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之后，茶楼开门了。
白露，搬了张凳子，坐在柜台边。
“周老板，”她说，“我能跟您聊两句吗？”
茶楼老板周守仁，正往炉子里添煤。他头也不抬，说：“聊什么？”
“聊，”白露说，“贺临川先生。”
周守仁添煤的手，顿了一下。
“二十年了，”他说，“没人，在我这茶馆里，提过这个名字。”
“那，”白露说，“今天，我提了。”
“您，”她一字一句，“跟贺临川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您三位，”白露，又看了看，柜台边，坐着的报馆伙计赵守勤，和，门口，打盹的更夫钱守义，“名字里，都带一个‘守’字。”
“是贺临川先生，替你们改的？”
周守仁，愣住了。
“改的？”他说，“没人替我们改过名字。”
“那，”白露说，“这‘守’字——”
“我们三个人，”周守仁，缓缓说，“是同一夜，一起，梦见贺临川的。”
“他站在门外，”他说，“跟我们说——‘城，要有人守。你们，替我守三样东西。’”
“守什么？”白露问。
“我，守茶楼——守‘人’。”周守仁说。
“我，守报馆——守‘字’。”赵守勤说。
“我，守更——守‘时辰’。”钱守义说。
“守了，”白露，轻声问，“多少年？”
“守到，”周守仁，把火钳搁下，“贺临川先生——回来那天。”
“他，”他说，“还没回来。”
“所以，”他说，“我们，还得守。”
白露，看着他们三个人，一时，说不出话。
“民国十九年，”他说，“我在城东，开杂货铺。”
“贺临川，”他说，“那会儿，还是个学徒——每天下工，路过我铺子，买一包烟。”
“他话少，”他说，“买了烟，给钱就走——从不多说一句。”
“后来，”他说，“有一天，他没来买烟。”
“我等了三天，”他说，“他也没来。”
“第四天，”他说，“他来了。脸上带着伤。”
“他说，”周守仁顿了顿，“‘周叔，我想拍戏——您借我一块钱。’”
“借钱，”白露说，“您借了？”
“借了。”周守仁说，“我跟他说——‘钱不用还。你拿去，拍你的戏。’”
“他，”他说，“站在门口，冲我鞠了一躬。”
“那是，”他说，“他一辈子——第一次，冲人鞠躬。”
“后来呢？”白露问。
“后来，”周守仁说，“他的戏拍成了。影城，盖起来了。”
“他，”他说，“第一个请进影城的——不是明星。”
“是我。”他说。
“他跟我说，”周守仁的声音有些涩，“‘周叔，这座城——你也有份。’”
“他说到做到，”他说，“这茶楼，是他出钱，给我盖的。”
“他给您盖的？”白露说。
“是。”周守仁说，“他说，我守了他一块钱——他就守我一辈子。”
“他守了吗？”白露问。
“他，”周守仁缓缓说，“守到——他失踪那天。”
“失踪之前，”白露追问，“贺临川先生——有没有跟您说过什么？”
周守仁没有马上回答。
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铁皮盒。
盒子里，是一卷胶片。
“这是，”他说，“他失踪前一晚，放在我这儿的。”
“他说，”周守仁说，“‘周叔，这卷片子——等有人找到它的时候，帮我放一遍。’”
“放给谁看？”白露问。
“他没说。”周守仁说，“他只说——‘放给看得懂的人看。’”
“我，”白露缓缓说，“我想看。”
“你，”周守仁看着她，“看得懂吗？”
“我，”白露一字一句，“不知道。”
“可，”她说，“我想试试。”
周守仁看着她，很久。
“好。”他说，“茶楼后院，有一台旧放映机。”
“这卷片子，”他说，“我放了二十年——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得懂。”
“你去看看。”他说。
茶楼后院。
一台老式放映机，架在一张石桌上。
周守仁把胶片装上去。机器咔哒咔哒，转起来。
墙上，亮起一方晃动的光。
画面里——是贺临川。
他坐在一间暗房里。面前是一盆显影液。他低着头，正一张一张，冲洗着照片。
“这是，”白露轻声说，“贺临川先生？”
“是。”周守仁站在放映机旁，“这卷片子——是他失踪前一晚，自己拍的。”
画面里，贺临川抬起头，对着镜头，开口了。
声音，从老式扬声器里传出来——沙哑，而清楚：
“周叔——这卷片子，留给你。”
“我要走了。”
“戏，《追光》，还差最后一场——可那一场，需要一样东西。”
“需要什么？”白露对着画面，轻声问。
画面里，贺临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血。”他说。
“真实之血。”
“戏要真，”他说，“就要有人付血。”
“我不用别人的血。”他说，“我用我自己的。”
“这卷片子，”他说，“我已经，把我的血——浇进去了。”
“它会等。”他说，“等一个，能让它收场的人。”
“那个人，”他说，“不是韩岳。”
“韩岳，”他说，“只是引路的。”
“引路的？”白露说，“——韩岳，只是引路的？”
“那，”她问，“真正的主角——是谁？”
画面里，贺临川没有回答。
他转过身，走向暗房深处。
走到门口，他停住了。
他没有回头。
他只是说：
“戏要血。”
“可，”他说，“要血的，不是我。”
“是那卷片子。”
“它，”他一字一句，“要用这场戏——杀死所有人的时候——”
“才算真的完成。”
画面到这里，停了。
墙上，只剩一片白光。
白露站在放映机旁，手心发凉。
“贺临川先生，”她说，“留下这卷片子——是为了告诉后来的人——”
“这卷戏的真正反派——不是韩岳。”
“是电影本身。”她说。
“是。”身后，传来沈砚的声音。
他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院子门口。
“韩岳，”他说，“是引路的——他也以为，自己在追光。”
“可他追的那束光，”他说，“是那卷片子，照出来的。”
“片子，”他一字一句，“用一个引路人——钓出一城的人。”
“它要的，”他说，“是‘所有人’。”
“那，”白露说，“咱们——怎么跟一卷片子打？”
“不跟它打。”沈砚说。
“跟它对戏。”他说。
“对到，”他看着墙上那片白光，“它自己承认——它要的，不是血。”
“它要的，”他说，“是‘真’。”
“真的血也好，真的泪也好，”他说，“它分不清。”
“咱们，”他说，“给它一样更真的东西。”
“什么东西？”白露问。
“一个，”沈砚说，“不是演出来的——结局。”
“一个，”他说，“贺临川先生写了二十年，也没敢写的——结局。”
“那个结局，”他说，“我要亲手——写下来。”
“写在，”他说，“最后一页。”
白露看着他。
“那，”她问，“最后一页——现在，在哪儿？”
沈砚没有回答。
他抬起头，看向放映机旁，那卷胶片。
胶片的尾端，露出一截白纸。
纸上有字。
字，是贺临川的笔迹：
“最后一页——在你们手里。”
“我写不完。”
“你们帮我——写完它。”
沈砚，上前，把那截白纸，小心地，抽出来，收好。
“白露，”他说，“‘真实之血’——你，怕吗？”
白露，想了想。
“怕。”她说，“可，我怕的，不是‘血’。”
“怕什么？”
“我怕，”她说，“这一卷，又有人，为了‘真’——把命，搭进去。”
“不会了。”沈砚说。
“血，”他一字一句，“不是拿来流的。”
“是拿来——认的。”
“这一卷，”他说，“没有人，需要再流血。”
“那，”白露说，“咱们，拿什么，喂那卷片子？”
“拿，”沈砚说，“一个，它没见过的——结局。”
话音未落。
院门口，阿凯，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沈制片！白露姐！中央广场——出事了！”
“什么事？”沈砚问。
“韩岳，”阿凯，喘着气，“韩岳——在广场上，立了一块，大牌子！”
“牌子？”白露说，“写的什么？”
“写的是，”阿凯，一字一句，“‘对赌’。”
“‘赌——谁，能，写完，最后一页。’”
沈砚，站在院子里。
风，从广场的方向，吹过来。
“对赌，”他，低声，重复道，“——韩岳，要跟咱们，赌了。”
“他，”他说，“终于，把这场戏——摆到台面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