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人归，新血至”的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沈砚，把老周，叫到了办公室。
“老周，”他说，“我有一件事，想请你，拿个主意。”
“你说。”老周说。
“秦朗，”沈砚说，“这些天，天天，在影城里转。他转的地方，不是主棚，不是老宅——是那些‘没人注意的角落’。”
“角落？”老周说，“他转角落干什么？”
“我不知道。”沈砚说，“可我知道，他转过的角落，都有共同点：监控，拍不到；场工，不常去；地皮，松。”
“地皮松，”老周说，“你是说，他在地底下，找东西？”
“不知道。”沈砚说，“所以，我想找人，跟着他。”
“跟着他，”老周说，“秦朗，是投资人。咱们派人跟着他——于理，说不通。”
“于理说不通，”沈砚说，“可要是‘拍戏’，就说得通了。”
“拍戏？”老周说。
“影城，要拍《夜行探秘》短剧。”沈砚说，“探秘，得有‘跟拍’的镜头。我让阿凯，架一台机器，做‘纪录片式跟拍’——白天，跟着场工拍，晚上，跟着‘夜景’拍。秦朗，是投资人——他走到哪儿，镜头，‘顺带’跟到哪儿。”
“顺带？”老周说，“阿凯，会拍吗？”
“会。”沈砚说，“阿凯，是个好摄影师。他扛着机器，跟人，跟一条街，对方，都不会觉得，是在‘被监视’。”
“那，”老周说，“拍到什么，算数？”
“拍到他的‘路’。”沈砚说，“他走了哪条路，见了什么人，停了多久——这些，不违法，也不犯忌。可这些，能告诉我，他，在找什么。”
“行。”老周说，“我让阿凯，今晚，就开始。”
“今晚，”沈砚说，“别惊动他。机器，开着；灯，别打。他要是回头——阿凯，就调转镜头，拍老宅。”
当天夜里，阿凯，扛着摄影机，开始了“跟拍”。
晚上十点，秦朗，从贵宾楼出来。他没有往主棚走——他沿着影城的西墙，往老宅后头，那条荒草丛生的路，走去。
阿凯，远远地，缀在他后头。机器的红灯，关了；镜头，压得低低的。草丛里，只有风，和两个人，一前一后，沙沙的脚步声。
秦朗，走到那棵老樟树下，停住了。
他蹲下来，用手机，照了照地面。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往回走。
阿凯，赶紧把镜头，对准老宅的方向。
秦朗，没有发现他。他原路，走回贵宾楼。
“没拍到什么，”阿凯第二天，对沈砚说，“他在老樟树下，蹲了不到两分钟，就走了。”
“老樟树下，”沈砚说，“就是照片上，拍照人站的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阿凯说，“他也在找？”
“他也在找。”沈砚说，“他不一定知道‘照片’——但他，一定知道，那棵树，跟什么，有关系。”
“那，”阿凯说，“还跟吗？”
“跟。”沈砚说，“他今晚没等到人——明天，后天，总会等到的。”
第三天夜里，阿凯，等到了。
晚上十一点，秦朗，又出了贵宾楼。这一回，他没有往老樟树走——他走到影城的东墙，一处废弃的侧门。
侧门，早就锈死了。可门边，有一段矮墙，墙头，被踩得发亮——有人，常从那段矮墙，翻进翻出。
秦朗，在矮墙下，站住了。
五分钟，后，矮墙上，出现了一个人影。
人影，很轻。翻墙的动作，利落——一看，就是常翻的。那人跳下墙，站在秦朗面前，背对着阿凯的镜头。
是个女人。
短发，个子不高，穿一件深色的外套，裹得很严。夜里的光，只勾出她的轮廓——脸，看不清。
秦朗，从怀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她。
女人接过纸袋，没有打开。她把纸袋，揣进外套里，低声，说了句什么。秦朗，点了点头。
两个人，站了不到一分钟。女人转身，翻上矮墙，消失在墙外。
秦朗，站在原地，看着矮墙，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身，走回贵宾楼。
阿凯，扛着机器，一动没动。等秦朗走远了，他才放下机器，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他回放刚才的镜头——女人翻墙的背影，女人的短发，女人接过纸袋的那只手。
手，很小。指节，很细。手腕上，戴着一只镯子——镯子的光，在夜里，一闪。
第二天，阿凯，把这段录像，放给沈砚和老周看。
“女人，”阿凯说，“翻墙，很熟练。秦朗，给了她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什么，看不清。”
“纸袋，”沈砚说，“他给她的，不是‘钱’，就是‘东西’。夜里，翻墙，递纸袋——这两个人，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们见过面。”
“短发，”老周忽然说，“个子不高，翻墙利落——”
“怎么了？”沈砚问。
“我记得，”老周说，“贺临川的女儿——贺琳。”
“贺琳？”沈砚说，“贺临川，有女儿？”
“有。”老周说，“贺琳，是贺临川的独女。当年，她跟贺老，闹翻了——贺老要她学戏，她，要去国外念书。父女俩，吵了三年。后来，贺老失踪——她，就再没回来过。”
“再没回来？”沈砚说。
“没有。”老周说，“影城，她一次，都没来过。二十年了。”
“二十年，没来，”沈砚说，“那这个女人——”
“不一定。”白露，盯着屏幕上的背影，看了很久，说，“背影，像。翻墙的姿势，也像——我见过贺琳的照片，小时候，她爬树，就是这个姿势。”
“你见过她的照片？”沈砚问。
“档案室，”白露说，“有一张，贺临川全家福。贺琳，站在贺老身边——她那时候，扎辫子，圆脸，跟照片上，这个小个子女人，轮廓，对得上。”
“轮廓对得上，”沈砚说，“可脸，看不清。”
“脸，看不清。”白露说，“可那只镯子——全家福上，贺琳的奶奶，戴过一只同样的。”
“镯子，”沈砚说，“传家？”
“传家。”白露说，“贺琳的奶奶，传给贺琳的妈；贺琳的妈，传给贺琳。这东西，不便宜，也不常见——一个人，戴着一只传了三代的镯子，在夜里，翻墙，跟秦朗见面。”
“这个人，”沈砚说，“就算不是贺琳——也一定，是贺家的‘故人’。”
屋里，安静下来。
“沈制片，”阿凯问，“怎么办？”
沈砚，看着屏幕上，定格的那个背影，很久。
“不惊动。”他说，“她想藏，咱们，就让她藏。她想见秦朗——就让她见。咱们要做的，是——看清楚，她递给秦朗的纸袋里，装的，是什么。”
“怎么看？”老周问。
“下回，”沈砚说，“她再来——阿凯，你带一台长焦，架在矮墙对面的楼顶。纸袋递过去的时候，拍一个‘开合’的瞬间。”
“开合？”阿凯说。
“纸袋，”沈砚说，“总要打开。打开的那一瞬——里面的东西，会露出来。”
“还有，”他转向白露，“那张全家福，你明天，从档案室，找出来。”
“找它干什么？”白露问。
“比对。”沈砚说，“全家福上，贺琳的手腕——要是有镯子，就对上了。镯子，是一模一样的一只，还是仿的——放大，看得出。”
“她要是，”白露说，“真是贺琳呢？”
“她要是贺琳，”沈砚说，“那这座影城的‘产权’——就要，多一个说法了。”
“说法？”白露说。
“贺临川失踪，”沈砚说，“影城，是他的遗产。遗产，归继承人——贺琳，要是还活着，她，就是第一顺位。”
“那，”白露说，“咱们现在管着影城——”
“咱们，是‘代管’。”沈砚说，“名分，一直，没落到纸上。贺琳，要是来要——于情于理，咱们，都得，让出一席。”
“一席？”老周说，“那秦朗——”
“秦朗，”沈砚说，“也想要这一席。可‘投资人’，和‘继承人’——谁轻谁重，得看，贺琳，手里，握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