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贺临川的办公室。
沈砚，一个人，站在书架前。
“叔父，”他说，“您的办公室，我整理过，好几回。”
“每一回，”他说，“都觉得，已经，翻遍了。”
“可今天，”他说，“我总觉得，还差一样东西。”
他，看着那面书架。
“差什么？”他，轻声问。
“不知道。”他，回答。
他，伸出手。
一本一本，抽出来，又放回去。
“《追光》初稿。”他，念着书名。
“《半山夜雨》分镜。”他念。
“《说谎者》大纲。”他念。
“《归乡》札记。”他念。
“《投资人》草稿。”他念。
“《最后一页》……”他，停住了。
“《最后一页》？”他，抽出那本。
本子，很薄。
封皮，是深蓝色的。
没有署名。
他，翻开。
第一页，只有一行字。
“这不是剧本，这是账本。”
“账本？”沈砚，说。
“记什么账？”他，问。
他，继续，翻。
第二页，第三页……
本子里，记着的，不是剧情。
是一行一行的，日期。
“三月初三——入片场，第七层，走到第三间，退回。”
“三月十五——入片场，第七层，走到第五间，退回。”
“四月初二——入片场，第七层，走到第七间，退回。”
“四月初七——入片场，第七层，走到第九间，退回。”
“五月初九——入片场，第七层，第十间。”
“门，是锁着的。”
“钥匙，不在我手里。”
“五月十一——在第九间，待了一整夜。”
“看见，第十间的门缝里，漏出来的光。”
“光，是金色的。”
“那是，城，第一次，对我，开口。”
“六月——没有再入。”
“最后一行，笔迹，有些乱：”
“门，在第十间。钥匙，不在我手里。”
“若有人，替我，走到第十间——”
“替我，告诉它：戏，我认了。”
“告诉它，”沈砚，轻声，重复，“戏，我认了。”
“叔父，”他说，“您这句话，是留给谁的？”
“四月初七……”沈砚，轻声重复。
“四个日期，”他说，“四次，进入。”
“四次，”他说，“四次，退回。”
“叔父，”他说，“您，也进过，最终片场？”
他，继续，翻。
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上，只有一句话。
“需要有一个人，成为主角。”
“而那个人，”沈砚，念，“必须，放弃现实身份。”
他，愣住了。
“放弃现实身份……”他，重复。
“导演——贺临川。”他，轻声念。
“制片人——沈砚。”他念。
“贺临川先生，”他说，“从导演，变成了，城的，一部分。”
“我，”他说，“从制片人，变成了，导演。”
“我们的身份，”他说，“都是，这座城，一步一步，给换掉的。”
“换到，”他说，“最后，就剩一个身份，没换。”
“主角。”他说。
“主角，”他一字一句，“要放弃的，不是戏里的身份。”
“是，”他说，“戏外的身份。”
“是，”他说，“一个人，在现实里，所有的，记号。”
“名字，家人，朋友，记忆……”他说。
“全，放下。”他说。
他，合上那本账本。
站了很久。
“叔父，”他，开口，“您当年，走到第九间，为什么，退了？”
“是因为，”他说，“您算好了，再往前一步，就回不来了吗？”
“还是，”他说，“您在最后一刻，放不下什么？”
账本，不会回答。
“我，”沈砚，轻声说，“要是走到那一步——”
“我能，放下吗？”他问。
“从制片人，变成导演，”沈砚，缓缓说，“我，接过的不只是身份。”
“还有，”他说，“这座城，压在我肩上的，每一场戏。”
“叔父，您当年，也是导演。”
“您走进第七层的时候，”他说，“您，想的是，自己能不能出来？”
“还是，”他说，“自己出来了，城，能不能活？”
“您四次退回，”他说，“是因为，您舍不得城。”
“还是，”他说，“舍不得，城里的，什么人？”
门外，传来脚步声。
“沈制片？”贺琳的声音，“您，在里面吗？”
“在。”沈砚，把那本账本，放回书架。
“进来吧。”他说。
贺琳，推门进来。
“我找您，商量一下，”她说，“地下室的，设备清单。”
“好。”沈砚说。
贺琳，走到办公桌前。
她，看了一眼书架。
“沈制片，”她，忽然，问，“您，在看书架？”
“嗯。”沈砚说，“随便，翻翻。”
“那本蓝封皮的，”贺琳，说，“是父亲的？”
“是。”沈砚说。
“我，”贺琳，轻声说，“没见过，那本。”
“也是，”她，自己，接了一句，“父亲的，东西，太多了。”
“我，”她说，“认得，所有剧本的封皮。”
“唯独，这本，”她说，“蓝封皮的，我，没见过。”
“大概，”她说，“是，最不重要的，一本。”
“也许吧。”沈砚说。
“贺琳，”他，岔开话头，“地下室，设备清单，怎么了？”
“啊，”贺琳，回过神，“有几台机器，型号，对不上。”
“清单上写的，”她说，“和库房里的，不是一批。”
“可能是，”她说，“早年间，换过的。”
“换过，”沈砚说，“那就，按库房里的，重新登记。”
“好。”贺琳说。
她，低下头，看清单。
沈砚，转过身。
他，把那本蓝封皮的账本，从书架里，抽了出来。
放进了，自己的怀里。
“沈制片，”贺琳，忽然，又开口，“刚才，您，看的那本——”
“嗯？”沈砚，回过头。
“我，”贺琳，顿了一下，“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那行字。”
“哪行字？”沈砚问。
“就是，”贺琳说，“最后一页，那句。”
“那句……”沈砚，没有接话。
“我，”贺琳，轻声说，“我，小时候，见过，一本，一模一样的。”
“在，”她说，“祖父——不是，父亲——的书房里。”
“祖父？”沈砚，问。
“我，”贺琳，意识到说错了，连忙，低下头，“我说岔了。”
“是，”她说，“父亲的书房。”
“贺琳，”沈砚，看着她，“你，刚才，想说，什么？”
“没有。”贺琳说。
“就是，”她说，“觉得，那句话，眼熟。”
“大概，”她说，“是我记错了。”
“贺琳，”沈砚，轻声说，“你要是，知道什么——”
“就说。”
贺琳，抬起头。
看着沈砚。
“沈制片，”她，缓缓，说，“三天后，您，真的要，进最终片场吗？”
“要。”沈砚说。
“那，”贺琳，说，“我，想跟您，说一件事。”
“什么事？”沈砚问。
“今晚，”贺琳说，“等天黑了，我在，茶楼，等您。”
“为什么，要等天黑？”沈砚问。
“因为，”贺琳，轻声说，“有些话，白天，说不出口。”
“只有，”她说，“到了夜里，才，说得出来。”
她，走到门口。
又，停下。
“沈制片，”她说，“那本账本，最后一页的话——”
“我，”她，轻声念，“我背得出来。”
“需要有一个人，成为主角。”
“而那个人，”她，一字一句，“必须，放弃现实身份。”
“我小时候，”她说，“在父亲书房的，地板下面，读到过。”
“一字不差。”她说。
“你，”沈砚，看着她，“你，读过？”
“读过。”贺琳说。
“那，”沈砚问，“你，还知道，什么？”
“今晚，”贺琳说，“茶楼。”
“我，”她说，“全，告诉您。”
她，抱着清单，出去了。
办公室里。
沈砚，站在书架前。
怀里，那本蓝封皮的账本，硬硬的，硌着胸口。
“贺琳，”他，轻声说，“你，到底，知道什么？”
窗外，天，慢慢，暗了下来。
“今晚，”他，说，“茶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