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云泽县后，白墨和青梧一路向北，走了一个月，进了京畿道的界。
京畿道的官道修得又宽又直，两边的柳树一人合抱粗。可快到临安县的时候，官道边出现了一块界碑，碑上的字缺了半边——不是风吹的，是被人凿掉的。再往前走，路边的村子也怪：村口的木牌上写着三个字，笔画却都少了一两笔，字少了右半，字少了偏旁，像是一群忘了字该怎么写的人，硬凑出来的字。
哑柳村。青梧念了一遍，脸色有些复杂，我听说过这地方。三十年前，这里烧过一个私塾。
焚文？
焚文。青梧说，那私塾教的是。文察司烧了它，连着先生带学生，一起烧了。她顿了顿，从那以后，这个村子的孩子，再也没有人会写字了。不是不想学，是没人教了。
白墨没有说话。他走进村子，看见柳树下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人，眼神空空的，见他走来，也只是木木地看着。墙角蹲着几个孩子，用树枝在泥地上画着什么——白墨走近一看，画的都是缺笔的字，歪歪扭扭，像一群折了翅膀的鸟。
这位后生！一个妇人从院子里追出来，衣裳洗得发白，手里攥着一封信，后生你识字吗？求你帮婶子写封信——
白墨停下脚步。
我男人在边军，三年没来信了。妇人说着，眼圈就红了，村里没人会写字，我攒了半年的话，说不出去。后生，你行行好——
白墨看着她手里那封叠得整整齐齐、却一个字都没有的白纸，喉咙忽然有些发紧。他接过纸，找了块石头坐下来，从怀里摸出墨锭——他没有笔，就用指尖蘸墨，在纸上写。
他写得很慢，很认真。写给一个素未谋面的边军汉子，说他媳妇在等他，说他儿子会跑了，说家里的柳树又发了芽。他写了满满一页，然后把纸递过去。
妇人接过去，看了半天，脸上的期待一点点变成了茫然：后生……这纸上，没有字啊。
白墨低头。纸上是空的。他写的那些字，在他落笔的瞬间，就死了——像十七年来每一张废纸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纸上，连一个墨点都没留下。
我来吧。青梧从后面走过来，接过那张纸，从包袱里摸出一支笔，婶子，你说，我写。
妇人愣了愣，看看白墨，又看看青梧，终于还是把话说了出来。青梧一笔一画地写，写得端正，写完了，吹干墨迹，叠好，塞进信封，递给妇人。
妇人千恩万谢地走了。青梧回头，看见白墨还坐在那块石头上，看着自己空空的手。
白墨。她轻声说，那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白墨说。他站起来，把墨锭收回怀里，可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连一封信，我都写不了。
他们当晚借宿在村尾一间空屋里。夜里，隔壁传来断续的哭声——是白天那个妇人的婆婆，病得不行了，气若游丝，却一直吊着一口气，像是还有什么放不下。白墨躺在炕上，听着那哭声，翻来覆去睡不着。
后半夜，哭声停了。白墨起身，推开隔壁的门。
屋里点着一盏豆大的油灯，床上躺着一个枯瘦的老人，眼睛半睁着，看着屋顶，胸膛一起一伏，像一只快要断气的蝴蝶。妇人趴在床边，已经哭累了，睡着了。
白墨在床边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这个老人在等什么。也许在等儿子，也许在等一封信，也许什么也不等，只是舍不得死。
他蹲下去，借着那盏豆大的灯光，看着老人的脸。老人浑浊的眼睛动了动，看着他，嘴唇翕动，像是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白墨忽然想写字。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写。他蘸了灯碗里的油，在老人手心里，写了一个字。
安。
那个字是背着灯光写的——他背对着那盏灯，老人看不见，他自己也看不见。可他感觉到那个字活了：油写的字在老人枯瘦的掌心里烫了一下，像一滴温水落进干涸的河床。老人浑浊的眼睛里，忽然亮了一亮。
她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可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她只是把手心里那个看不见的字，攥紧了，攥得很紧，像攥着一枚舍不得花掉的铜钱。
然后，她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嘴角，带着一丝笑。
白墨在床边蹲了很久。天快亮的时候，他站起身，走出屋子。晨风冷得刺骨，他站在院子里，忽然愣住了。
他记不起来，母亲叫他的时候，是什么声音了。
他记得那个春天，记得纸坊里晒纸的味道，记得母亲握着他的手教他写字，记得她把字写了一遍又一遍——可母亲的声音，那个叫了他十七年的声音，像被水洗过一样，从他脑子里褪得干干净净。
白墨站在晨风里，很久很久，没有动。
出村的时候，白墨在村口的柳树下停了一下。他看见树干上，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刻了一行字。那字刻得很浅，笔画却极稳，用的是正字——不是村里人那种缺笔的字，是规规矩矩、一板一眼的正字：
字在无人处。
白墨的手指抚过那行字。他认得这种笔意。他在青石镇学馆的墙上、在温砚秋批过的作业上，见过这种笔意十七年。
青梧姑娘。他说。
他跟着我们。白墨说，从青石镇，一直跟到这里。
青梧顺着他的目光，看着那行字，没有答话。远处，官道的尽头，一个佝偻的身影正慢慢地走着，走几步，停一停，像是在等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