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民国街上，忽然，响起了一声锣。
锣声，是从街心那台旧摄影机里传出来的。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眼前的街道，就变了。
青石板路还是那条青石板路，可街上的店铺，一家一家，亮起了灯。当铺的门板，哗啦啦，卸了下来。茶馆的伙计，提着铜壶，站在门口，冲他们喊：
“报馆的先生们，快些进来坐！今儿的茶，润嗓子！”
阿凯低头，看了看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他身上，多了一件灰布长衫，胸前，别着一枚铜牌，上面刻着两个字：报馆。
白露的脖子上，多了一台旧式照相机。小满的臂弯里，夹着一卷蓝皮卷宗。
“这是，”阿凯说，“戏服？”
“不是戏服。”沈砚说，“是‘角色’。”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他的衣袋里，多了一份东西。
是一份预算表。
纸是黄的，边角卷着，像是放了二十年。抬头一行字：民国二十六年，《晨光日报》改版预算表。
“预算表，”沈砚翻开，“什么时候，到我手里来的？”
“它，”韩岳站在一旁，翻开软皮本子，“跟着角色来的。第一场戏，报馆——咱们，都是报馆的人。”
“你的角色，是什么？”白露问。
韩岳合上本子：“场记。兼——报馆的校对。”
“沈制片，”他问，“您呢？”
沈砚看着预算表，没有回答。
预算表上的数字，他越看，越觉得不对。
纸张，是旧的。可墨迹，是新的。成本一栏里，写着：胶片，八百元；道具，一千二百元；群众演员，每人，每日，四元——共，三百二十七人。
“三百二十七人，”沈砚说，“一个民国的小报馆，改版，要三百二十七个人？”
“二百零一个，是印刷厂，从学徒到账房。”他一项一项念，“剩下的一百二十六人——”
“一百二十六人，”他说，“栏位上，写着：临时演员，兼，后勤杂役。”
“临时演员？”白露说。
“一场戏，还没开拍，”沈砚说，“就先用‘临时演员’记了账——这笔钱，是预支给‘人’的。”
“什么人的钱，会记在‘临时演员’栏下？”
没有人回答。
沈砚把预算表，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只有一行数字，是用红笔，单独写在底部的：
“改版总预算：银元，六万三千四百。”
“六万三千四百，”沈砚说，“咱们影城，一整年的运营预算，也不过，这个数。”
“这一卷，”他说，“光是‘布景’，就用了咱们，一年的家底。”
“危险度，”白露问，“超了？”
“超了。”沈砚说，“可更奇怪的是——预算，超了，表上，却没有一个人，签‘驳回’。”
“没人驳回，”他说，“说明这笔钱，是有人，心甘情愿，花出去的。”
“谁心甘情愿？”小满问。
“写这张表的人。”沈砚说。
锣声，又响了一声。
报馆的伙计，从门口探出头来：“主编催了——稿子，再不交，今儿的版面，就空了！”
“进。”沈砚说。
报馆在街当中，二楼。木楼梯，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楼上，排着一长溜桌子。桌上，摆着白瓷茶杯、老式电话机、一叠一叠的稿纸。墙上，挂着一块黑漆大匾，烫金四个字：晨光日报。
最里面，一张宽大的书桌后面，坐着一个人。
那是个戴圆框眼镜的老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袍，袖口，沾着墨渍。他抬起头，看了沈砚一眼。
“新来的？”他说，“今天的稿子，都安排下去了？”
“安排什么稿子？”沈砚问。
“副刊头版。”老头说，“老规矩——‘追光’。”
“‘追光’？”白露说。
“报馆的老规矩，”老头敲了敲桌面，“每年入秋，副刊头版，都要发一篇‘追光’。”
“连着发了多少年？”沈砚问。
“从我进馆那年，”老头说，“发到我退馆那年——一天，没断过。”
“谁写的？”
“没人写。”老头说，“稿子，是自己，出现在排版桌上的。”
白露一进门，就被墙上的照片墙，吸住了。
墙上，挂着一排发黄的相框——都是报社员工的合影。照片底下，标着名字和年份。
“民国二十二年，”白露一张一张看过去，“民国二十三年……民国二十五年。”
“怎么了？”阿凯问。
“年份，是连续的。”白露说，“可人，不是。”
“你看，”她指着一张合影，“民国二十二年，编辑，姓周。民国二十三年，同一张桌子，坐着的编辑——姓孙。”
“民国二十四年，”她说，“姓孙的，没了。换成姓李的。”
“每个年份，”她说，“都有一张新合影。每一张新合影里，总有一个人——不见了。”
“消失的人，去哪了？”小满问。
白露没有回答。她在柜台底下，摸出一本卷边的花名册。
花名册的边角，用蓝墨水，写着一行一行小字。
字，是手写的，一笔一画，像是在记账。
“民国二十二年，陈默，停职，下落不明。”
“民国二十三年，孙德厚，辞职，下落不明。”
“民国二十四年，李守一，外派，下落不明。”
“民国二十五年，”白露念到这里，停了，“赵文海——下落不明。”
“每年一个，”阿凯说，“一年，一个。”
“一年一个，”白露说，“十年，就是十个。”
“可照片墙上，”她说，“消失的人，不止十个。”
“有的年份，”她说，“一张合影里，同时，少了三个人。”
她合上花名册，走到墙角，那里，压着一叠旧报纸。
报纸的日期，断断续续，像是被人刻意抽走了一部分。她翻开最上面一张，愣住了。
“沈制片，”她说，“您来看看。”
沈砚走过去。
报纸头版，通栏标题：《晨光日报》副刊主编陈默，因“文稿失检”，停职查办。
底下，一行小字：主编陈默，其后下落不明。
“陈默，”白露说，“民国二十二年合影里，坐在最中间那位。”
“他的照片，被人用剪刀，剪下去了。”她说，“只留下半张肩膀。”
“剪照片的人，”沈砚说，“不是报社的人。”
“为什么？”白露问。
“因为，”沈砚说，“真正的报馆，辞退一个人，会登启事；封存一个人，会收档案。”
“可这里，”他说，“是‘剪’。”
“剪，是导演的手艺。”他说，“不想要的画面，一刀，剪掉。”
“有人，”他低声说，“在拿这座报馆，当片子剪。”
“那，”阿凯说，“剪掉的人，去哪了？”
“出片了。”沈砚说。
“出片？”
“剪掉的镜头，”沈砚说，“不会凭空消失——它，会进另一卷片子。”
“这一卷，”他说，“叫《追光》。”
楼上，忽然，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响声。
像是有人，在翻动稿纸。
沈砚抬头。楼上，没有人。
可排版桌上的稿纸，正在一张，一张，自己翻动。
楼下，忽然，传来一声闷响。
是重物倒地的声音。
紧接着，是伙计的尖叫：“出事了！出事了！老张头，倒——倒了！”
众人冲下楼。
报馆门口，一个穿着灰色短褂的群众演员，直挺挺，仰面，躺在青石板上。
他的脸上，还挂着演出来的笑。
可那张脸，正在融化。
像一张泡了水的旧照片——五官，一点一点，洇开，模糊，往下淌。
“他，”阿凯，后退一步，“他——”
“他怎么了？”白露，声音发紧。
沈砚蹲下去。
融化的脸皮底下，露出来的，不是骨头。
是一层，白纸。
纸上，写着两个字。
“删去。”
“删去，”沈砚，缓缓，站起身，“——这一场戏，第一笔，记在谁头上？”
楼上，那台旧电话机，忽然，自己响了起来。
铃声，一声，接一声。
没有人去接。
“沈制片，”白露说，“不接吗？”
“接，”沈砚说，“会有人，听见咱们说话。”
“不接，”他说，“它会一直，响下去。”
“响到什么时候？”小满问。
“响到，”沈砚说，“有人，按台词，接起它。”
“台词，”他顿了顿，“——不是写给我们听的。”
“那，写给谁？”
“写给，”沈砚，看向地上那具融化的身体，“下一个，要被‘删去’的人。”
铃声，还在响。
街口，梧桐树下——那台旧摄影机，取景框里的红灯，缓缓，转了一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