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是在第三天，签的。
地点，还是那间会议室。桌上，摆着两份协议：一份，是秦朗交出的“全部资料清单”；一份，是沈砚签字的“历史公开承诺书”。
律师，还是那两位——陆律师，和许律师。只是，这一回，两个人，坐得很近。
“第一项，”陆律师，念着清单，“秦朗先生，向影城，移交：原始投资记录，三箱；贺临川先生遗嘱，一件；银行往来凭证，两箱；以及，二十年间，与影城相关的，全部合同副本。”
“三箱，”沈砚，说，“两箱——秦先生，您，攒了二十年？”
“攒了二十年。”秦朗，说，“我，恨了二十年。恨，让我，把每一张纸，都留下来了。”
“留着，”他说，“是想，有朝一日，用它，跟贺临川，算账。”
“现在，”他说，“账，算不清了。纸，还给您。”
“第二项，”陆律师，念，“沈砚先生，代表影城，承诺：影城全部历史资料——包括，贺临川先生生平、失踪案始末、影城财务往来——在合适时机，向公众，完整公开。”
“合适时机，”沈砚，说，“是什么时候？”
“您定。”秦朗，说，“我只求——‘公开’两个字，写进协议里。”
“写进去，”沈砚，说，“可以。可有一条，我也要说清楚——”
“您说。”秦朗说。
“公开，”沈砚，说，“不等于‘揭短’。贺老先生，是这座城的缔造者。他的事，要公开——也要，体面地，公开。”
“体面？”秦朗，看着他。
“是。”沈砚，说，“他藏了一辈子，不是因为他，见不得人。是因为——有些事，不到时候，说不得。”
“现在，”他说，“到时候了。可‘到时候’，不是‘倒脏水’。是‘还清白’。”
秦朗，沉默了一会儿。
“好。”他说，“‘体面地公开’——这一句，也，写进去。”
“那，”沈砚，说，“签吧。”
两个人，在协议上，签了字。
律师，把两份协议，各自，存档。陆律师，合上笔帽，对沈砚说：“沈先生，这份协议，是我经手过的，最‘特别’的一份。”
“特别？”沈砚说。
“特别在，”陆律师说，“一般的和解，是‘分账’。这一份——是‘交账’。”
“交账的人，”他说，“把账，交出去了；接账的人，把‘历史’，接过去了。”
“这笔‘账’，”他说，“比钱，重。”
“是。”沈砚说，“比钱，重。”
贺琳，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
签完字，秦朗，站起来，走到她面前。
“贺小姐，”他说，“不对——该叫你，‘妹妹’。”
贺琳，抬起头，看着他。
“那盘带子，”秦朗，说，“爸说的那句话——‘光儿，爸，对不住你。’”
“我，”他说，“收下了。”
“还有一句，”他说，“爸说，他，不是不爱我——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我。”
“我，”他说，“也，收下了。”
“哥，”贺琳，轻声，说，“爸，让我，跟你说一句——‘回家吧。’”
秦朗，站在原地，很久，没有说话。
“家，”他，最后，说，“我，不是一直，在城里吗？”
贺琳，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下午，秦朗，让人，把三箱资料，抬进了档案室。
沈砚，打开第一箱。箱子里，是厚厚一沓，泛黄的合同。他，一页一页，翻过去。翻到最底下，他，看见一份，折成四折的文件。
文件，很旧。封面上，写着一行字：
“贺临川，遗嘱。立嘱人：贺临川。见证人：沈宗棠。”
“沈宗棠，”沈砚，握着那份文件，指尖，微微，发紧，“我父亲——是，贺临川遗嘱的，见证人。”
“是。”秦朗，站在门口，说，“你父亲，不仅，是投资人。他还是——贺临川，最信的人。”
“他，”秦朗，说，“把‘遗嘱’这种，连亲生儿子，都不让看的东西——交给了，你父亲。”
“那，”沈砚，说，“这份遗嘱，写的，是什么？”
“您，”秦朗，说，“自己看。”
沈砚，展开那份文件。
遗嘱，不长。内容，却让沈砚，久久，说不出话。
“贺临川，自愿，将枫榕·半山影城，及影城全部资产，托付于——沈宗棠夫妇，及其后人。托付，非馈赠。受托者，当以影城为业，以影城为家，守之，护之，直至——戏，拍完之日。”
“托付，”沈砚，低声，念道，“贺临川，把影城——托付给了，我父亲？”
“沈宗棠，”老周，在旁边，忍不住，开口，“这个名字——我，听过。”
“您听过？”沈砚，看向他。
“贺老，还在的时候，”老周，说，“有一年，春节，贺老，请全城的人吃饭。席上，他举着酒杯，指着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年轻人，说——‘这位，是沈先生。将来，城，要是，我不在了——你们，听他的。’”
“那个年轻人，”老周，看着沈砚，“跟您，长得，很像。”
“那，”沈砚，说，“就是我父亲。”
“他，”老周，说，“当年，那么年轻——贺老，就把‘托付’两个字，当众，说了。”
“因为，”沈砚，说，“托付，不是‘看年纪’。是‘看人心’。”
“是。”秦朗，说，“我父亲，当年，跟我说过——‘城，不是我的。城，是沈家的。’”
“我，”他说，“当时，不信。我以为，他，是在骗我。”
“现在，”他说，“遗嘱，在您手里。”
“城，”秦朗，看着沈砚，“本来，就是您家的。”
屋里，安静了。
“秦先生，”沈砚，终于，开口，“这份遗嘱——我，收下了。”
“可‘城’，”他说，“不是‘谁家的’。城，是‘戏’的。戏，没拍完——城，就，谁，也带不走。”
“您，”秦朗，看着他，半晌，说，“您，比我父亲，还像，我父亲。”
“秦先生，”沈砚，说，“这句话，我，不敢当。”
“当得。”秦朗，说，“我父亲，守城，守了一辈子。他守的，不是‘所有’——是‘在’。”
“您，”他说，“也是。”
“您，”他说，“把‘城’接过去——不是接‘产权’。是接‘责任’。”
“责任，”沈砚，说，“比产权，重。”
“重，”秦朗，说，“所以，我，才交得，放心。”
他，走出档案室。走了两步，又，停住。
“沈制片，”他说，“我父亲，在遗嘱上，写了一句话——您，看见了吗？”
“哪句？”沈砚，问。
“最后，一行。”秦朗，说。
沈砚，重新，展开遗嘱。最后一行，字迹，比前面，淡一些——像是，写的时候，笔尖，快没墨了：
“受托者，若不愿守——可将城，交还，贺氏后人。交还之日，城，当以‘追光’之名，重启。”
“追光，”沈砚，低声，念道，“又是，追光。”
当晚，沈砚，独自，回到暗账房。
他，取出第六页剧本，摊在油灯下。
“投资人，即镜中我。收益，即代价。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用利润，救自己。”
“你，已理解，投资的本质。”
他，看着那页纸。忽然——纸面上的字，一行，一行，亮起来。
不是反光。是字，自己，在发光。淡蓝色的光，像，月光，落在纸上。
“亮了，”沈砚，轻声，说，“全亮了。”
他，翻过背面。背面，那行压痕——“用利润，救自己”——也，亮着。
“利润达标，刻线，”他，看着纸面上，原本，那道浅浅的“达标刻线”——此刻，正在，一点一点，消失。
“消失了。”他说。
“城，”他说，“认了。”
他，握着那页，发光的剧本，站在油灯下，很久，没有动。
“谢谢你，”他，低声，说，“贺老先生。”
“城，”他说，“我，接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