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带的事，过去三天。
这三天，秦朗，没有再提“收购”，也没有再提“对赌”。他，安静地，住在贵宾楼。每天，早出晚归——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
沈砚，也没有闲着。
他带着录音带的转写稿，去了张叔的住处。
张叔，住在影城西墙外，一间，低矮的平房里。他，无儿无女，退休以后，就守着，影城的西墙。
“张叔，”沈砚，坐在他家的竹椅上，把那沓转写稿，放在桌上，“这盘带子，您，听说了吗？”
“听说了。”张叔，抽着旱烟，“全城，都知道了。”
“带子里，”沈砚说，“贺老先生说，‘钥匙，在光里’——他说，他留了三样东西：一样，在账上；一样，在光里；一样，在贺琳手里。”
“账上，”沈砚说，“是暗账房。手里——是录音带。那‘光里’呢？”
张叔，没有回答。他，抽完一袋烟，磕了磕烟灰，才开口。
“沈制片，”他说，“你，问我‘光里’——我，倒想先问你一件事。”
“您说。”沈砚说。
“你，”张叔，看着他的眼睛，“你的父母——叫什么名字？”
沈砚，愣了一下。
“我父亲，”他说，“叫沈宗棠。我母亲——叫温如兰。”
张叔，听到这两个名字，手里的烟杆，轻轻，顿住了。
“沈宗棠，”他，低声，重复了一遍，“温如兰——”
“张叔，”沈砚说，“您，认识他们？”
“认识。”张叔说。
“我父母，”沈砚，声音，有点紧，“跟贺老先生——”
“你父亲，”张叔说，“是贺老，当年的‘账房先生’。”
“账房？”沈砚说。
“是。”张叔说，“二十多年前，贺老的影城，要建二期。那时候，贺老，手里，缺钱。他，找了一个人，做他的‘投资人’。”
“那个人，”张叔，看着他，“姓沈——叫，沈宗棠。”
“你父亲，”他说，“把一辈子的积蓄，投进了这座城。”
屋里，安静下来。
“我父亲，”沈砚，声音，有些发涩，“投了钱——然后呢？”
“然后，”张叔说，“二期，建到一半，出了事。一场暴雨，山体滑坡——路基，塌了。损失，小半年的工钱。”
“你父亲，”他说，“没有撤资。他说，‘戏，没拍完，钱，不能走。’”
“后来，”张叔，磕了磕烟灰，“贺老，失踪了。你父亲，一个人，守着影城的账，守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他说，“他，也走了。”
“走了？”沈砚说，“去哪儿了？”
“走了，”张叔，说，“就是——走了。”
“我父母，”沈砚，问，“是，怎么去世的？”
张叔，沉默了很久。
“沈制片，”他说，“这个，我不能说。”
“为什么？”沈砚问。
“因为，”张叔，说，“贺老，失踪之前，托付过我一句话。”
“什么话？”沈砚问。
“他说，”张叔，一字一句，“‘若后人出现——把档案室的钥匙，交给他。’”
“他还说，”张叔，看着沈砚，“‘那个后人，姓沈。’”
“他，”张叔，说，“说的，就是你。”
沈砚，坐在竹椅上，很久，没有说话。
“档案室，”他，终于，开口，“影城的档案室——我，进去过。里头，只有旧报纸，和台账。”
“那，”张叔，说，“是‘明档’。”
“明档？”沈砚说。
“是。”张叔，说，“贺老，留了两套档。一套，明档——谁都能看；一套，暗档——锁在，档案室的，夹层里。”
“夹层？”沈砚说。
“夹层，”张叔，说，“在档案室，东墙，第三块砖的后头。钥匙——”
他，从怀里，掏出一把，黄铜的钥匙，放在桌上。
“钥匙，”他说，“贺老，失踪前，亲手，交给我。他说——‘这钥匙，等一个姓沈的年轻人。他来了，你就，把它，给他。’”
“二十年，”张叔，说，“我等了，二十年。”
沈砚，看着桌上那把钥匙，伸手，拿起来。
钥匙，是温的——张叔，一直，把它，贴身，收着。
“张叔，”沈砚，说，“您，为什么不早一点，给我？”
“因为，”张叔，说，“贺老，还说过一句话——‘钥匙，要等他自己，来要。’”
“你，”他说，“要了，我，才给。”
“今天，”他说，“你，要了。”
沈砚，握着那把钥匙，站起来。
“张叔，”他说，“夹层里，有什么？”
“我不知道。”张叔，说，“我，从没，打开过。”
“贺老，”他说，“只告诉我——‘夹层里的东西，是一个年轻人，应该知道的，全部。’”
“他说，”张叔，看着他，“‘他看完，就知道，城，为什么，要交给他。’”
沈砚，走出张叔的平房，天，已经，黑透了。
他，站在西墙外的土路上，握着那把钥匙，很久，没有动。
“我父亲，”他，低声，说，“是贺临川的投资人。”
“我母亲，”他说，“是贺临川的朋友。”
“他们，”他说，“把一辈子，押在了这座城上。”
“然后，”他说，“父亲，也‘走了’。”
他，抬起头，看着影城的方向。月光下，影城的轮廓，像一头，卧着的兽。
“我一直以为，”他说，“我是个，没有根的人。父母，走得早；叔父，把我带大——可他，也从没跟我提过，影城。”
“现在，”他说，“我才知道——我的根，一直，就在这儿。”
“在这座，他们，用命，守过的城里。”
他，把钥匙，收进贴身的内袋。
他，握着那把黄铜钥匙，一步一步，走回影城。
路过主楼的时候，他，看见，秦朗，站在门口。
“沈制片，”秦朗，说，“我，在等您。”
“等我？”沈砚说。
“是。”秦朗说，“我想通了。”
“想通什么？”沈砚问。
“我想，”秦朗说，“把我手里，所有的东西——账，合同，流水——全部，交给您。”
“全部？”沈砚，看着他。
“全部。”秦朗说，“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沈砚问。
“影城的历史，”秦朗，说，“将来，要，公开。”
“公开？”沈砚说。
“是。”秦朗，说，“我父亲——贺临川，这辈子，藏了太多事。他，藏了一辈子，也，累了一辈子。”
“他，”秦朗，说，“该，见光了。”
“沈制片，”他说，“这座城的过去——不管多难堪，多荒唐——都该，让人，知道。”
“因为，”他说，“藏起来的历史，是‘债’；公开的历史，才是‘城’。”
沈砚，看着他，很久。
“秦先生，”他说，“您说的‘公开’——是指，把贺临川，二十年藏起来的事，全都，摊开？”
“是。”秦朗说。
“那，”沈砚说，“里面，也包括——您的身世？您，是贺临川的儿子这件事？”
秦朗，沉默了一会儿。
“包括。”他说，“‘贺光’这个名字——我，藏了半辈子。也该，还给我了。”
“还给您？”沈砚说。
“是。”秦朗，说，“我，不再叫秦朗了。”
“沈制片，”他说，“等这件事，了结——我想，用回，我父亲，给我的名字。”
“贺光。”他说。
“贺光，”沈砚，念了一遍，“光——贺临川，给您取这个名字，是盼着，您，替他，把这城里，‘光’亮起来吧。”
秦朗——贺光，没有回答。他，转身，走进夜色里。
“钥匙，在光里。”沈砚，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低声，念道，“‘光’——原来，不只是‘追光’。”
“也是，”他说，“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