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茶楼，老周把沈砚按在椅子上，卷起他的袖子。
“老周，”沈砚说，“我没事——”
“别动。”老周沉着脸。
沈砚的手臂——从手肘到指尖，皮肤皱了。
像一只放了几天的苹果。
“皱纹，”老周的声音发紧，“你删一场戏——手，就老十岁。”
“不止手。”沈砚说，“头发，也白了。”
“我看见了。”老周放下袖子，“沈制片，你听我说——这招，不能多用。”
“为什么？”白露问。
“导演删戏，”老周一字一句，“删的是自己的‘镜头’。”
“镜头，”他说，“就是命。”
“删一场，命短一截。删十场——”老周顿了顿，“你就不是你了。”
“不是我了，”沈砚低声重复，“那是谁？”
“是，”老周说，“一个只记得怎么删戏——不记得为什么拍戏的人。”
“我，”他看着沈砚的眼睛，“见过这样的人。”
“谁？”白露问。
“贺临川先生。”老周说。
茶楼里，安静了。
“我年轻的时候，”老周缓缓说，“在片场打杂。”
“有一回，”他说，“贺临川先生也删过一场戏。”
“删完，”他说，“他在片场坐了一夜。”
“第二天，”他说，“他不认得我了。”
“不认得您？”白露说。
“他问我，”老周的声音有些涩，“‘你是谁？’”
“我跟他说，”他说，“‘我是场务，小周。’”
“他看着我，”他说，“想了很久——才想起来。”
“他说，”老周说，“‘小周啊——我刚才，把自己删掉了一部分。’”
“那一夜，”老周说，“他删掉的——是记忆。”
“从那以后，”他说，“贺临川先生，再也没用过‘删戏’。”
“没用过？”白露说。
“没用过。”老周说，“他改用别的法子。”
“他说，”老周顿了顿，“‘戏，是演给人看的——删人，不算演。’”
“他，”他说，“宁可，一场一场，慢慢磨——也不肯，再删一次。”
“那，”阿凯，低声说，“沈制片，今天——删了。”
“删了。”老周说，“所以，我才说——这招，不能多用。”
“沈制片，”他，转回身，看着沈砚，“你，现在——还记得，多少？”
“记得多少？”沈砚，问。
“我，”老周，一字一句，“当年，跟贺临川先生，说的，是，‘我是场务小周’。”
“他，想了，很久，”他说，“才，想起来。”
“你，”他说，“会不会——也有一时，想不起的事？”
沈砚没有马上回答。
他垂下眼帘。
“有。”他最后说。
“什么事？”白露问。
“刚才，”沈砚缓缓说，“删完那场——有一瞬间。”
“我，”他说，“想不起——我爸妈的脸了。”
茶楼里，安静了。
“那一瞬间，”沈砚说，“很短。”
“可，”他说，“我知道——有东西，被删掉了。”
“会长回来吗？”白露问。
“不知道。”沈砚说，“也许会——也许不会。”
“可，”他看着自己手臂上的皱纹，“只要最后一页写完——被删掉的东西，就会回来。”
“为什么？”阿凯问。
“因为，”沈砚说，“删掉的是‘戏’——写完了戏，‘人’就回来了。”
“从那以后，”他说，“我就知道——删戏这件事，是拿命在赌。”
“沈制片，”老周看着沈砚，“你要是再删——”
“我知道。”沈砚说。
“可，”他说，“当时，不删，他们就会死。”
“删了，我老十岁。”他说，“值。”
“值，”老周说，“可你能值几次？”
“沈制片，”白露站起来，“这一夜，您休息。”
“休息？”沈砚说。
“是。”白露说，“接下来，巡城的事，我来。”
“你？”沈砚看着她。
“我，”白露说，“记者出身，夜路走得比您多。”
“而且，”她说，“我刚才——没能挡在您前头。”
“白露，”沈砚说，“那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白露打断他，“可我不想——下一次，还是您站在前头。”
“我，”她一字一句，“想站前头。”
“站前头干什么？”沈砚问。
“挡。”白露说。
“替您挡——替他们挡。”她说。
“那，”沈砚说，“挡完呢？”
“挡完，”白露说，“退到您身后——等您写完最后一页。”
“这就是，”她说，“我的活。”
沈砚看着她，很久。
“好。”他说，“那你巡——小心。”
“小心。”白露点点头。
“沈制片，”她又说，“您睡一会儿——天亮前，我们轮着守。”
“轮着守？”沈砚说。
“是。”白露说，“阿凯守报馆的电话。小满守监控。老周守茶楼——我巡城。”
“您，”她说，“什么都别管——就睡。”
“睡得着吗？”沈砚说。
“睡不着，”白露说，“也得躺着。”
“删过戏的人，”她一字一句，“最需要的，是让自己停下来。”
“您，”她说，“停下来——我们才敢往前走。”
沈砚看着她，很久。
“好。”他说，“我睡。”
他靠在椅子上，闭上眼。
白露转身走到门口。
她拿起那盏已经废了的镁光灯，又放下。
“废了的灯，”她说，“不能用了。”
“贺琳小姐，”她转向贺琳，“您还有别的吗？”
“有。”贺琳从背包里，取出一盏新的。
“我带了两盏。”她说，“父亲说——‘灯要备双份。’”
“备双份，”白露接过那盏新灯，“贺临川先生，连这都算到了？”
“他，”贺琳说，“算到的不止这些。”
“他还算到，”她看着茶楼外面的夜色，“有一天，会有人在黑夜里巡城。”
“巡城，”她说，“会遇到——不该遇到的东西。”
“什么东西？”阿凯问。
“不知道。”贺琳说，“父亲没说。”
“他只说，”她说，“‘遇到的时候——灯会告诉你。’”
“灯会告诉我，”白露看着手里那盏灯，“怎么告诉？”
话音未落。
“嗡——！”
茶楼外——全城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
一阵尖锐的电流噪声。
然后，是一个声音。
一个女人的声音。
陌生的女人。
声音很轻，像是从一卷很旧的录音带里——传出来的：
“下一场——”
“追光。”
“下一场追光，”白露站在茶楼门口，重复道，“追光？”
“这个女人，”阿凯说，“是谁？”
“不知道。”沈砚站起来，“可她——不是这座城里的人。”
“她，”他一字一句，“是从外面进来的声音。”
“外面？”贺琳说，“影城——还有外面？”
“影城，”沈砚看着白露手里那盏灯，“是有外面的。”
“贺临川先生——不是这座城的第一人。”
“他，”他缓缓说，“也不是最后一个。”
“那个女人，”白露低声说，“她是谁？”
“她，”沈砚看向广播的方向，缓缓说，“也许是下一场戏的人。”
“也许，”他说，“是这一场戏——还没出场的人。”
“还没出场，”贺琳轻声重复，“谁？”
广播——又响了。
那个女声，说了第二句：
“最后一页——在光里。”
“在——光——里。”
白露手里那盏新灯——忽然，自己亮了。
一道白亮的光，照向茶楼外面的黑夜。
照到——广场那棵梧桐树底下。
树底下——那个大坑旁，站着一个人。
穿灰长衫。
手里没有铁锹。
他手里捧着一支点燃的蜡烛。
烛光，在夜风里——忽明忽灭。
“韩岳，”白露的声音发紧，“他出来了？”
“那支蜡烛，”贺琳，忽然，轻声，说，“——是我母亲的。”
“您母亲的？”白露，说。
“母亲有一支白蜡，”贺琳，说，“点了一半——烛芯，用红线缠着。”
“她说，”她，说，“‘这支蜡——等，该等的人。’”
“该等的人，”白露，说，“是，谁？”
“是，”贺琳看着那支烛火，“点蜡的人——等的人。”
“韩岳，”她一字一句，“他捧着我母亲的蜡——在等谁？”
“他，”沈砚看着那个身影，缓缓说，“不是出来。”
“他，”他说，“是捧着烛火——等咱们。”
“等咱们干什么？”
“等咱们，”沈砚说，“下去。”
“最后一场，”他看着那支烛火，“要开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