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是在第二天的下午，醒过来的。
他睁开眼。
头顶，是办公室的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很旧的裂纹。
“醒了？”白露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沈砚，转过头。
白露，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手里，握着一杯水。
“我，”沈砚，开口，声音沙哑，“睡了多久？”
“一天一夜。”白露说。
“城呢？”沈砚问。
“城，”白露说，“好着呢。”
她，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阳光，涌进来。
“您看。”她说。
窗外，影城，安安静静。
民国街的布景，在阳光里，泛着旧旧的黄。
古宅的灯笼，没有亮。
舞厅的窗户，半开着。
账房的算盘，摆在柜台上。
“它们，”白露说，“都回去当布景了。”
“布景，”沈砚，轻声说，“好。”
“布景，”他说，“是城最本来的样子。”
“不演戏的城，”他说，“才是活着的城。”
“老周呢？”他问。
“老周，”白露说，“在配电房。”
“他说，”她说，“要把昨天切掉的那路电，接回去。”
“接回去，”沈砚，点了点头，“该接。”
“那路电，”他说，“是留给放映室用的。”
“以后，”他说，“放电影，还得用。”
“小刘呢？”他问。
“小刘，”白露说，“带着人，在广场上，收拾道具。”
“他说，”她说，“那些碎了的灯，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收进道具库。”
“道具，”沈砚，轻声说，“是城的骨头。”
“收好了，”他说，“城才站得稳。”
“沈制片，”白露，把水递给他，“您先喝口水。”
沈砚，接过水。
喝了一口。
“韩岳呢？”他问。
白露，沉默了一下。
“韩岳叔，”她说，“今天一早，送去了市里的医院。”
“医生，”她说，“说情况稳定。”
“稳定？”沈砚说。
“身体，”白露说，“没什么大碍。”
“只是，”她说，“脑子里的记忆，可能，有损失。”
“损失，”沈砚，握着杯子的手，停了一下，“到什么程度？”
“医生说，”白露说，“要看他自己，醒来之后，能想起多少。”
“有可能，”她说，“他醒来，什么都不记得。”
“也有可能，”她说，“他醒来，记得所有人，就是记不得，自己在影城待过。”
“哪种，”沈砚问，“比较好？”
白露，想了想。
“我不知道。”她说，“对韩岳叔来说，忘掉，也许，是轻松。”
“可，”她轻声说，“忘掉，也就忘掉了，那本场记本。”
“场记本，”沈砚说，“是他人生的，头一件大事。”
“他记了一辈子别人的戏，”他说，“到头来，自己，却被戏记了一笔。”
“这笔，”他说，“不算亏。”
“为什么？”白露问。
“因为，”沈砚说，“他写完了那笔，才走出的戏。”
“他出来的时候，”他说，“是笑着的。”
“真的？”白露问。
“真的。”沈砚说，“我看见了。”
白露，没有接话。
她，站了一会儿。
“沈制片，”她忽然说，“我想跟您说件事。”
“什么事？”沈砚问。
“我，”白露说，“今天早上，收拾行李的时候，翻出了一样东西。”
她，从口袋里，取出几张纸。
纸，叠得整整齐齐。
边角，已经磨毛了。
“这是什么？”沈砚问。
“合同。”白露说。
“我入行的时候，”她说，“签的第一份合同。”
“合同上写着，”她说，“我，白露，自愿加入剧组，服从一切调度。”
“服从，”她一字一句，“一切调度。”
“我把这一行字，”她说，“背了十年。”
“十年里，”她说，“导演让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
“戏让我哭，”她说，“我就哭。”
“戏让我笑，”她说，“我就笑。”
“我一直以为，”她说，“这是我作为演员的本分。”
“可昨天，”她说，“叶彤小姐让我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事？”沈砚问。
“本分，”白露说，“是替自己负责。”
“不是，”她说，“替戏负责。”
“我，”她把那几张纸，攥在手里，“不想再替戏负责了。”
“那你想，”沈砚问，“干什么？”
“我想，”白露，走到窗边，“做作者。”
“作者，”她说，“就是那个，自己决定，哭不哭，笑不笑的人。”
她，掏出打火机。
“啪。”
火苗，窜起来。
她把那几张合同，凑到火苗上。
纸，烧了起来。
“白露！”沈砚，撑起身，“那是你的——”
“是我的过去。”白露，轻声说。
“过去，”她说，“不是拿来烧的。”
“是拿来，”她说，“告别的。”
纸，在风里，烧成灰。
灰，从窗台，飘下去。
“沈制片，”白露，看着那团灰，“我不是戏里的棋子了。”
“我，”她说，“是我自己的了。”
沈砚，看着她。
“好。”他说。
“白露，”他说，“这句话，我等了，一整个卷。”
“一整个卷？”白露说。
“从你第一次，替戏说话的时候，”沈砚说，“我就在等。”
“等你，”他说，“替自己说话。”
“现在，”他说，“等到了。”
门外，传来敲门声。
“沈制片，”贺琳的声音，“方便进来吗？”
“进来。”沈砚说。
贺琳，推门进来。
“我刚从档案室出来。”她说。
“档案室？”白露说。
“林薇姐，”贺琳说，“把影城的档案，整理了一遍。”
“她让我转告沈制片，”她说，“影城的地契，产权，还有各片场的租赁合同，都在。”
“都在？”沈砚说。
“都在。”贺琳说，“影城，还是影城。”
“不过，”她说，“账房那边，这个月的账，是亏的。”
“亏多少？”沈砚问。
“很多。”贺琳说。
“贺琳，”沈砚，看着她，“你有什么打算？”
“我，”贺琳，想了想，“想留下来。”
“留下来？”沈砚说。
“我想，”贺琳说，“接手影城的，一部分事物。”
“哪一部分？”沈砚问。
“机械，设备，放映，”贺琳说，“这些，我熟。”
“我从小，”她说，“就是被父亲，当成半个技师养的。”
“他教我的那些，”她说，“我一直没用过。”
“现在，”她说，“我想用。”
“为什么？”沈砚问。
“因为，”贺琳，看着窗外那座城，“这座城，是他写的。”
“他写的城，”她说，“不能没人守。”
“贺琳，”沈砚，沉默了一会儿，“留下来吧。”
“留下来，”他说，“影城，有你一半。”
“一半？”贺琳说。
“影城的账，”沈砚说，“本来就有你父亲的一份。”
“他的一份，”他说，“我替他，交给你。”
“那，”贺琳问，“另一半呢？”
“另一半，”沈砚说，“是影城自己的。”
“影城，”他一字一句，“得自己养活自己。”
“养不活，”他说，“城就散了。”
“怎么养活？”白露问。
“拍戏。”沈砚说。
“影城，”他说，“生来，就是拍戏的地方。”
“我们不拍诡戏了，”他说，“我们拍，正正经经的戏。”
“正经戏？”白露说。
“正经戏，”沈砚说，“有人看，有人笑，有人哭。”
“哭完笑完，”他说，“各回各家。”
“那样的戏，”他说，“才养人。”
“好。”白露，笑了，“那，我们从哪部戏，开始？”
沈砚，没有回答。
他，看向窗外。
广场上，小刘，正带着人，把最后一盏灯，装回灯架。
老周，从配电房出来，拍着身上的灰。
阿凯，扛着摄影机，在调试镜头。
小满，抱着记录本，一样一样地，对清单。
“先，”沈砚，缓缓开口，“算账。”
“算账？”白露说。
“一座城，”沈砚说，“要活下去，先得知道，自己欠了多少。”
“欠多少，”他说，“才知道，要挣多少。”
他，站起身。
走到办公桌前。
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账册。
账册的封面上，写着一行字。
“影城收支总账。”
沈砚，翻开第一页。
第一行，就是赤字。
“这个月，”他轻声说，“亏得，很不少。”
“那，”白露问，“怎么办？”
“怎么办，”沈砚，看着那行赤字，“得找个人，来对账。”
“对账？”贺琳说。
“账，”沈砚说，“不能我一个人看。”
“得有一个，”他说，“只认数字，不认情面的人。”
“谁？”白露问。
沈砚，没有说话。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
拨了一个内线号码。
“喂，”他说，“财务室吗？”
“让小李，”他说，“上来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