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散去。
眼前，是一座正在搭建的旧宅。
木料，堆在院子里。
石灰，泼了一地。
几个工人，正往梁上，架椽子。
“这是……”白露，看着那座宅子。
“民国老宅。”沈砚说。
“第一卷那座民国老宅。”他说。
“可，”他说，“这是它最年轻的样子。”
“最年轻？”贺琳问。
“一九八〇年，”沈砚说，“贺临川先生，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他说，“他开始搭，第一座布景。”
“第一座布景，”白露，轻声说，“就是民国老宅？”
“是。”沈砚说。
“他搭了一辈子布景，”他说，“每一座，都是从这一座长出来的。”
“这一座，”他看着那些木料，“是起点。”
“起点……”许诺，轻声重复。
“我梦里，”她说，“也有一座正在搭的宅子。”
“搭到一半，”她说，“就停了。”
“停了？”沈砚，看她。
“停了，”许诺说，“因为没有人愿意住进去。”
“宅子，”她说，“搭得再好，没有人住——”
“就是一堆木头。”
“一堆木头……”沈砚，重复。
“许诺，”他说，“你梦里那座宅子，后来有人住进去了吗？”
“我不知道。”许诺说。
“我，”她说，“每次梦到那里，就醒了。”
“那，”沈砚说，“今天，你可以看看。”
“看什么？”许诺问。
“看，”沈砚，看着那座宅子，“这座搭起来的宅子——”
“后来住进了多少人。”
“嗡——”
院子里。
一张旧桌子上。
一叠纸，自己出现了。
“那是，”白露，走过去，“预算表？”
“是。”沈砚说。
“一九八〇年，《归乡》预算表。”他念。
“《归乡》？”老周，愣了一下，“第一卷，不就是归乡？”
“是。”沈砚说。
“贺临川先生，”他说，“第一部戏，就叫《归乡》。”
“第一部，”他说，“拍的是一个人，走回故乡。”
“那，”老周问，“拍成了吗？”
“预算表上，”沈砚，看着那叠纸，“有答案。”
他，拿起预算表。
“总预算——八千元。”他念。
“胶片费——三千。”他念。
“布景费——两千。”他念。
“人工费——一千五。”他念。
“场租费——一千。”他念。
“杂费——五百。”他念。
“合计——八千。”他说。
“预算，”他说，“是八千。”
“可，”他，翻到下一页，“实际支出——”
“三万零两百。”
“三万零两百？”白露，愣住了。
“超支，”她说，“超了两万二。”
“两万二，”沈砚说，“是预算的近四倍。”
“四倍，”他说，“一部八千米的戏——”
“怎么会超支这么多？”
“嗡——”
院子里，那个声音，又响了。
不是工人的声音。
是一个年长的声音。
“谁在算我的账？”
众人，回头。
院子角落。
一个穿着旧中山装的男人。
站在阴影里。
看不清脸。
“你是谁？”沈砚问。
“我，”男人说，“是这座城的副导演。”
“副导演？”沈砚说。
“贺临川先生生前的助手。”男人说。
“他走了以后，”他说，“我就替他，守着这座城。”
“守着，”他说，“每一块碎片。”
“碎片，”沈砚说，“第一块碎片，在你手里？”
“在我手里。”男人说。
“可，”他说，“我不会白给。”
“条件？”沈砚问。
“条件很简单。”男人说。
“告诉我，”他一字一句，“这部戏，为什么超支。”
“预算表上，”他说，“有答案。”
“只要你能从数字里看出来——”
“碎片就归你。”
“看数字？”沈砚，低下头。
重新看那叠预算表。
“胶片费——三千。”他念。
“实际胶片费——九千。”他念。
“九千？”他，皱起眉。
“三倍。”他说。
“为什么胶片会用掉三倍？”他问。
“重拍。”白露说。
“一场戏，”她说，“重拍三遍，才够三倍胶片。”
“可，”她，看着预算表，“人工费也超了。”
“人工费——一千五。”她念。
“实际——六千。”她念。
“四倍。”她说。
“场租费——一千。”她念。
“实际——五千。”她念。
“五倍。”她说。
“胶片三倍，”她算，“人工四倍，场租五倍——”
“这不是重拍三遍。”她说。
“是，”她一字一句，“拍了很多遍。”
“多少遍？”沈砚问。
“预算表上，”他，翻到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
“《归乡》第四幕——走回故乡。”
“拍摄遍数：三十七。”
“三十七遍？”老周，倒吸一口凉气。
“一场戏，”他说，“拍三十七遍？”
“三十七遍，”沈砚说，“胶片费翻三倍。”
“工人加班，”他说，“人工费翻四倍。”
“场子加租，”他说，“场租费翻五倍。”
“全部的超出，”他说，“都花在这一场戏上。”
“那，”白露问，“为什么要拍三十七遍？”
“一场走回故乡的戏，”她说，“有什么难拍的？”
“有。”沈砚说。
“有？”白露说。
“贺临川先生，”沈砚，缓缓说，“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他，”他说，“从来没有故乡。”
“他，”他一字一句，“没有家。”
“没有家……”白露，轻声重复。
“所以，”她说，“那场戏——”
“他拍不出来。”
“他，”她说，“不知道走回故乡，是什么感觉。”
“他，”她说，“没有可以走回去的地方。”
“是。”沈砚说。
“他拍了三十七遍，”他说，“也没拍出那个感觉。”
“三十七遍，”他看着那个副导演，“是他对故乡，最长的一次等待。”
“等待……”副导演的声音，有些颤。
“沈砚，”他说，“你看懂了。”
“你，”他一字一句，“看懂了他为什么超支。”
“他不是浪费。”沈砚说。
“他，”他说，“是在找。”
“找一个，”他说，“他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找一个，”他，轻声说，“家。”
“家……”副导演，重复。
“碎片，”他说，“归你了。”
他，从怀里，取出一块碎片。
碎片上，有一行字。
“总有一天——”
“我要造一座城。”
“让所有没有家的人——”
“都有地方可回。”
“这，”沈砚，接过碎片，“是他年轻时候的梦。”
“是。”副导演说。
“他造了这座城，”他说，“造了一辈子。”
“可，”他说，“他到最后——”
“也没有住进去。”
“没有住进去？”白露问。
“他，”副导演说，“把城造好了。”
“城，”他说，“住满了人。”
“可他自己，”他一字一句，“还站在门外。”
“站在门外，”他说，“像他年轻时候那样。”
“拍着别人的故乡。”他说。
“从来没有拍过自己的。”
“他，”他看着那块碎片，“一辈子都在等一个家。”
“等到，”他，轻声说，“他自己，成了别人的家。”
“别人的家……”沈砚，重复。
他，看着那块碎片。
“贺临川先生，”他说，“您造的城——”
“住满了人。”
“他们，”他说，“都把这儿当家。”
“您，”他一字一句，“就是他们的家。”
“这座城，”他说，“就是您走回去的故乡。”
“嗡——”
碎片，亮了一下。
温热的光。
“第一块，”沈砚说，“到手了。”
“嗡——”
回廊深处。
第二扇门。
“一九八八年。”
门框上的年份，缓缓亮了。
“第二块，”白露，轻声说，“在等我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