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的来源，在主楼顶层的广播室。
沈砚带着白露，推开那扇锈住的铁门。
广播室里没有灯。
只有一台老式磁带录音机，摆在窗台上。红色的指示灯，一明一灭。
磁带在转。
“录音机，”白露走过去，“是谁把它开着的？”
“它，”沈砚说，“自己开的。”
“跟那台摄影机一样？”白露说。
“一样。”沈砚说，“这座城里，贺临川先生亲手做的机器——都会自己醒。”
“磁带，”他说，“是二十年前的。”
“二十年前？”白露说，“那录的是——”
“听。”沈砚按下播放键。
磁带沙沙地转起来。
扬声器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很轻，带着一点沙哑。
像是录完这段话之后，就再也没有开口说过话：
“我是苏婉宁。”
“贺临川的妻子。”
“这卷带子——录给二十年后的人。”
“你们能听到，说明遗作《追光》，已经被打开了。”
“打开遗作，”她说，“需要一个条件。”
“必须有人——被冤枉而死。”
“被冤枉而死？”白露重复道。
“被冤枉，”苏婉宁的声音继续说，“不是被杀。”
“是被‘戏’杀。”
“戏会挑一个人，”她说，“把他写成反派。”
“写成反派，”她说，“就会被人恨，被人骂，被人——删掉。”
“被删掉，”她说，“就是被冤枉而死。”
“他死的时候，”她说，“没有人知道，他是被冤枉的。”
“遗作要的，”她说，“就是这口气。”
“冤枉的气。”
“它，”她说，“吸了这口气——才会真的活过来。”
录音到这里——停了。
“被冤枉而死，”沈砚缓缓说，“遗作的激活条件。”
“那，”白露的声音发紧，“有人被冤枉而死了吗？”
“有。”沈砚说。
“谁？”白露问。
“韩岳。”沈砚说。
“韩岳？”白露愣了，“他没死啊？”
“他，”沈砚一字一句，“在戏里，已经死了。”
“演员表，”他说，“他的名字变红——是必死角色。”
“那个时候，”他说，“我们以为——是戏要他死。”
“不是。”他说，“是戏冤枉了他。”
“冤枉？”白露说，“韩岳——他剪电，放怪物，炸桥——他哪里冤枉？”
“他做的那些，”沈砚看着白露，“你觉得，是他想做的吗？”
白露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她，想了一会儿。
“他剪电那天，”她，忽然，说，“说过一句话。”
“他说，”她，回忆着，“‘对不起，沈制片——这一场，我替你们剪了。’”
“一个真反派，”她说，“不会道歉。”
“他道了歉，”她说，“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在替咱们，剪掉什么。”
“替咱们，”沈砚，低声，重复，“剪掉什么？”
“剪掉，”白露，说，“一场，会害死所有人的戏。”
“他，”她，一字一句，“以为，自己在，救咱们。”
“韩岳，”沈砚说，“从来没有说过——他要这场戏毁。”
“他说的是，”他说，“‘我要写完最后一页。’”
“他做的，”他说，“是剪电，放怪物，炸桥，签赌约。”
“每一件，”他说，“都是戏写给他的‘反派台词’。”
“他，”他一字一句，“照着台词——演了整整一卷。”
“演到名字变红，”他说，“演到被人人喊打——演到被‘删掉’。”
“他，”他说，“是自己走进‘被冤枉’那个角色里的。”
“自己走进去？”白露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沈砚说，“只有‘被冤枉而死’——才能激活遗作。”
“遗作激活，”他说，“《追光》才能真的被打开。”
“打开，”他说，“才能写完最后一页。”
“韩岳，”他看着窗外那支蜡烛，“他从签赌约那一天起——就在献祭自己。”
“献祭？”白露说。
“他，”沈砚说，“让戏冤枉他。”
“让戏删掉他。”
“让遗作吸他的‘冤枉之气’。”
“吸完，”他说，“遗作就活——最后一页，就能写。”
“他，”他缓缓说，“是用自己——换那个结局。”
“换给谁？”白露问。
“换给，”沈砚看着录音机上那盘磁带，“能写完它的人。”
“他，”他说，“从来不是想当作者。”
“他是，”他说，“想当‘被写进结局里’的那个人。”
“那个人，”白露低声说，“会怎样？”
“会，”沈砚缓缓说，“随着遗作——一起落幕。”
“一起——消失。”
“消失？”白露的声音颤了。
“韩岳，”她说，“他知道吗？”
“他，”沈砚说，“从签赌约那一秒——就知道。”
“那，”白露说，“他为什么还要签？”
录音机——忽然，又响了。
磁带转到了最后一段。
苏婉宁的声音，轻得像一阵风：
“韩岳——你要是听到这卷带子——”
“那说明——你已经被冤枉了。”
“你走到这一步，”她说，“是你自己选的。”
“你选的，”她说，“不是死。”
“是‘让这场戏，有个结局’。”
“我，”她最后说，“替贺临川——谢谢你。”
磁带停了。
沙沙沙——空转。
“替贺临川谢谢你，”白露低声重复，“苏婉宁小姐——早就知道韩岳会走到这一步？”
“早就知道。”沈砚说。
“她，”他看着那盘磁带，“二十年前就录好了。”
“她等的，”他说，“就是这一天。”
“那，”白露，问，“苏婉宁小姐——她现在，在哪儿？”
“她，”沈砚，说，“二十年前，就离开影城了。”
“她，”他说，“去给叶彤小姐——守灵。”
“守灵，”白露，说，“守了——二十年？”
“守了二十年。”沈砚说。
“贺琳小姐说，”他说，“母亲从没回过家。”
“可她，”他说，“每年，都会收到一封信。”
“信里，”他说，“只有一句话。”
“什么话？”白露问。
“守，着。”沈砚说。
“守，着，”白露，轻声，重复，“——苏婉宁小姐，还在，守？”
“还在。”沈砚说，“她，大概——会守到，这场戏，落幕。”
“守到，”他说，“最后一页，写完。”
“那，”白露说，“咱们现在能做什么？”
“能做的，”沈砚走到窗边，看向广场，“只有一件。”
“赶在韩岳‘消失’之前，”他说，“把最后一页写完。”
窗外。
广场，梧桐树底下。
韩岳手里那支蜡烛——烛火忽然变了。
黄色的火，变成白色。
白得透明。
像一束凝固的光。
“沈制片，”白露站在窗边，声音发紧，“蜡变白了。”
“蜡变白，”沈砚缓缓说，“是他的戏，开始了。”
“他的戏，”他说，“最后一场。”
“我们，”他转身，走出广播室，“下去。”
坑边。
韩岳捧着那支白蜡，站在月光里。
看见沈砚，他，没有动。
“沈制片，”他说，“您来了。”
“来了。”沈砚说，“韩岳——最后一页，我写。”
“好。”韩岳说，“我，等您。”
“你，”沈砚，看着他，“不写吗？”
“我，”韩岳，低头，看着掌心的白蜡，“我是——写在结局里的人。”
“结局，”沈砚，一字一句，“我写——你，出来。”
“戏，不让。”韩岳，摇头。
“戏，让不让，”沈砚说，“是我写，还是它写。”
“我写，”他说，“就，有，商量。”
韩岳，看着他，很久。
“沈制片，”他，最后，说，“您，写——我，信您。”
“白蜡，”他，把蜡，往前，递了递，“您，拿着。”
“拿着它，”他说，“下去——门，就开。”
沈砚，接过白蜡。
烛火，在风里——跳了一下。
火光里，映出——一个女人的影子。
不是白露。
不是贺琳。
是一个，站在很远的地方，穿着白裙子的——轮廓。
“她，”白露，看着火光里的影子，声音，发紧，“是谁？”
“她，”韩岳，没有回头，轻声说，“在等。”
“等谁？”
“等，”韩岳，说，“有人——写完最后一页。”
“她，”他说，“等了二十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