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在假人观众面前站了整整一炷香。
他数过，一共十二个假人，六男六女，穿的是各朝各代的戏服，从长衫到旗袍到戏袍，像一座小小的、沉默的看台。他们脸上那画出来的笑，弧度一致，像是同一个人画上去的。
沈砚试着开口：“下一场戏，我演给你们看。演好了，能不能……借点预算？”
假人们没有动。可沈砚注意到，最前排那个穿长衫的假人，脸上那抹画出来的笑，似乎深了一点点。
他明白了。这些假人，是规则的“观众席”，是这场戏的裁判。他们要看的，不是戏，是“真”。
当晚，场记板落下，沈砚站在堂屋正中，演了一场独白戏。
剧本给他安排的是“长子思乡”——一个游子，站在老宅的院子里，念一段思念家乡的独白。沈砚念着念着，忽然停下了。
他想起自己。三个月前，他在杭州的出租屋里，接到律师的电话，说叔父去世了。他挂了电话，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坐了一夜。他想过回家——回那个早就没了人的家，可他没有回。他给叔父的灵位磕了头，转头就去谈下一笔生意，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演不出来。”沈砚忽然说，“这段独白，我演不出来。”
他当然演不出来。剧本里的“长子”思念故乡，可沈砚自己，三个月前刚把故乡的最后一间房退掉——他回不去了。而且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来：不是为了一座影城，是为了那三千万的债。叔父的遗嘱压在他手里，像一块烧红的铁，他一天不接手，债就一天追着他跑。
“我不是回来奔丧的。”沈砚对着那排假人，忽然把心里话说出了口，“我是回来接账的。我叔父留给我三千万的债，和一座没人要的破影城。我接下了，不是因为我孝顺——是因为我跑不掉。”
堂屋里静得可怕。假人观众端坐着，那画出来的笑纹丝不动。
沈砚深吸一口气，没有继续念剧本，而是说起了另一件事：“我叔父死的时候，我在做一部戏。开机前一天，投资方撤资，剧组散伙。那天晚上，律师打电话来，说我叔父走了。我挂了电话，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夜，然后买了一张来杭州的车票。”
“可我来的不是时候。我叔父已经下葬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堂屋里，风从窗纸缝里灌进来，烛火晃了晃。
沈砚低下头：“这段戏，我想改一个字。剧本写的是‘长子思念故乡’，我想改成——‘长子，思念一个再也回不去的人。’”
他说完，等着场记板。三秒，五秒，十秒。
场记板没有响。
然后，沈砚听见了一声极轻的、像是掌声一样的声音。他抬头，看见最前排那个穿长衫的假人，正缓缓地、一下一下地拍着那双蜡做的手掌。
没有声音，只有动作。
可沈砚怀里的预算表，忽然烫了一下。他低头——总预算那一栏，数字正在往上跳：两万、五万、十万……一直跳到五十万，才停下来。
五十万。沈砚的心狂跳起来。他赌赢了：假人观众是规则的具象化，他们的“反应”，就是规则对这场戏的打分。他刚才那段话——不是剧本里的话——触动了他们。
他正要再试，堂屋里忽然响起脚步声。白露站在门口，看着那排假人，脸色复杂。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白露问。
“什么真的假的。”沈砚说，“戏里的事，哪有真假。”
“沈砚。”白露叫住他，“你叔父的事……是真的吗？”
沈砚沉默了很久，才开口：“真的。我来晚了，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所以我不打算再晚第二次。”
白露看着他，没有接话。她转身，朝那排假人走去，走到场记板前，忽然开口：“下一场，我来。”
沈砚一愣：“你演什么？”
“演一个女儿。”白露说，“一个……被困在宅子里，等父亲回来的女儿。”
场记板“啪”地落下。白露站在堂屋正中，开始演。她的台词、她的走位，都按剧本，可沈砚看得出来，她压抑着什么——她把情绪全部收起来，演得疏离、克制，像一潭死水。
假人观众没有任何反应。那排画出来的微笑，纹丝不动。
“白露，别压着。”沈砚在台下低声说，“你越怕，他们越看不见你。”
白露没有理他。她继续演，演到一半，忽然停住了。她站在堂屋正中，看着那排假人，眼眶红了，可她还是把眼泪忍了回去。
沈砚忽然明白了。他走到场记板前，拿起粉笔，把白露的戏份顺序改了一下——把原本排在最后的“爆发戏”，提前到了现在。
“改戏份。”沈砚说，“让她先演疏离，再演爆发。顺序换了，情绪就对了。”
场记板没有反对。白露重新开始演。这一次，她没有压抑。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那张被烧掉的照片，想起了十岁那年，那个摸着她的头说“你会成为我的女主角”的男人。她忽然蹲下来，眼泪砸在青砖地上。
“父亲……”白露的声音发抖，“你到底，去了哪里？”
堂屋里，那排假人观众，忽然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然后，最前排那个穿长衫的假人，带头鼓起了掌。蜡做的手掌拍在一起，一下、两下、三下——那声音干涩、空洞，却一声比一声响。
白露抬起头，满脸是泪，愣愣地看着那排站起来鼓掌的假人，又转头看向沈砚。
沈砚站在场记板旁，手里还攥着那支粉笔。他看见预算表上，总预算那一栏，又跳了一次。
“他们……”白露的声音发抖，“他们是在给我鼓掌，还是在给‘女儿’鼓掌？”
沈砚沉默了一会儿：“分不清。可他们站起来了——这是这场戏里，他们第一次站起来。”
白露低头，看着自己刚才蹲过的地方，青砖上还洇着一片水渍，是她砸下去的眼泪：“我刚才演到一半，脑子里全是那晚3号棚的灯。十岁那年，贺临川摸着我的头说，我会成为他的女主角。二十年后，我站在堂屋里，演的还是那场戏——只是这回，我没跑。”
“因为你不用再跑了。”沈砚说。
白露没有接话。她抬起头，看着那排重新坐下的假人，忽然问：“沈砚，你说他们看了一辈子戏，看腻了吗？”
“腻不腻不知道。”沈砚说，“但他们还坐着，就说明，戏还没散。”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这场戏——规则终于开始“看”他们了。
白露蹲在堂屋正中，哭完之后，又自己站了起来。她擦掉眼泪，走到沈砚面前，声音还有点哑，但已经稳了：“刚才那场戏，我用了真情绪。规则会不会……以后就专门盯着我的‘真’来打？”
沈砚想了想：“会。但你记住——规则打‘真’，是因为‘真’能换预算。它越盯着你，说明你越值钱。值钱的人，规则舍不得杀。”
白露愣了一下：“还有这种说法？”
“制片人的说法。”沈砚说，“在片场，最危险的不是最贵的演员，是最便宜的。便宜到规则觉得，死了也不可惜——那才是真危险。”
白露听完，沉默了很久，才说：“那你呢？你在规则眼里，值多少？”
沈砚低头，看了一眼预算表。总预算那一栏，正好停在一个整数上。他没有回答，只是把那行数字亮给她看。
白露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可从那以后，她再没提过“片酬”两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