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没有人听见什么。
没有响动，没有光，没有风。打更的人照旧敲了五更，敲完回去睡了。
天亮的时候，东市的人陆续开门。
东市是字京最大的一条街。街长三百多步，两边铺面一百来家，从街东头到街西头，招牌一块挨着一块，抬头看过去，匾连着匾。
这一天开门的时辰跟往常一样。卯时三刻，第一个铺子卸门板；卯时过半，半条街的门板都卸了。
第一个开门的是卖豆腐的。他把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靠在墙边。卸完他直起腰，抬头看了一眼自家的招幌。
招幌是块木牌，挂了三十二年。
他看了很久。
木牌还在。牌子上的笔画还在——一横一竖都还在，刻进去的凹痕里是干净的木色。
可那些笔画拼起来的东西，从他脑子里没有了。
他站在门口，仰着头，张着嘴。
他想说自家铺子叫什么。那个名字他一天要说几十遍，说起来比自己的名字还顺。可这会儿他张了嘴，什么都没有出来。
他不是忘了那个音。他连那个音该往哪儿挂都不知道了。
一家一家开门。
一家一家抬起头。
卖炭的把扁担搁在肩上，走到街心，站住。他今天要去城北送炭，走到街心抬头看了一眼对门的招牌，就站住了，一直站到晌午。
一个妇人端着一盆水出来泼。她泼完水直起腰，抬头看自家门楣上的字。看了一会儿，她把盆放在地上，自己蹲下去，两只手抱着膝盖。
卖布的把门开到一半，停住了。药铺的伙计抱着一捆柴从后头出来，走到门口，柴掉在了地上。茶楼的掌柜在楼上开窗，开了窗就没有再动。
街上的人很快多了起来。可没有一个人说话。
有人伸手去摸招牌上的凹痕。摸着摸着，手就停了。他认得那道凹痕是他的招牌笔画——这木头他摸了二十年，哪一笔深哪一笔浅他都记得。可那道笔画是什么字，他认不出来了。
有一个孩子从门里跑出来，跑到自家招牌底下，仰着脸看。他仰了一会儿，回头问他娘那是什么字。
那孩子七岁，刚进学堂两个月，认得三十来个字。
他娘没有答。他娘站在门槛里，两只手抓着门框。
孩子又问了一遍。他问的时候，用手指头指着招牌上那道凹痕，说上头那个字他好像学过。
他娘把他的手按下来，把他拽进门里去了。门关上了。
他娘没有答。他娘站在门槛里，两只手抓着门框。
东市街口有一家绸缎庄，前头三间门面，后头是账房。
天亮以后，账房的先生照常起了床，洗了脸，坐到柜台后头，摊开账本。
他今年五十二岁，从十七岁起就在这家铺子里管账。他一天要写两千个字，写了三十五年。
他拿起笔。
账本的头一行，要写铺号。铺号三个字，他闭着眼都能写。
他写下第一个字。
写完，笔停了。
后面两个字，他想不起来了。
他坐在那儿，捏着笔，看着那个字。那个字是他自己写的，墨还没干。他认得它，他知道那是个什么字——可后面还有两个字，那两个字该是什么样，他脑子里一片空。
他放下笔，把那一页撕了。
他重新摊开一页，重新写。
写完第一个字，笔又停了。
他撕了，再写。
他写了九遍。九张纸上全是同一个字头，后头空着。
写到第五遍的时候，他换了个法子。他把账本翻到上个月，找到自己前一次写的铺号，想照着描。
他描了两笔，笔停了。
账本上那三个字还在，笔画清清楚楚。他认得那是三个字。可他不知道自己在描什么——他描出来的东西，跟纸上那三个字对不上。他描一笔，看一看，再看一看，笔画就散了。
他把那一页也撕了。
写到第九遍，他把笔扔了。
笔甩在柜台上，弹了一下，滚到地上。他没有去捡。他两只手抱住头，从凳子上滑下去，蹲在柜台底下。
他蹲了很久。
外头的人越聚越多。
有人跑到城东，看自家的铺子；有人跑到城西，看亲戚家的招牌。有人跑了两条街，回来的时候扶着墙喘气——他跑了半条街才想起来，他跑的这一路，地上那些石阶上的字、墙上贴的告示、井台边那块碑，全是一样的。
字还在。字不认得了。
有一个做小买卖的挑着担子出摊。他走到街口，把担子放下，从担子底下抽出一块小木牌，那是他用来招客的，牌上写着两个字。
他把木牌翻过来，又翻过去。
他认得那是两个字。可那两个字是什么，他不知道了。
他把木牌按在胸口上，站了一会儿，又把木牌塞回担子底下，挑起来走了。
一条街，从早到晚，没有一个人说话。
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人跟人碰上了，互相看一眼，然后各走各的。要问一件事，只能用手比划。
到了晌午，街上的铺子有一半关了门。
有一家米行的伙计把米倒在门口的地上，倒了一整袋，然后坐在米堆旁边。他不哭也不闹，就那么坐着。
有一个米行的伙计把门板卸了一半，卸到第三块，停住了。
他把手搭在门板上，回头看了一眼铺子里。铺子里梁上挂着一块木牌，牌上写的是米行自家的字号。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第三块门板又装了回去。
装完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也没有出来。
下午，来了几个文察司的人。
他们一行四个，从街东头走到街西头，走得很慢。走在最前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司吏，他腰上挂着牌子。
走到卖豆腐那家门口，那家的老头儿从门槛里出来，拉住他的袖子，指着自家招幌比划。
司吏看了一眼那块空牌子，摇了摇头。
老头儿不放手，比划得更急。
司吏把袖子抽出来，退了一步，朝老头儿拱了拱手，接着往前走。他们穿着差服，在街上走了一个来回。他们看着满街的白板，也看了一会儿自己的手——他们腰上也挂着牌子。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把手按在牌子上，按了一会儿，把手放下了。
他们什么也没做，走了。
天黑以后，才有人在自家门口哭。
哭声先是东头一家，哭得很闷，像是把脸捂在袖子里。过了一会儿，西头也有一家哭起来。再往后，哭声一家接一家，从东头到西头，从西头到东头。
哭声不高，一段一段，中间隔着时候。
有一个人哭完，隔一会儿又哭。听着像更鼓。
———
白墨是在天亮前就已经在街上了。
他没有进屋。他从纸人巷出来，绕到东市，先在街口站了一会儿。
天亮的时候，他站在街中间，从头看到尾。
他看见卖豆腐的仰着头。他看见账房先生蹲在柜台底下。他看见有人把自己的小木牌按在胸口上。
他一家人也没有去问。
白墨在街心站了很久。
他脚边有一小摊水，是早上那妇人泼的，已经干了一半。他没有挪脚。
等到天黑，哭声起来了，他还站在那儿。
他从东头走到西头。
走得很慢。走几步，抬头看一眼招牌；再走几步，再看一眼。他看的不是字——字没了。他看的是每块牌子上的凹痕。
那些凹痕他认得。
聚丰号那块匾的聚字，上头那一横起笔重。卖布那家招牌的头一个字，左边那一竖起笔时歪了一点。药铺那块匾，最后一笔往上挑得比别家高。
他都记得。
他记得这条街上大半招牌的字。他记得它们是怎么写的，记得是谁写的，记得哪一块是新换的，哪一块是老的。
他记得那些字的每一笔。
他记得哪一块是新换的，哪一块是老的。有些招牌他从小看到大。有一块的漆色他还记得是什么样子。那一块是黑的底，外头描了一圈金边。他记得那圈金边剥落的地方。有些招牌换过两三回，他还记得换之前那一块写的是什么。
他走到街西头，又走回来。
路上有人认出他。有一个卖菜的老太太站在门口，看见他，朝他抬了抬手。他站住，看过去。老太太指了指自己的嘴，又指了指自家门上的空处，然后把手放下来，摇了摇头。
白墨朝她点了点头。
他没有过去。他不知道自己过去能做什么。
最后他停在一块白板前。
那是聚丰号的匾。
匾上现在什么也没有了。黑漆还在，木纹还在，可原来那三个金字的位置上，只剩三道浅浅的凹痕。
凹痕里干净得很，露着底下的木色。
他站在匾下，抬着头，看了很久。
然后他踩着门口那张长凳上去，一只手按住门楣，另一只手从匾的下沿伸进去，往里摸。
他摸到那道痕。
很旧的痕，是有人拿刨子在这块木头的背面刨过一遍。刨得不深，可整块匾的背面都是那道痕——从左到右，一道到底。
还在。
他把手指按在那道痕上，按了一会儿。
然后他开口了。
他说，正面删得掉。
他说，可这块板，是两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