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九点。主楼前，沈砚点了几个人：白露，阿凯，小满。
林薇留在档案室——她要把告示的笔迹，再比对一遍。张叔守在电话机旁，随时接秦朗的远程消息。老周站在发电机房门口，手里攥着扳手，说：“电，我守着。”
“老周，”沈砚说，“这条街，要是停电——”
“不会停。”老周打断他，“除非，从我的尸首上，踩过去。”
沈砚没再说什么。他带着白露、阿凯、小满，进了民国街。
民国街，是影城最早建成的一条街。青石板路，老式电灯，两层楼的旧商铺。招牌上的字，是贺临川当年一笔一画写上去的。贺临川，就是在这条街上，拍了影城的第一部戏。
“二十年了，”白露站在街口，说，“这条街，还是老样子。”
“老样子，”阿凯举着手机，拍了一圈，“可今天——街上的灯，全亮着。”
“灯亮着，”小满说，“这条街，平时，不供电。”
“谁供的？”沈砚问。
没有人回答。街上的风，冷得不合时令。八月的天，这条街却像深秋。
“沈制片，”白露说，“灯亮着，可街上——没有人。”
“是。”沈砚说，“一场戏，还没有开拍，就已经——布好了光。”
“布光的人，是谁？”阿凯问。
“等开拍，”沈砚说，“就知道了。”
街口的电杆上，挂着一块新钉的木牌。木牌上的三行字，墨迹，还潮着：
“一、拍摄期间，任何人，不得离开片场。”
“二、拍摄期间，不得打断拍摄。”
“三、拍摄期间，不得更改台词。”
“三条规则，”白露念道，“比以前的，简单。”
“简单，”沈砚说，“可‘简单’的规则，往往，最难防。”
“为什么？”阿凯问。
“因为，”沈砚说，“规则越简单，漏洞越小。三条规则——一条，管‘走’；一条，管‘停’；一条，管‘说’。人，想‘走’，想‘停’，想‘说’——三条，全堵死了。”
“那，”阿凯说，“人在片场里，能干什么？”
“能演。”沈砚说。
“演？”阿凯说。
“规则说，”沈砚说，“不能走，不能打断，不能改词——可它没说，不能‘演’。”
“它，”他说，“是让咱们，演完这场戏。”
“什么戏？”白露问。
沈砚没有回答。他走到街中央，抬头看。
街的尽头，那棵老梧桐树下——不知道什么时候，支起了一台旧式摄影机。
就是道具仓里，那台刻着“戏到死方休”的摄影机。
机身是木质的，漆皮剥落了大半，三脚架的螺丝上，锈迹一层压着一层。镜头上，蒙着一块褪色的红布。红布底下，透出一点冷光。
“摄影机，”沈砚说，“怎么到这儿了？”
“不是咱们搬来的。”阿凯说，“今早，它还好好地在道具仓。我上过锁。”
“锁着呢？”小满说。
“锁着呢。”阿凯说，“我刚从道具仓过来——锁，还在门上。”
“那，”白露说，“它自己，走过来的？”
没有人说话。
沈砚走过去。他伸出手，碰了碰三脚架——架子是凉的，像在露水里站了一夜。
“咔。”
一声轻响。
摄影机自己动了。三脚架转了小半圈，镜头，稳稳地，对准了街道中央。
取景框里的红灯，亮了。
“启动了，”小满盯着说，“可它，没有胶片。”
“没有胶片，”阿凯说，“它拍什么？”
“拍光。”沈砚说。
他走向摄影机。刚走到机身前面——取景框里的红灯，闪了两下。
“它，”白露说，“在对焦。”
“对焦？”沈砚说。
“是。”白露说，“它镜头对着的——不是街道。”
沈砚俯下身，看向取景框。
框里，映着的，是他自己。
“它，”他低声说，“镜头对着的——是我？”
“这场戏，”他说，“主角——是我？”
“咔，咔。”
摄影机，又响了两声。像是在回答。
“沈制片！”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众人回头。
街口，站着——韩岳。
他穿着一件旧式的灰长衫，袖口挽到手腕，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他站在晨光里，脸上，没有表情。
“韩岳？”白露说，“你怎么在这儿？”
“白露姐，”韩岳说，“我来——受贺临川先生之托。”
“受贺临川之托？”沈砚说。
“是。”韩岳说，“贺先生说——‘这一卷的场记，要有人当。’”
“他，”韩岳，看着沈砚，“选了我。”
“选你？”沈砚说。
“选我。”韩岳说，“沈制片——您不是一直在找，‘最后一页，在片场源头’吗？”
“源头，”他说，“我知道，在哪儿。”
“你知道？”白露说。
“知道。”韩岳说，“源头，就在——这台摄影机里。”
他抬手，指着梧桐树下那台自己启动的摄影机。
“贺临川的《追光》，”他说，“第一卷，就拍在这条街上。”
“他，”韩岳说，“把源头——留在了镜头里。”
“留在镜头里，”沈砚，低声重复道，“源头——在镜头里。”
“韩岳，”他抬头，看着他，“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受贺临川之托’的？”
韩岳没有回答。
“沈制片，”他说，“您问这个——是不相信我？”
“我，”沈砚说，“相信你会记账。”
“可，”他说，“‘受人之托’这句话——我在贺光那儿，听过。”
“说这句话的人，”他说，“都说自己是‘受贺临川之托’。”
“可他们做的事——各不相同。”
“那，”韩岳说，“您觉得，我——是哪一种？”
“我，”沈砚，看着他的眼睛，“还在看。”
街上，起了风。梧桐树下，那台摄影机——取景框里的红灯，又闪了一下。
像是，第三个人，在听他们说话。
“韩岳，”沈砚，又说，“你上回说——‘欠的账，要自己还’。”
“是。”韩岳说。
“那，”沈砚说，“这一卷的账——你打算，怎么还？”
“还完为止。”韩岳说。
“好。”沈砚说，“那你，就跟着，当场记。”
“场记的规矩，”他说，“你记好了——第一，镜头里发生的一切，都要记；第二，记下来的，不许删；第三——”
“第三，”沈砚，一字一句，“你记的每一笔——将来，都要，对得上账。”
“对得上，”他说，“我才认，你是场记。”
韩岳看着他，很久。
“行。”他最后说，“我记。”
“记，不是拿嘴记。”沈砚说，“你带纸笔了吗？”
韩岳从长衫的怀里，取出一支旧钢笔，一本翻得卷边的软皮本子。
“带了。”他说。
“从你踏进这条街，”沈砚说，“第一笔，记什么？”
韩岳翻开本子，提笔，写。
写完了，他合上本子，递过来。
本子第一行，一行工整的字：
“民国街，开拍第一日。摄影机，自行启动，无人操作。”
“好。”沈砚说，“这一笔——记下了。”
“记下了。”韩岳说。
白露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她看着韩岳的背影，又看了看那台摄影机，忽然，低声说：
“沈制片——那台摄影机，从刚才起，就没停过。”
“它，”她说，“一直在，拍。”
沈砚回头，看向摄影机。
取景框里的红灯，静静地亮着。镜头，稳稳地，对着——整条民国街。
“让它拍。”沈砚说。
“这一卷，”他说，“咱们自己，就是——被拍的。”
“被拍，”白露说，“然后呢？”
“然后，”沈砚说，“拍完。”
“拍完，”他说，“这场戏，才有结局。”
“那，”小满问，“咱们，现在做什么？”
沈砚没有立刻回答。他最后看了一眼取景框里的红灯，转过身。
“等。”他说。
“等什么？”
“等第一场戏。”沈砚说，“它，就要开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