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第二天晚上八点整响的。
一秒不差。沈砚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预算表，桌角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他等了半声，才伸手接起来。
“你迟到了。”电话那头，那个沙哑的声音说，“昨天说的是‘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我坐在这儿等了一天。”沈砚说，“谈正事。你说你是‘制片代表’——代表谁？”
“代表投资方。”
“投资方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这部戏的预算，是从投资方账上走的。钱在谁手里，规则就听谁的。”
沈砚在心里骂了一句。卷一的规则，是写在墙上的死规矩，谁都不能改；这一卷的规则，变成了账本——而账本，是活人握着的。他做了十年制片人，最恨的不是超支，是投资方拿钱压人。没想到进了鬼片场，还是这一套。
“说条件吧。”沈砚说。
“爽快。”那声音说，“你的对赌，投资方接了。赌注——你要拿出一部完整的‘补充剧本’。剧情、分场、对白、走位，一样不能少。剧本有效，赌约成立。”
“赌什么？”
“赌阿凯。”那声音说，“补充剧本通过系统判定，阿凯活着走出这一卷。判定不通过——”电话那头顿了一下，“他会被永久封存。”
封存。沈砚握着电话的手指收紧了。卷一的时候，老周被“封”了二十年，假死、锁在戏里，戏不杀青，人出不来。他见过“封存”是什么样子——那比死更可怕，是活着，却永远演着别人的戏。
“我凭什么相信你？”沈砚问。
“你不需要相信我。”那声音说，“你只需要相信规则。规则说‘封存’，就是封存；规则说‘杀青’，就是杀青。我改不了规则，我只是告诉你，赌桌上摆着什么。”
“怎么判‘有效’？”沈砚追问，“补充剧本写成什么样，才算过关？”
“系统判。”那声音说，“系统的标准，从来只有一条——剧本能不能自圆其说。剧情、人物、逻辑，能圆上，就是有效。”
沈砚的心里，忽然亮了一盏灯。自圆其说——这个词他太熟了。做制片人这些年，他最擅长的，就是给缺钱的戏圆预算，给缺人的戏圆角色，给缺结尾的戏圆结局。他写的戏，还没有圆不上的。
“行。”沈砚说，“我写。”
白露站在他身后，忽然低声说：“叔父的日记里提过——对赌协议，是这座影城最高级的权限。卷一我们赌赢过一场，是因为规则还没防我们。这一卷，赌桌对面坐的是活人。”
“我知道。”沈砚说，“活人比规则难谈。规则要的是戏，活人要的是……别的。日记里还写了什么？”
“写了对赌的规矩。”白露说，“权限越高，债越重。赢了对赌，规则按你的剧本来；输了对赌——”她顿了一下，“欠的，是命。”
沈砚没有接话。他对着电话，一字一句地说：“我同意。补充剧本，我来写。但我有条件——对赌生效期内，片场不得强制开拍。替身、主角、群演，谁都不许进场。”
“可以。”那声音说，“对赌生效，开拍冻结。”
“还有——”沈砚说，“剧本的内容，由我方编写。投资方只能验‘完整性’，不能改一个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沈砚以为电话断了。然后，那声音忽然笑了一声，笑声干涩，像很久没有笑过：“你果然是做制片人的。行，内容我不动。但我也有一条——对赌生效期内，片场所有出口，全部封锁。谈拢之前，谁也别想出去。”
“你要关我们？”
“不是关。”那声音说，“是保证公平。你写剧本的时候，我不让人进来杀你；同样的，你也别想着中途跑出去。赌桌上，最忌讳的，就是有人掀桌。”
电话挂断了。
沈砚放下电话，出了一口气。窗外，霓虹灯一盏一盏地暗下去，街心的假人停在原地，扩音器沉默了——整个片场，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他赢了：对赌生效，开拍冻结，他换来了一夜，一夜不会死人的时间。
老周从楼下上来，烟杆上还沾着灰：“我挨个试过了。四个出口，全锁死了。锁是新锈——不是今天上的锈，是二十年前就锁上的。”
“二十年前？”沈砚问。
“二十年前，这部戏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出口就锁上了。”老周说，“后来贺先生失踪，阿铁失踪，这部戏停拍。可锁一直没开。我们这一卷，是在一个关了二十年的片场里，重拍一部没拍完的戏。”
“有没有例外？”沈砚追问，“四个出口，有没有哪个是后加的？”
老周想了想：“有一个。道具仓库后面，有一扇铁皮小门，从外面挂着一把挂锁——那把锁是新的，锃亮，像是这两天刚挂上去的。”
沈砚和白露对视一眼。新锁——是谁挂的？是投资方，还是……片场里本来就有的人？
“先不碰那把锁。”沈砚说，“赌约期间，别动规则没让我们动的东西。”
沈砚低头，看着预算表上那行“替身名额×3”，忽然明白自己换来的是什么。不是时间，是一个笼子。出口全部封锁，他们现在，是被规则和投资方一起，关在了一部戏里。
阿凯站在窗边，一直没说话。他盯着那部断线的电话，忽然问：“沈制片，赌约只赌了我一个人。那你们呢？”
“赌约的赌注是你。”沈砚说，“可系统判的是‘补充剧本能不能自圆其说’。剧本圆不上，整部戏就圆不上——戏圆不上，谁都出不去。”
“所以你们是在替我写命。”阿凯说，“我的命，写在你们笔下。”
沈砚没有否认：“所以这笔账，你得跟我一起算。剧本里写什么、怎么写，你都得看。那是你的命，不是我的。”
“补充剧本，”白露说，“怎么写？”
沈砚把预算表翻到背面，拿起笔：“先把阿凯从‘替身’里摘出来。”
“摘得出来吗？”
“规则说‘替身优先死亡’。”沈砚说，“那我们就在剧本里写清楚——这一卷的主角替身，是一个‘拒绝出镜’的替身。规则认剧本，那我们就让剧本替阿凯说话。”
他写下第一行字。忽然，他的手停住了。他想起那本二十年前的场记簿——第一页的出品方栏，他当时扫了一眼，没有细看。
“白露，”沈砚问，“二十年前那本场记簿，出品方写的是谁？”
白露愣了一下：“我翻过，封面内侧印着一行字——‘枫榕电影公司出品’。”
“枫榕。”沈砚重复了一遍，“贺临川的影城。那这个‘投资方’，用的是谁的钱？”
“用的是二十年前，贺临川自己留下的钱。”白露的声音低下去，“电话那头的人，是在替贺临川管这笔账。”
“管账的人，不露面。”沈砚说，“可账，他不会记错——他记了二十年，连我们进片场的日子，都算得一天不差。这种账，我接过。”
沈砚没有再问。他低头，继续写剧本，笔尖在纸上走得很稳。可他知道，这笔账的下一行，他迟早要翻开。
窗外，最后那盏霓虹灯，也灭了。
整个片场，安静得像一口棺材。只有二楼那部断线的电话，在黑暗里，静静地躺着，像一个等着下一通来电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