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小李，抱着一摞账本，站在办公室门口。
她，三十岁上下。
头发，扎得很紧。
眼镜，架在鼻梁上。
手里，攥着一支，削得尖尖的铅笔。
“沈制片，”她说，“您找我？”
“坐。”沈砚说。
小李，坐下了。
她，没有寒暄。
“这个月的账，”她说，“我念。”
“念？”白露说。
“数字，”小李说，“念出来，才算数。”
她，翻开第一本账册。
“房租，”她说，“欠两期。”
“水电，”她说，“欠三期。”
“民国街，布景维护，超支四成。”
“古宅，灯笼更换，超支六成。”
“舞厅，音响设备，报废两套。”
“账房，算盘，损坏一把。”
“放映室，胶片，遗失一卷。”
“医务室，药品，补货一批。”
“韩岳同志的，住院押金，”她说，“预支三个月。”
“另外，”她，翻到最后一页，“本卷，因停业整顿，损失票房收入，共计——”
她，报了一个数字。
办公室里，安静了。
“这么多？”白露，轻声说。
“多。”小李说。
“还不算，”她说，“还没修好的设备。”
“修设备，”她说，“又是一笔。”
“那，”白露问，“我们，还撑得住吗？”
“撑不住。”小李，很干脆。
“按现在的账，”她说，“下个月，就发不出工资了。”
“工资，”白露说，“一定得发。”
“我知道。”小李说，“所以，我说，撑不住。”
“那怎么办？”贺琳问。
“两个办法。”小李说。
“第一个，”她说，“关城。”
“关城？”白露说。
“把布景拆了卖，”小李说，“能回一点本。”
“古宅的木头，”她说，“民国街的青砖，都还值钱。”
“第二个呢？”沈砚问。
“第二个，”小李说，“找钱。”
“找钱，”她说，“城就有救。”
“怎么找？”沈砚问。
“两个口子。”小李，伸出两根手指。
“第一个，”她说，“找投资人。”
“投资人，”沈砚说，“有。”
“有？”小李，抬起头。
“有。”沈砚，拿起手机。
他，拨了一个视频电话。
屏幕，亮了。
秦朗的脸，出现在屏幕里。
他，坐在一间亮堂的办公室里。
身后，是落地窗。
窗外，是城市的夜景。
“沈制片！”秦朗说，“您醒了？”
“醒了。”沈砚说，“秦朗，影城的账，你看过了？”
“看过了。”秦朗说。
“数字，”他说，“我都过了一遍。”
“亏得，”他说，“挺厉害。”
“所以，”沈砚说，“我要找你，注资。”
“注资？”秦朗，笑了，“沈制片，您这开口，就是钱。”
“影城，”沈砚说，“值这个钱。”
“我知道它值，”秦朗说，“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
“合同，”他说，“我都拟好了。”
“条件？”沈砚问。
“没有条件。”秦朗说。
“没有？”沈砚说。
“影城，”秦朗说，“是我见过，最像戏的地方。”
“我投的不是一座城，”他说，“我投的，是你们的，下一部戏。”
“下一部戏，”他说，“我等着看。”
“秦朗，”沈砚，顿了一下，“谢谢。”
“别谢我，”秦朗说，“谢账本。”
“账本，”他说，“让我知道，你们，是真的想把城，活下去。”
“钱，”他说，“今天下午，到账。”
“好。”沈砚，挂断了电话。
“投资人，有了。”小李，在账本上，记了一笔。
“第二个口子，”她说，“贺琳同志。”
“我？”贺琳说。
“您的账，”小李，翻开另一本账册，“我算过了。”
“您父亲，贺临川先生，在影城，留有产权。”
“产权，”她说，“折合资金，是一笔，不小的数。”
“这笔钱，”她说，“一直挂在账上，没人动过。”
“现在，”她说，“您回来了。”
“这笔钱，”她说，“您有权，动用。”
贺琳，沉默了一会儿。
“我父亲的钱，”她，轻声说，“就是影城的钱。”
“他当年，”她说，“把每一分钱，都投进了这座城。”
“他投进去的时候，”她说，“就没打算，再拿出来。”
“现在，”她，抬起头，“我也不打算，拿出来。”
“那，”小李问，“您打算？”
“我打算，”贺琳说，“把它，继续投进影城。”
“投进去，”她说，“修设备，发工资，拍新戏。”
“拍新戏？”小李说。
“对，”贺琳说，“影城，不能只吃老本。”
“它，”她说，“得自己，挣自己的命。”
小李，看着贺琳。
她，在账本上，又记了一笔。
“两个口子，”她说，“都补上了。”
“账，”她说，“平了。”
“平了？”白露说。
“平了。”小李说，“下个月，工资，能发。”
“设备，”她说，“能修。”
“布景，”她说，“能保。”
“影城，”她，合上账本，“能活。”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下。
“小李，”沈砚开口，“从今天起，影城的账，你说了算。”
“我？”小李说。
“你，”沈砚说，“只认数字，不认情面。”
“这样的人，”他说，“守账，最合适。”
“守账，”小李，点了点头，“我守。”
“不过，”她说，“沈制片，有一笔账，我替您，记在心里了。”
“什么账？”沈砚问。
“您写第七页，”小李说，“烧掉的日子。”
“那笔账，”她说，“账本上，记不下。”
“记不下，”她说，“我就记在，心里。”
“记心里，”沈砚，笑了一下，“那就不算账了。”
“那算什么？”小李问。
“算，”沈砚说，“人情。”
小李，没有再说话。
她，抱着账本，出去了。
办公室里，剩下三个人。
“沈制片，”白露，轻声说，“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沈砚，没有回答。
他，走到书架前。
从最上层，取下一个，旧旧的笔记本。
“这是，”贺琳，认出来了，“父亲的日记。”
“是。”沈砚说。
“他记了很多年。”他说，“记到，他消失的那一天。”
“我，”他说，“一直没敢翻开。”
“为什么？”白露问。
“因为，”沈砚说，“我知道，里面，会写什么。”
“现在，”他说，“我想看了。”
他，翻开日记。
日记的最后一页，是空白的。
“空白？”白露说。
“他写到最后一天，”沈砚说，“什么都没留下。”
“他不是没留下，”贺琳，轻声说，“他是，写不动了。”
“写不动，”她说，“是因为，该说的，都写在戏里了。”
沈砚，握着那本日记。
他，拿起笔。
在空白的最后一页上，写下一行字。
“贺临川——”
“他是一位天才，但不是一位守夜人。”
“天才，”白露，轻声念，“守夜人？”
“天才，”沈砚说，“是能造出一座城的人。”
“守夜人，”他说，“是能在夜里，替这座城，点一盏灯的人。”
“他造出了城，”沈砚说，“却忘了，给自己，留一盏灯。”
“他一辈子，”他说，“都在黑夜里，找叶彤小姐的那盏灯。”
“他忘了，”他说，“灯，是可以重新点的。”
“现在，”他，把日记，放回书架，“城里的灯，该由我们，来点了。”
“我们？”白露说。
“老周，小刘，阿凯，小满，林薇，贺琳，”沈砚，一个一个数，“还有你，白露。”
“还有，”他说，“远在城外的秦朗。”
“这些人，”他说，“就是这座城，新的灯。”
“那，”白露问，“我们，从哪一盏，点起？”
沈砚，走到窗前。
看着广场。
广场上，露天银幕，已经支起来了。
“明天，”他说，“把所有人都叫到广场上。”
“所有人？”白露说。
“所有人，”沈砚说，“包括，那三位‘守’字辈的老人家。”
“叫他们做什么？”贺琳问。
“看电影。”沈砚说。
“看电影？”白露说。
“这一卷，”沈砚，轻声说，“每个人都，在戏里，走了一遭。”
“他们，”他说，“得知道，自己走的那一遭，是怎么走的。”
“我，”他说，“欠他们，一场放映。”
“一场，”他一字一句，“讲真话的放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