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沈砚独自来到老宅正厅。
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只从怀里摸出老周留下的那把钥匙——铜的，长柄，齿纹复杂，老周被“封存”前，把钥匙塞进他手里，说了一句“地下室，二十年了，没人开过”。当时他不明白，现在他明白了：老周早就知道，这扇门迟早要开。
正厅的东墙，有一扇不起眼的暗门，漆皮剥落，锁孔生锈。沈砚把钥匙插进去，拧了三圈，锁芯“咔嗒”一声，门开了。
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沈砚忽然明白了：老周守了二十年的那间密室，和这间地下放映室，其实是同一栋宅子的上下两层——上头藏着剧本，下头放着放映机。一把钥匙，两层门。
地下室不大，四壁青砖，正中放着一台老式放映机，八毫米胶片还挂在片轴上，像是有人刚刚离开。机器上落着一层薄灰，可胶片卷是新的，油润润的，像保养过没多久。
沈砚摸黑找到开关，灯亮了。他按下放映机的开关，齿轮转动，胶片发出“咔咔”的声响，一束光打在对面墙上。
灯亮的那一刻，沈砚才看清这间地下室的完整样子。除了放映机，墙角还堆着几卷落灰的胶片盒，盒盖上用毛笔标着年份：甲戌、乙亥、丙子……年份是连续的，像一个人的成长史。他数了数，从甲戌年起，一共二十八卷。
二十八卷。贺临川从母亲离世那一年起，往后二十八段人生。
沈砚蹲下来，拿起最上面那卷“甲戌年”的胶片盒，轻轻摇了摇，里面传来纸页摩擦的声响——不是胶片，是纸。他打开盒盖，看见里面卷着一张泛黄的纸，纸上只写着一行字：
“甲戌年，母殁。此后诸卷，皆为归乡。”
沈砚握着那张纸，久久没有说话。他忽然明白：贺临川的一生，从母亲死的那一年起，就一直在拍同一部戏——《归乡》。他不是在拍电影，他是在一遍一遍地，回那座宅子。
画面是无声的，黑白的，抖得厉害。
一个男孩，七八岁，蹲在楼梯转角。楼下，一个穿长衫的男人举起一把手枪，对准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女人没有躲，只背对着镜头，肩膀轻轻发抖。男孩死死捂住嘴，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却一声都不敢出。
沈砚的呼吸停住了。他认出那个女人——那个背影，那个站姿，和照片墙上酷似白露的女人，一模一样。林若梅。
男人扣下扳机。枪响了。女人倒下去，青砖地上洇开一片暗色的水渍。男孩从楼梯上滚下来，跌跌撞撞地扑到女人身边，张着嘴，无声地喊着什么。他拼命摇晃女人的肩膀，可女人一动不动。
画面没有在这里停。男孩站起来，踉跄着走进堂屋，看见那块供在正位的牌位——没有名字。他伸手，想把牌位拿下来，可他的手穿过了牌位，像穿过一团空气。他抓不住。他什么都抓不住。
男孩跪在牌位前，张着嘴，无声地喊了三个字。
沈砚盯着他的嘴型，一字一字地读了出来：“妈——对——不——起。”
画面定格。男孩的脸，在最后一帧里转过来——眉目间，依稀是贺临川的样子。他的眼睛里没有眼泪，只有一种沈砚从没在儿童脸上见过的、深不见底的空白。
沈砚后退一步，后背抵住冰冷的墙。
这是贺临川的记忆。他小时候，亲眼看着父亲枪杀了母亲。林若梅——他的母亲——就是死在这座宅子里，死在这部戏里。所谓《归乡》，从来不是一部虚构的民国戏，是贺临川用一生的积蓄，给自己童年搭的一座坟。
“所以隐藏规则是……”沈砚喃喃道，“让母亲活下来。”他盯着定格的画面，一字一句把话补全：“说到底，是让该回家的人回家——母亲不再受苦，女儿不再逃，主角……不再躲。这部戏拍的不是死亡，是回家。”
可母亲是戏里的人，是NPC，是二十年前就该死的亡魂。怎么让她活？
沈砚绕着放映机走了一圈，忽然发现机器底座上刻着一行小字，笔画很细，像是刻了又磨、磨了又刻：
“她死的那天，没有人接住她。这部戏，我想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接住她。”
沈砚的手，停在那行字上。
他蹲下来，把那行字又读了一遍，忽然明白贺临川为什么要留这句话：他不是在求谁接住林若梅——他是在问每一个走进这座影城的人，你愿不愿意接住一个“死”了二十年的人。
沈砚想起自己这五年做的那些戏。开机，撤资，散伙——每一次，他都是那个先走的人。他从来没有接住过任何人，也从来没有被人接住过。可今天，这行字问的，偏偏是他。
“我试试。”沈砚低声说，“我试试接住她。”
他忽然想起自己这五年做的那些戏。开机，撤资，散伙——每一次，他都是那个先走的人。他从来没有接住过任何人，也从来没有被人接住过。可今天，这行字问的，偏偏是他。
就在这时，地下室的门口响起脚步声。沈砚猛地转身，看见白露站在门边，脸上没有惊讶，只有一种他看不懂的平静。
“我都看到了。”白露说。
“你知道这回事？”沈砚问。
白露没有回答。她走进来，站在那束光里，看着定格的画面，轻声说：“我知道答案。可这个答案，你会反对。”
白露没有回答。她走进来，站在那束光里，看着定格的画面。光束穿过她的肩头，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和画面里林若梅的影子，几乎叠在一起。
“我见过这张脸。”白露轻声说，“不是照片，是梦里。我小时候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女人站在民国宅子的门口，背对着我，肩膀一直在抖。我问她怎么了，她不说话。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那个梦里的女人，长什么样。”
“和林若梅一样？”沈砚问。
“和我奶奶照片上的人一样。”白露说，“我奶奶床头那张黑白照片，她说是她丈夫。可我总觉得，照片里那个女人的轮廓，我见过不止一次。”
沈砚心里一凛。白露的奶奶——贺临川的妻子——如果她长得像林若梅……那贺临川娶她，是不是也因为，她像他的母亲？
他没有把这个念头说出口。但他知道，白露站在这束光里的样子，越来越像林若梅了。
“我知道答案。”白露开口，“可这个答案，你会反对。”
“什么答案？”
“我演母亲。”白露说，“我是活人。戏里的母亲，只要由我来演，她就死不了。”
沈砚盯着她，很久，才开口：“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会变成林若梅——不是演，是‘变成’。”
“我知道。”白露说，“可如果我不演，林若梅就永远是那个死在宅子里的人。她等了二十年，等的就是有人替她走完那扇门。”
沈砚没有立刻答应。他看着放映机底座上那行字——“我想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接住她”——忽然觉得，贺临川等的，也许就是这个答案。
忽然觉得，贺临川等的，也许就是这个答案。
白露走后，沈砚又在地下室里待了一会儿。他把那二十八卷胶片盒挨个看了一遍，在“庚午年”那一卷里，又摸到一张纸。纸上写着一行字，字迹比之前那些都要重：
“母亲走后第七年，父亲也走了。我跪在牌位前，想替他说一声对不起。可我张不开嘴。”
沈砚把纸放回原处，轻轻合上盒盖。他忽然明白，贺临川一辈子没说出来那句话，等了一辈子的人——现在，轮到他们替他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