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没有回堂屋。他蹲在回廊的阴影里，把预算表摊在膝盖上，就着道具间的漏光，一项一项地看。
人工费那栏，老李的名字被朱砂划掉，底下空着一个位置，像一张等着补票的座位。道具费那栏，柴刀还挂在八百元上，像一只还没合拢的嘴。他一项项地数过去，数到第三遍的时候，有人在他旁边蹲了下来。
是白露。她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的，旗袍下摆沾着泥，手里捏着一根从墙上抠下来的蜡烛头。她没出声，吹亮蜡烛，把火光往沈砚面前的纸上送了送。
沈砚抬起头。烛火映着她的脸，眼下有一片没睡好的青灰，嘴角却挂着一点似笑非笑的弧度。
“你蹲在这里，像在躲雨。”她说。
“雨又下不到廊下。”
“那就不是在躲雨。”白露说，“你在躲人。”
沈砚没接话。他把预算表折起来，正要塞回怀里，白露忽然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别藏了。我知道你手里那张纸，会变数字。”
沈砚的动作顿住。他盯着白露，第一次认真地审视她：这张脸在民国戏里是“女主角”，在戏外是一个四十多岁、见过大风大浪的女人。她眼里的东西，沈砚很熟悉——那是跟投资方谈判时，对面老狐狸眼里才有的光。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有一张。”白露说，“在戏里，它叫‘角色卡’。开机的时候，我脑子里会冒出一串字——我是谁，我要说什么，我要死在哪个镜头。”
她说着，声音低下去：“可我明明记得，我是个人。我记得我在别的片场拍过戏，记得有人喊我‘白姐’，记得……记得很多不该记得的事。”
沈砚盯着她，心里飞快地翻着算盘：如果白露是被卷进来的活人，那她就是第一个活着的“知情者”；如果她是NPC，那她的演技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不管是哪一种，她都是这场戏里最值钱的信息源。
“你被卷进来多久了？”沈砚问。
白露沉默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我醒在片场里，穿着这身旗袍，脑子里有一行字：‘女主角，林——’”
她忽然顿住，像被什么卡住了喉咙，好半天才接着道：“名字后面的字，我记不清。每次开机，它就变模糊一点。我试着去记，越记越怕——我怕有一天，连‘我是白露’都不记得了。”
沈砚心里一动。他把预算表重新摊开，手指点在“人工费”那一栏——白露的名字底下，标着一个他之前没注意的符号：一个淡淡的、像印章盖上去的“林”字。
他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这座宅子的“女儿”，第一夜起就坐在桌边数米粒；白露的角色名，姓林；而老李死前，道具间的墙上，有人刻着“贺临川”三个字。这些事在他脑子里拧成一团，像一盘还没理清头绪的账。
“你演的那个角色，姓林？”沈砚试探着问，“宅子里的女儿？”
白露没有回答。她反问道：“你到底是谁？普通人可不会在死人的片场里，蹲着看账本。”
“制片人。”沈砚说，“接盘的。”
白露愣了一下，随即低声笑起来：“制片人？这片场拍戏，不给人发工资，只管收命。”
“所以我得算清楚，它要收谁的命。”沈砚把预算表折好，目光落在白露脸上，“你能看清自己的‘角色卡’吗？上面有没有规则之外的提示？”
白露沉默了很久。烛火烧到一半，她才开口，声音很轻：“有一行字。开机前会闪一下，我抓不住。像是——‘演对了，才能走。’”
“演对了什么？”
“不知道。”白露说，“可能是演对这个人，也可能是演对这场戏。我试过在戏里问‘父亲’：我们演的是什么？他只回我一句——‘演你该演的人。’”
“该演的人……”沈砚默念着这几个字，忽然觉得后颈发凉。这场戏在演什么？表面是一家人的夜话，可父亲、女儿、夫人，全都像提线木偶。如果规则要的是“演对”，那到底是谁在给这场戏打分？
他正要继续追问，远处的道具间方向，忽然传来一声粗粝的吆喝，拖得很长，像旧剧团的班主在催场：
“道具组——就位——”
那声音不是老李，也不是他见过的任何一个人。吆喝声在空荡荡的民国街上传开，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荡到他们脚下。
沈砚的后颈汗毛一根根竖起来。他听得出这吆喝里的门道——真正的片场，道具组就位，意味着下一场戏的“家伙什”已经备好了。可这座片场，从第一夜到现在，他没见过一个活的道具师。
备好了什么？
他低头，看见预算表上“道具费”一栏，柴刀下面，不知何时又多出一行小字，墨迹新鲜：
——第三场，凶器待定。
沈砚攥紧预算表，指节发白。白露也听见了那声吆喝，她没说话，只是把蜡烛往沈砚那边推了推，像在给他壮胆。
“你怕了？”白露轻声问。
“我做了十年制片人。”沈砚说，“我最怕的不是超支，不是超期，是不知道下一场戏要拍什么。”
“那就想办法知道。”白露站起来，拍了拍旗袍上的灰，“戏还没开拍，账还看得见。账看得见的东西，就能算。”
她说完，转身往堂屋方向走去。走出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沈制片，你记住一件事——这座宅子里，演得最像人的，往往不是人。”
沈砚没有睡。他抱着预算表，在道具间的角落里坐了一整夜，听着座钟“滴答、滴答”地走。那口钟从晚上十点二十分开始走，走到现在，指针还停在十点二十分。
天蒙蒙亮的时候，沈砚摸到院墙边，试探着推那扇钉死的木窗。窗外是民国街的布景，灰蒙蒙的，晨雾从“枫榕里”三个字上漫过去。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这座宅子有院墙、有后门、有窗户，可它们全部在戏里。戏里的门是布景，戏外的门是锁。他唯一的出路，是把这场戏演到“杀青”。
他回到堂屋，发现白露已经坐在桌边了。她换了一身靛蓝色的旧旗袍，头发挽成髻，像一夜之间老了十岁——或者说，像一夜之间，更靠近这个角色了。
“你一晚没睡？”沈砚问。
“睡不着。”白露说，“我一合眼，就看见那行字：演对了，才能走。”
沈砚在她对面坐下。晨光从窗纸缝里漏进来，照在桌上那盘冷菜上。他忽然说：“我们来对个词。”
“对什么？”
“下一场戏的台词。”沈砚说，“我不知道下一场要拍什么，但我知道，它一定跟‘父亲’有关。你演过那么多戏，你应该知道——父子戏里，最值钱的那句台词，永远是问出来的，不是背出来的。”
白露看着他，眼睛慢慢亮起来。她开口，声音沉下去，像一个真正在等儿子回家的母亲：“你回来了。”
沈砚一愣。他接住她的目光，忽然明白她要演的是什么了。他顺着往下接：“我回来了。妈。”
堂屋里安静了一瞬。座钟“滴答”一声，指针还是十点二十分。
白露垂下眼，声音很轻：“你叫我什么？”
“妈。”沈砚说，“剧本里没这句。但我想试试，戏里有没有人应。”
没有人应。堂屋里只有风穿过窗纸的呜咽。可沈砚低头的时候，看见预算表上，白露名字底下那个“林”字印章，颜色比昨晚深了一分。
他盯着那个字，忽然感到一阵没来由的寒意：这出戏，好像正在一点一点地，把白露变成另一个人。
沈砚蹲在原地，看着她消失在回廊尽头。他低头，预算表上的烛火影子晃了晃，那个“林”字印章，在火光里若隐若现。
远处，民国街的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