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
办公室，只开了一盏台灯。
沈砚，坐在书桌前。
面前，摊着一叠，旧剧本。
是贺临川的。
纸页，泛着黄。
边角，被翻过无数次，起了毛。
沈砚，一页一页，翻着。
他，看得，很慢。
像一个，在旧照片里，找自己影子的人。
“叔父，”他，轻声开口，“您这一辈子，写得，真多。”
“民国街，”他说，“您写了，三年。”
“古宅，”他说，“您写了，两年。”
“舞厅，账房，放映室，剧本房，”他说，“您写了，一辈子。”
“您把每一块砖，”他说，“都写进了剧本里。”
“您写它们的时候，”他说，“心里，想的是，什么？”
剧本，不会回答。
沈砚，继续，翻。
翻到，民国街初稿的那一页。
纸角上，有一行，很小的字。
“给沈砚：这座街，是你的。”
沈砚，愣住了。
“我的？”他说。
他，凑近，看那行字。
笔迹，是贺临川的。
字的墨色，比正文，浅一些。
像是，后来，添上去的。
“您，”沈砚，轻声说，“早就，把民国街，留给我了？”
“您留给我，”他说，“却从来没，告诉我。”
“您就是这样的人，”他说，“什么，都写在纸角上。”
“写在纸角上，”他说，“是怕，我看见了，会多想。”
“您一辈子，”他说，“都在替别人，想。”
“替叶彤小姐想，”他说，“替影城想，替每一个，进过戏的人想。”
“您，”他，轻声说，“就是没替自己，想过。”
他，合上剧本。
靠着椅背。
看了一会儿，天花板。
“叔父，”他说，“您对我，有恩。”
“您把我，从片场门口，捡回来的时候，”他说，“我还在，跟人抢盒饭。”
“您说，”他说，“这小子，眼神像戏。”
“您教我，看胶片，认镜头，算场次。”
“您教我，”他说，“戏，要有人记，才不会散。”
“这些话，”他说，“我一辈子，都记着。”
“可您的错，”他说，“我也记着。”
“您的错，”他一字一句，“是把戏，当成了，还债的账本。”
“叶彤小姐走了，”他说，“您就，把整座城，都写成了，她的坟。”
“您以为，”他说，“坟越大，她就不会，被忘记。”
“可您忘了，”他说，“她说过，她不要坟。”
“她要的，”他说，“只是被记住。”
“记住一个人，”他说，“不需要一座城。”
“需要的是，”他说，“在想起她的时候，还能，笑出来。”
“您，”他，轻声说，“笑不出来了。”
“您把所有的笑，”他说，“都写进了剧本里。”
“剧本里的笑，”他说，“是给观众看的。”
“您自己的笑，”他说，“从那天起，就没有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
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沈制片，”白露的声音，“我，给您，端了杯茶。”
“进来。”沈砚说。
白露，推门进来。
手里，端着一杯热茶。
“这么晚，”她说，“您还没睡？”
“睡不着。”沈砚说。
“看剧本？”白露，把茶放在桌上。
“嗯。”沈砚说，“看叔父的，旧剧本。”
“叔父？”白露，第一次，听他这么叫。
“贺临川先生，”沈砚说，“是我叔父。”
“他，”白露说，“是您亲人？”
“不是亲的。”沈砚说。
“我是他，从片场门口，捡回来的。”他说。
“捡回来，”他说，“他教我，看戏，写戏，拍戏。”
“他对我，”他说，“比亲的，还亲。”
“那，”白露，轻声问，“您恨他吗？”
沈砚，想了想。
“不恨。”他说。
“我，”他说，“只是心疼他。”
“心疼？”白露说。
“他明明，”沈砚说，“是这世上，最懂戏的人。”
“他懂戏，”他说，“却不懂，怎么从戏里，出来。”
“他把自己，”他说，“关在戏里，关了二十年。”
“关到，”他说，“最后，把自己，也写成了戏。”
“那，”白露问，“您，打算，怎么对他？”
“对他？”沈砚说。
“他的城，”白露说，“您接手了。”
“他的剧本，”她说，“您保管了。”
“他的笔，”她说，“您拿着了。”
“他留下的，”她说，“您都接住了。”
“接住，”白露，轻声问，“然后呢？”
“然后，”沈砚，看着那叠剧本，“不然后了。”
“不然后？”白露说。
“他的东西，”沈砚说，“我接着。”
“他这个人，”他说，“我不接着。”
“为什么？”白露问。
“因为，”沈砚说，“接着他这个人，就得，接着他的活法。”
“他的活法，”他说，“是拿命，去填戏。”
“那种活法，”他说，“我不能，再走一遍。”
“所以，”他说，“我不收徒。”
“不收徒？”白露说。
“不收。”沈砚说。
“我教不了人。”他说。
“我要是教，”他说，“就会，不自觉地，把叔父教我的那套，传下去。”
“那套，”他说，“会把人，教进戏里。”
“我不想，”他说，“再教出，第二个贺临川。”
“那，”白露问，“您想，做什么？”
“经营。”沈砚说。
“经营？”白露说。
“把影城，当一座，普通的城，来经营。”沈砚说。
“租场地，接剧组，放电影，卖门票。”他说。
“挣了钱，”他说，“修房子，发工资，养人。”
“养人，”他说，“是比写戏，更难的事。”
“难，”他说，“也值得做。”
“为什么？”白露问。
“因为，”沈砚说，“叔父，一辈子，都在造梦。”
“梦，”他说，“造得再好，也是给别人，看的。”
“我，”他一字一句，“想造点，实实在在的东西。”
“什么东西？”白露问。
“日子。”沈砚说。
“让人，在城里，踏踏实实，过日子的，那种东西。”他说。
白露，没有接话。
她，端起那杯茶，吹了吹，放在沈砚手边。
“沈制片，”她，轻声问，“您觉得，叔父，会后悔吗？”
“后悔？”沈砚说。
“后悔，写了《追光》。”白露说。
“后悔，”她说，“把一生，都搭了进去。”
沈砚，想了想。
“他不会后悔，写了《追光》。”他说。
“为什么？”白露问。
“因为，”沈砚说，“他写《追光》，不是为自己写的。”
“是为叶彤小姐，写的。”他说。
“为一个，他没能，好好说句真话的人，写的。”他说。
“那他，”白露问，“后悔什么？”
“他后悔的，”沈砚，看着那叠剧本，“不是戏。”
“他后悔的，”他一字一句，“是没来得及，对叶彤说一句真话。”
“什么真话？”白露问。
“真话是，”沈砚说，“‘我喜欢你。’”
“这句，”他说，“他写了二十年，也没写进，任何一部戏里。”
“他把‘喜欢’，”他说，“全写成了，‘戏需要你。’”
“戏不需要你，”他说，“是我需要你。”
“这句话，”他说，“他到消失，也没说出口。”
“所以，”他说，“他后悔。”
“后悔，”他，轻声说，“不是戏写得不好。”
“是，”他说，“人，没留住。”
白露，端着空杯，站了很久。
“沈制片，”她，忽然说，“我想，问您一句，冒昧的话。”
“你问。”沈砚说。
“您，”白露，看着他的眼睛，“有想留，却没能留住的人吗？”
沈砚，没有回答。
他，低下头。
看着，那叠剧本里，夹着的一张，旧照片。
照片上。
年轻的贺临川，站在片场门口。
他旁边，是穿白裙的叶彤。
叶彤的左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男孩，正仰着头，看着他们俩，笑。
“有。”沈砚，轻声说。
“谁？”白露问。
“他们俩。”沈砚说。
“一个，是我叔父。”他说。
“一个，”他说，“是我叫了十几年，阿姨的人。”
“他们，”他说，“是我，没能留住的人。”
白露，没有再问。
她，端起空杯。
“茶，”她说，“我明天，再给您，续。”
“好。”沈砚说。
白露，走到门口。
她，又停下。
“沈制片，”她说，“您，今天，说了很多，心里话。”
“您，”她说，“以后，也可以，常说说。”
“说给谁听？”沈砚问。
“说给，”白露，笑了一下，“愿意听的人。”
她，带上门，出去了。
办公室里，又只剩下，沈砚一个人。
他，拿起那张旧照片。
看了一会儿。
他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有一行，已经褪色的字。
“对不起。”
是贺临川的笔迹。
沈砚，看了很久。
他，拿起笔。
在“对不起”的下面，添了一行字。
“我收到了。”
他，把照片，放回剧本里。
合上灯。
“叔父，”他在黑暗里，轻声说，“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