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之后的第七天，秦朗，来辞行。
他站在沈砚办公室门口，换了一身干净的深色外套，手里，拎着一只旧皮箱——就是进城那天，拎的那一只。
“沈制片，”他说，“我该走了。”
“走？”沈砚放下笔，“去哪儿？”
“回临安。”秦朗说，“我在那儿，还有一间老屋。贺老——我父亲，当年，给我置的。二十年，没住过人了。我回去，收拾收拾。”
“您，”沈砚说，“不留下来？”
“不留了。”秦朗说，“城，是您的。我在城里——是客。”
“您，”沈砚说，“不是客。”
“是。”秦朗说，“我，是贺家的人。可这座城——贺老，交给了沈家。我在这儿待得越久，城，就越分不清，该听谁的。”
“城，”他说，“只能有一个主。”
“那，”沈砚说，“您走之前，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有。”秦朗把皮箱放在桌上，打开。
箱子里，是一沓一沓，码得整整齐齐的文件。
“这是我名下，全部的账。”他说，“远山资本的合同；我跟影城签过的每一份协议——包括那份对赌。”
“对赌，”沈砚说，“那份协议——”
“作废。”秦朗说，“我今天走——它，就作废。”
“作废？”沈砚说。
“是。”秦朗说，“我当着律师的面，签过一份‘解除协议’。对赌、追加条款、收购意向——全部，解除。”
“解除协议，”沈砚，说，“您，什么时候，签的？”
“昨天。”秦朗说，“陆律师，和许律师，都在场。两份，各存一份。您要是想查——随时，可以调。”
“我，”沈砚，说，“会查。”
“该查。”秦朗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您都该，查一遍。”
“查完，”他说，“您就知道，我，没有，在账上，留尾巴。”
“那，”沈砚，说，“皮箱里这些——是，最后的了？”
“最后的了。”秦朗说，“从今天起——我，跟，这座城，干干净净。”
“是。”秦朗说，“我不要城了。”
“那笔钱，”他说，“我也不要了。”
沈砚看着他，很久。
“秦先生，”他说，“您真的，放得下？”
秦朗，沉默了很久。
“放不下。”他说。
“可我，必须放。”他说。
“为什么？”沈砚问。
“因为，”秦朗说，“贺老——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沈砚问。
“他说，”秦朗看着沈砚，“‘光儿，城，不是用来攥的。城，是用来守的。’”
“攥，”他说，“攥不住——城，就散了。”
“守，”他说，“守得住——城，才是城。”
“我，”他说，“攥了二十年。攥得，满手是血。”
“现在，”他说，“我想试试——‘守’，是什么滋味。”
沈砚，看着那个皮箱，看了很久。
“秦先生，”他开口，“您走之前——能不能，把名字，换回来？”
秦朗，愣了一下。
“换回来？”他说。
“是。”沈砚说，“秦朗，是您躲了二十年的名字。贺光——是您父亲，给您的名字。”
“城里的账，”他说，“记的是贺家的账。您要是用‘贺光’的名字签——这笔账，才算真正了结。”
秦朗，站在门口，很久，没有说话。
“好。”他最后说，“我改。”
“回临安，”他说，“第一件事——去派出所，把名字，改回来。”
“贺光。”他念了一遍，“贺——光。”
“这个名字，”他说，“二十年，没人叫过了。”
“以后，”沈砚说，“城里的人，都会叫。”
秦朗，低下头，没有说话。
他走到桌边，打开皮箱，从最底层，抽出几份文件，放在桌上。
“这是，”他说，“贺临川，当年的，原始投资记录。原件——我一直，留着。”
“还有，”他说，“这一份，是我父亲，立遗嘱的时候，让我，在场，签的。见证人，那一栏——本来，有三个名字。”
“三个？”沈砚说。
“是。”秦朗说，“贺临川，沈宗棠，温如兰。三个人，都在。”
“可，”他说，“这份遗嘱，最后，只盖了一个人的手印。”
“谁？”沈砚问。
“沈宗棠。”秦朗说，“我父亲，说——‘我信沈家。手印，沈家按了，就够了。’”
沈砚，握着那份遗嘱的复印件，指尖，微微用力。
“父亲，”他在心里说，“你按下的那个手印——二十年后，我，替你，守着。”
“秦先生，”他开口，“这些东西——我收下了。”
“沈制片，”秦朗，说，“还有一件事，我，想拜托您。”
“您说。”沈砚，说。
“陈九，”秦朗，说，“他，是我母亲那边，带出来的人。他，跟着我，二十年——他，做过的，每一件事，都是，我，让他，做的。”
“包括，”他说，“那晚，在贵宾楼，动票务系统？”
秦朗，沉默了一会儿。
“包括。”他说，“他，替，我，背了，很多，不该，他，背的，事。”
“他，”秦朗，说，“是个，忠人。我走——他，想，留在，城里。”
“留？”沈砚，说，“他，想，留在，城里？”
“是。”秦朗，说，“他说——‘贺老的城，我没帮着守好。我想，留下来，守完，这一卷。’”
“他，”沈砚，说，“知道，这座城——不是，贺家的了？”
“知道。”秦朗，说，“他说，他守的，不是贺家——是，贺老的遗志。”
沈砚，看着他，很久。
“让他留下。”他说。
“谢谢。”秦朗，说。
“不用谢。”沈砚，说，“他是忠人——城里，缺的，就是忠人。”
“账，”秦朗说，“交给你了。城——也交给你了。”
“沈制片，”他说，“祝您好运。”
他转身，走出办公室。
沈砚，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背影，走过院子，走向大门。
大门口——贺琳，站在那里。她，好像，已经等了很久。
“哥，”她说，“要走了？”
“走了。”贺光说。
“回临安？”她问。
“回临安。”他说。
“那，”贺琳说，“过年的时候——回来吗？”
贺光，站在门口，看着她。
“回。”他说。
“过年，”他说，“我回来，过年。”
“跟你一起，”他说，“过。”
贺琳，点了点头。她没有说话。她看着贺光的背影，走出大门——她，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
像是，跟谁，说——好走。
沈砚，站在窗前，看着门口的贺琳，又看了看桌上那只皮箱。
“一个人，”他低声说，“攥了二十年——最后，放下了。”
“放下，”他说，“才算，真的，拿起过。”
他走回桌前，打开皮箱。箱底，压着一张纸。
纸上，是一行字：
“城在，人在；城亡，人亡。——贺光，留。”
“贺光，”沈砚，念道，“他用自己的名字——签的。”
“这笔账，”他说，“到这儿——才算，真正了结。”
“城在，人在，”他重复了一遍，“贺光，你走了——可这句话，我记下了。”
“下一卷，”他看着窗外，缓缓西沉的太阳，低声说，“该是‘追光’了。”
白露，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
“他，走了？”她问。
“走了。”沈砚说。
“他说，”白露，说，“‘城在，人在’——他，真的，把这句话，放下了？”
“放下了。”沈砚，说，“放下的人，才会，把这句话，留给别人。”
“留给谁？”白露，问。
“留给，”沈砚，看着窗外的夕阳，“下一卷，要走进这座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