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影城大门口的告示栏前，已经站了，一个人。
是沈砚。
他，是凌晨四点，被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的。响动，来自告示栏——像是，有谁，在往木板上，钉东西。
他披衣起来，走到门口。告示栏上，贴着一张，新的白纸。纸边，还潮着——墨，是刚写的。
白纸上，只有两行字：
“第七卷：追光。已通关片场，全部，苏醒。”
“戏，开拍了。”
沈砚，站在告示栏前，看了很久。
“苏醒，”他低声，重复了一遍，“已通关的片场——苏醒？”
他转身，快步，走回主楼。他没有叫醒任何人——他先，去了一趟监控室，调出，凌晨的录像。
告示栏，对着，主楼的监控。录像显示：凌晨三点五十七分，没有人，走近告示栏。可那张纸，就是，凭空，贴了上去——像是有，看不见的手，按住了，纸角。
“不是人贴的。”沈砚说，“是‘城’，自己，贴的。”
他，又，调出，昨晚，后半夜的，录像。
凌晨两点，老宅方向，有一盏灯，亮了三秒——又，灭了。
凌晨三点，民国街，街口的，路灯，自己，闪了两下。
凌晨三点半，主棚，二楼的，窗户——有人影，一晃，而过。
“人影，”沈砚，把画面，定格，“谁？”
画面，放大——那是一个，穿着旧式长衫的身影，侧着身，看不全脸。
“长衫，”沈砚，低声说，“跟，贺临川，遗物里，那件，一样。”
他，关掉录像，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二十年了，”他，想，“你，还在，城里。”
六点半，天，大亮。白露、老周、阿凯、小满、林薇，陆续，到了会议室。
沈砚，把告示的内容，念了一遍。
“第七卷，追光，”老周说，“这就，来了？”
“来了。”沈砚说，“可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白露问。
“以前，”沈砚说，“每一卷，是一座，新的片场。这一卷——告示说，‘已通关的片场，全部，苏醒’。”
“全部苏醒，”阿凯说，“那就是说——民国街、老宅、地下仓库、剧本杀场——全都，活了？”
“是。”沈砚说，“一座城，同时，开七座片场。”
“这，”小满说，“规则，怎么算？”
“问得好。”沈砚说，“七座片场，七套规则——它们，要是各管各的，还好；它们，要是，互相‘串场’——”
“串场，”林薇，接口说，“片场和片场之间，规则，会打架。”
“会打架。”沈砚说，“规则一打架——城，就容易，乱。”
“那，”老周说，“咱们，怎么办？暂避？”
“暂避，”白露，摇头，“避不了。告示说了——‘戏，开拍了’。城，已经，把它当成，一场，开机了的戏。人，在城里，就在戏里。避，避不开。”
“白露说得对。”沈砚说，“这一卷，不能避——只能，进。”
“进？”老周说，“往哪儿进？”
“往‘光’里进。”沈砚说。
他，从贴身的衣袋里，取出，那把刻着“光”字的铜钥匙，放在桌上。
“这把钥匙，”他说，“是，贺临川，留给我的。他说——‘灯下头，是门；门后头，是光。’”
“钥匙，”他说，“是开门的。门，是‘追光’的门。”
“咱们，”他说，“这一卷，就追着这道光——进门。”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沈制片，”林薇，开口，“告示上的字——我，看着，眼熟。”
“眼熟？”沈砚说。
“是。”林薇说，“我，整理过，贺临川先生的遗书。告示上这两行字的笔锋——跟他遗书上的，一模一样。”
“你是说，”白露，说，“告示，是贺临川，写的？”
“我，比对一下。”林薇说。
她，转身，从档案室，取来贺临川遗书的复印件，跟告示，并排，摊在桌上。
“这个‘追’字，”她，指着，说，“走之旁的收笔，往上挑。遗书上，‘追’字，也是这么挑的。”
“这个‘光’字，”她说，“最后一笔，顿得重。遗书上的‘光’，也顿得重。”
“笔锋，”她说，“一模一样。”
“可，”她，忽然，顿住，“有一处，不一样。”
“哪儿？”沈砚问。
“落款。”林薇说，“贺临川写字，习惯，落款——‘临川’两个字，从没漏过。可这张告示——没有落款。”
“没有落款，”白露说，“像是——写到一半，就停了。”
“或者，”沈砚，说，“是写的人，不愿意，落这个款。”
“谁，会不愿意？”阿凯问。
沈砚，没有回答。他，看着那张，没有落款的告示，很久。
“先收起来。”他，最后说，“这一卷，的‘笔迹’，留着——将来，一定，用得上。”
“不是‘他写的’。”林薇说，“是‘他的笔迹’。这张纸，要么，是他生前写好的；要么——”
“要么，”沈砚，接口说，“是城，在替他说。”
“城，替他，贴了，这张告示。”他说。
“那，”阿凯说，“城，到底，想干什么？”
“城，”沈砚说，“想拍完，贺临川，没拍完的戏。”
“《追光》，”他说，“是他，最后一部，没拍完的作品。城，攒了二十年——现在，要把它，拍完。”
“拍完它，”白露说，“要什么？”
“要人。”沈砚说，“要演员，要摄影，要灯光，要场记——要一支，能把戏，拍完的，剧组。”
“咱们，”他说，“就是，那支剧组。”
“沈制片，”老周，问，“你想，怎么做？”
“做三件事。”沈砚说，“第一，道具组，把仓库里，那台旧式摄影机——就是贺临川，当年用的那台——搬出来，擦干净，上油。”
“旧摄影机？”老周说，“还能用？”
“能用。”沈砚说，“贺临川，用它，拍了半辈子。它，比，影城里，任何一台机器，都懂‘戏’。”
“第二，”他说，“全员，从现在起，随身带纸笔。戏，一旦开场——记录，就是生命线。”
“第三，”他说，“把城里的门，重新，检查一遍。十七扇门——一扇，都不能，锁错。”
“锁错？”阿凯问。
“锁错，”沈砚说，“该开的，锁了；该锁的，开了——门，就会放错东西进来。”
“放错东西？”阿凯说，“什么东西？”
沈砚，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晨光里的影城。
“阿凯，”他，最后说，“你，马上，去监控室。把城里的每一台监控——从今天起，二十四小时，录着，不关机。”
“录着，”他说，“总有一天，咱们，会需要，回看——这一卷，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散会。
道具仓，老周，带着两个场工，把那台旧摄影机，从货架最深处，抬了出来。
摄影机，蒙着厚厚的灰。老周，用软布，一点一点，擦。擦到机身侧面，他，停住了——机身上，刻着一行小字：
“戏，到，死，方休。”
“贺老，”老周，低声说，“你，当年，用这台机器，拍戏的时候——想没想过，有一天，它会，重新，转起来？”
摄影机，没有回答。
可它，擦干净之后，在晨光里，泛着，冷冷的，金属的光。
“转起来，”老周，抚着机身，说，“就转起来吧。”
“这台机器，”他说，“等这一卷——等了，二十年。”
他，把摄影机，擦净，架上三脚架。镜头，对着，民国街的方向。
“沈制片，”场工，在，门口，喊，“胶片——仓库里，没有，胶片了。”
“没有？”老周，说，“贺老，当年，用，的，那批——”
“那批，”场工，说，“二十年前，就用完了。”
老周，愣了一下。
“那，”他说，“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身后，传来沈砚的声音，“不用胶片。”
老周，回头。沈砚，站在道具仓门口，手里，拿着那把刻着“光”字的钥匙。
“这把钥匙，”他说，“就是这台机器的胶片。”
“钥匙？”老周说。
“是。”沈砚说，“贺临川说——‘灯下头，是门；门后头，是光。’”
“光，”他说，“是胶片。”
“这台机器，”他说，“拍的不是画——是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