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扇门里。
一九八八年。
眼前，是一座老舞厅。
舞台，亮着灯。
台上，几对舞者，正在排练。
乐池里，一支小乐队，正拉着曲子。
“这是……”白露，看着那座舞厅。
“贺临川先生中年时候的片场。”沈砚说。
“他三十三岁，”他说，“正当年。”
“正当年，”他说，“戏最多的时候。”
“这座舞厅，”他说，“是他那几年，最得意的一座布景。”
“最得意？”韩岳问。
“你看，”沈砚，指着舞台，“满座的观众席。”
“虽然是布景，”他说，“可每一把椅子，都擦得发亮。”
“他在造这座舞厅的时候，”他说，“心里想的，是‘座无虚席’。”
“座无虚席……”贺琳，轻声重复。
“那，”她问，“后来，座满了吗？”
“后来，”沈砚，看着那座舞厅，“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贺琳问。
“因为，”沈砚说，“他没有亲眼看过。”
“没有看过？”贺琳，愣住了。
“戏演到一半，”沈砚说，“他就走了。”
“他，”他说，“站到幕后去了。”
“幕后？”贺琳说。
“幕后的灯，”沈砚说，“照得到舞台，照不到观众席。”
“他，”他说，“只看得见戏在演。”
“看不见，”他说，“有没有人在看。”
“嗡——”
舞厅的钟，敲了一下。
“当——”
舞台上的舞者，忽然，都停住了。
曲子，也停了。
“怎么了？”方野问。
“到点了。”沈砚说。
“到点？”方野说。
“嗡——”
眼前，白光一闪。
再睁开眼。
众人，还站在舞厅门口。
舞台，亮着灯。
台上，几对舞者，正在排练。
乐池里，一支小乐队，正拉着曲子。
“这是……”老周，愣住了，“刚才，不是跳过吗？”
“跳过了。”沈砚说。
“又回来了？”老周说。
“回来了。”沈砚说。
“时间，”他说，“重置了。”
“重置？”白露问。
“重置到，”沈砚，看着舞厅里的钟，“一小时前。”
“一小时前？”白露说。
“我们，”她说，“刚进门的时候。”
“对。”沈砚说。
“那，”老周问，“咱们白跑了一趟？”
“没有。”沈砚说。
“你们还记得吗？”他问。
“记得。”白露说。
“我记得，”她说，“我们走到舞台边，看到一块碎片。”
“放在，”她说，“后台的一张化妆台上。”
“然后，”她说，“钟就响了。”
“对。”沈砚说。
“记忆，”他说，“没有重置。”
“时间重置了，”他说，“记忆还在。”
“这，”他，轻声说，“是这场戏的规则。”
“规则？”韩岳说。
“每次我们靠近那块碎片，”沈砚说，“时间就会重置一小时。”
“重置，”他说，“我们回到一小时前。”
“但，”他说，“我们记得，发生过什么。”
“那，”老周问，“咱们再走一遍？”
“再走，”沈砚说，“还会重置。”
“那，”老周说，“咱不是走不到了？”
“走得到。”沈砚说。
“怎么走？”老周问。
“用‘档期’。”沈砚说。
“档期？”白露说。
“档期，”沈砚说，“是安排一场戏，什么时候拍，什么时候停。”
“一场戏，”他说，“排多少场，什么时候收工——”
“都写在档期上。”
“这座舞厅，”他说，“每次重置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他说，“就是一个档期。”
“我们，”他说，“把每一次重置，当成一个档期。”
“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他说。
“一场一场，排下去。”
“排下去？”白露说。
“每次重置，”沈砚说，“我们就多看见一点。”
“看见什么？”白露问。
“看见，”沈砚说，“这座舞厅，在重置之前——”
“哪一个地方，不对。”
“不对？”白露说。
“白露，”沈砚说，“摄影机带了吗？”
“带了。”白露，从背上，取下那台摄影机。
“用它，”沈砚说，“记下每一次重置。”
“记下什么？”白露问。
“记，”沈砚说，“钟的指针。”
“舞者的站位。”
“乐队的曲子。”
“每一个，”他一字一句，“看似一样的细节。”
“看似一样，”他说，“其实不一样。”
“不一样？”白露说。
“重置，”沈砚说，“不是重来。”
“重置，”他说，“是另一个时间线的，同一场戏。”
“每一个时间线，”他说，“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细节。”
“找到那个细节，”他说，“就找到了破绽。”
“破绽？”韩岳说。
“破绽，”沈砚说，“是打破循环的钥匙。”
第一场。
重置。
白露，举起摄影机。
“钟指针，在三。”她记。
“领舞穿红裙。”她记。
“乐队第二支曲子。”她记。
他们，走向舞台。
靠近碎片。
“当——”
重置。
第二场。
“钟指针，还在三。”白露记。
“领舞换了蓝裙。”她记。
“乐队第二支曲子，”她说，“换了一个音。”
“换了一个音？”沈砚说。
“换了。”白露说。
“领舞的裙子换了。”她说。
“钟没有换。”她说。
“钟没有换……”沈砚，重复。
“再来一场。”他说。
第三场。
“领舞换了白裙。”白露记。
“乐队换了第三支曲子。”她记。
“钟，”她，看着那座钟，“还在三。”
“钟一直在三？”沈砚，走到钟前。
“重置，”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换了。”
“只有钟，”他说，“没有换。”
“钟没有换，”他，轻声说，“是因为——”
“钟，才是开关。”
“开关？”老周，凑过来。
“你看。”沈砚，指着钟面。
钟面上。
三根指针。
指针的末端。
各有一个小小的凹槽。
“凹槽，”白露，凑近看，“像是按的。”
“是按的。”沈砚说。
“三根指针，”他说，“三个开关。”
“时针，分针，秒针。”他说。
“三个开关，”他说，“要同时按下。”
“同时？”韩岳说。
“同时，”沈砚说，“才能打破循环。”
“可，”他看着那三根指针，“它们在三个不同的位置。”
“三个位置，”他说，“要三个人。”
“我们有九个人。”老周说。
“不能九个人。”沈砚说。
“为什么？”老周问。
“因为，”沈砚说，“这三个开关——”
“分属三个时间线。”
“三个时间线？”白露说。
“第一个开关，”沈砚说，“在这个时间线——红裙的那场。”
“第二个，”他说，“在蓝裙的那场。”
“第三个，”他说，“在白裙的那场。”
“三场，”他说，“同时按下。”
“可，”白露说，“三场不是同一个时间啊？”
“所以，”沈砚说，“要用对讲机。”
“我们，”他说，“分成三组。”
“第一组，”他说，“老周，韩岳——守红裙那场。”
“第二组，”他说，“方野，大熊——守蓝裙那场。”
“第三组，”他说，“贺琳，许诺，阿洛——守白裙那场。”
“我，”他说，“在中间看钟。”
“白露，”他说，“你举着摄影机——”
“在三场之间穿梭。”
“穿梭？”白露说。
“摄影机，”沈砚说，“能看见时间线。”
“它记下的画面，”他说，“可以把三场叠在一起。”
“叠在一起，”他说，“你就能同时看见三个开关。”
“看见，”他说，“就能同时喊落。”
“喊落？”白露说。
“你喊‘落’，”沈砚说，“三组同时按下。”
“三个开关，”他一字一句，“同一刻落下。”
“循环，”他说，“就破了。”
“好！”老周说。
“各就各位！”沈砚喊。
三组人，散开。
白露，举着摄影机。
站在舞厅中央。
“三场叠在一起，”她，看着取景器，轻声说，“看见了。”
“三个凹槽，”她说，“同一条线上。”
“听我口令！”她喊。
“三——”
“二——”
“一——”
“落！”
“咔哒哒哒！”
三个凹槽，同时按下。
“嗡——”
舞厅的钟，停了。
“当——”
曲子，停了。
舞者，停了。
一切，都停了。
“破了？”老周，轻声问。
“破了。”沈砚说。
“循环，”他说，“停了。”
“嗒。”
后台化妆台上。
那块碎片，静静躺着。
“第二块。”沈砚，走过去。
拿起碎片。
碎片上，有一行字。
“戏，比人，更长久。”
“戏比人更长久……”沈砚，重复。
“这句话，”他，轻声说，“是他中年时候写的。”
“写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他正站在幕后。”
“看着台上，”他说，“满场的灯光。”
“看不见，”他说，“满座的人。”
“从那天起，”他一字一句，“他开始信——”
“戏，比人，真。”
“嗡——”
回廊深处。
第三扇门。
“一九九五年。”
门框上的年份，缓缓亮了。
“一九九五……”贺琳，看着那扇门。
“父亲，”她，轻声说，“那一年——”
“出了什么事？”
“那一年，”沈砚，看着那扇门，“贺临川先生——”
“第一次，走进了城底下。”
“城底下？”白露说。
“地下室。”沈砚说。
“那一年，”他说，“他开始挖那个地下室。”
“挖那个，”他一字一句，“最终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