空。
右边那个人的脸，他太熟了。他每天早上照镜子，看见的都是这张脸的成年版——同一双眼睛，同一个眉骨，连嘴角那道习惯性抿起的弧度都一样。
那是他父亲。可父亲脸上的疤，不见了。
“这张照片，拍得早。”阿凯听见自己说，“他脸上的疤，是我两岁那年才留下的。”
“你怎么知道是他？”白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跟进来了，靠在门框上，没有走近。
“这张脸。”阿凯说，“我记不清他后来什么样，可我记得这张脸。我妈说，我小时候，他把我举起来，让我看镜头——他说，儿子，你看清楚，这张脸是咱们老刘家的。”
白露沉默了一会儿：“照片上这个人，站在贺临川身边。”
“替身和导演，经常一起拍照。”阿凯说，“我爸做过替身，这我知道。”
“可这张照片上，你父亲的脸，和贺临川站在一起——”白露轻声说，“你有没有想过，他也许不是贺临川的替身？”
“那是什么？”
“也许他，就是贺临川。”
阿凯猛地抬起头。白露没有退让，她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替身这行，最要紧的是‘像’。像到什么程度，才算像？像到照片分不出，像到身边的人分不出——那他还是替身吗？”
“你胡说什么！”阿凯的声音拔高了，“我爸是我爸，贺临川是贺临川！我亲眼看过贺临川的照片——那是两张不一样的脸！”
“在你这儿是两张脸。”白露说，“可在片场里，替身和正脸，从来就是一张脸。老周说过一句话——贺先生最后那场戏，替身是他自己挑的。阿铁进组那天，整个场务组都愣住了，他和贺先生，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那是我爸长得像他，不是我爸是他！”
“没有人说他就是他。”白露说，“我说的是——照片上这两个人，分得开吗？你分得开吗？”
阿凯盯着她，胸口起伏。他忽然一把抄起那张照片，转身就走。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白露姐，我爸死了。二十年前就死了。你别拿他开玩笑。”
他摔门走了。门框上的灰簌簌地落下来。
白露站在原地，看着那扇还在晃的门，没有追。沈砚从化妆间后面走出来，他刚才一直站在隔板后面，听着。
“你故意的。”沈砚说。
“我故意的。”白露说，“他昨晚看完带子，整个人就不对。他怕的不是照片——他怕的是，照片上那个人，真的是贺临川。”
“你觉得呢？”
白露没有回答。她走到化妆台前，拿起那张照片，翻到背面。背面有一行圆珠笔写的日期，字迹很新，像是最近才写上去的：
一九九八年十月。
白露的手，顿住了。一九九八年——贺临川失踪那一年。照片背面这个日期，不是拍照片的日子，是有人后来补写的。
“老周，”沈砚喊，“你来看看这个。”
老周从门口进来，接过照片，翻来覆去看了两遍。他盯着那行日期，忽然说：“这字，不是二十年前的笔。”
“你怎么知道？”
“二十年前的圆珠笔，写出来的字，会洇。”老周说，“这笔迹，墨是干的，是最近才写上去的。有人在我们进片场之前，翻过这张照片，补了这个日期。”
“为什么补日期？”
“为了让看见照片的人知道——这张照片，和贺临川失踪，是同一年。”老周把照片递回去，声音很低，“阿凯他爸，如果真的是贺临川的替身——那贺临川失踪那天，他到底，替谁死了？”
沈砚把照片举到灯下，看边角。照片的四个边，裁得不太齐——右边那条边，离贺临川的胳膊，只有不到一指宽，像是从一张更大的合影上，沿着人像裁下来的。
“右边还有一个人。”沈砚说，“被裁掉了。”
白露凑过来看。裁口很旧，不是最近的——是二十年前就裁好的。照片原来的主人，把第三个人裁掉，只留下贺临川和阿铁。
“谁会被裁掉？”老周问。
“不想让人看见的人。”沈砚说，“也可能——是拍照片的人自己。”
化妆间里安静下来。镜子里的四个人，一动不动地站着。
沈砚走过去，推开化妆间的门。走廊尽头，镜面玻璃上映着一截晃动的人影——等他走到跟前，镜子里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他自己，还有身后三步远、跟着他走出来的白露。
“你看到了？”白露问。
“看到了。”沈砚说，“不像是人。倒像是……这面镜子自己，在照着什么。”
他低头，看着手里那张照片。照片上，贺临川和阿铁并排站着，两张脸在镜面的光里，几乎叠在了一起。
“一九九八年十月，”沈砚低声说，“这张照片，和贺临川失踪，是同一年。”
沈砚没有立刻跟出去。他站在化妆台前，看着那面圆镜，忽然问：“昨晚带子里那句话——‘阿凯，别回头。戏还没散。’——你说，是谁说的？”
“声音不像贺临川。”白露说，“太年轻了。”
“年轻？”
“贺临川失踪那年，五十多岁。”白露说，“带子里那个声音，最多三十。如果那句话是阿凯父亲说的——那他二十年前，还活着，还在片场里。”
沈砚没有接话。窗外，霓虹灯又亮了一盏。冻结期里，灯不该亮。可它们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像是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替这场戏，提前点灯。
“这场戏，”沈砚低声说，“比我们以为的，醒得早。”
门外，又传来一声极轻的、像是脚步的声音。
这一次，它没有停。
沈砚把照片收进怀里，追出门。走廊尽头，镜面玻璃上，那截人影正慢慢转过身——可那张脸是空的，像被谁抹掉了五官。等他跑到跟前，镜面里只剩下他自己的倒影，气喘吁吁地，看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