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时三刻。天还没亮透，东边那一条灰白像被谁用指头抹开的口子，透着薄薄一层冷光。
朱聿恒从偏院后墙翻出去的时候，脚落在柴捆上——阿福昨晚垫好的，踩上去软，没发出声音。顾徽音跟在后面，把青布披褙的两角在腰前打了个结，挽起袖口，手按在墙头上往下跳。落地的时候脚踝歪了一下，她没吭声，站稳了，把披褙下摆从砖缝里扯出来。
沈鋐已经在巷子那头等着了。阿福用半个饼把巷子里的狗引到了三条街外——远远传来一声闷闷的狗叫，不像是在追人，像是在嚼东西。
侧门外那个蓝布短褂还在。沈鋐压低声音，靠在槐树上打盹——后半夜换了一个人。灰布长衫那个回了马家粮铺，快五更的时候带了三个人来——两个空手，一个扛了一捆麻绳。
朱聿恒和顾徽音对视了一眼。
三个人，朱聿恒说，加上两个盯梢的——五个。天亮之后他们可能会进偏院。
所以我们得更快。顾徽音拉了拉披褙的结。
三个人贴着县衙后墙根的阴影往西走。渭南城还没醒——早点铺子的烟囱只有一根在冒烟，烟是那种半灰色的、烧湿柴才有的颜色。街面上一只黄狗躺在路中间，看了他们一眼，没叫，把下巴搭在前爪上接着睡。
西城门刚开。守城兵卒打着呵欠验看了顾徽音手里的工部勘合——御史的文书她昨晚提前备了一份副本，写了工部河防勘查的理由。兵卒把文书还回来的时候加了一句：出城往西——小心点。西边那条干河道里有野狗，饿疯了的那种。
城门开了一道缝，三个人挤出去。门在身后合上的时候，朱聿恒听见门闩落进槽里的声音——那声音和昨天东门一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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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河床里的碎石路比官道难走。河床干了三年，底下的泥裂成一块一块的硬壳，踩上去脆响。河道两边的黄土崖被风刮得寸草不生，露出赭红色的土芯——那是被太阳烤了三年的颜色。
顾徽音走在朱聿恒后面，脚步比他想象中稳。她那双鞋子是京城带来的布鞋，底薄，踩在碎石上硌得脚疼，但她一声没吭。走了约莫七八里之后，她忽然停下来，指着河床东侧一段崖壁。
这段土崖有问题。她说。
朱聿恒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崖壁上有一道纵向裂缝，从崖顶一直裂到河床面，裂缝宽度约莫两指。裂缝两边的土色不一样——左边是干的浅黄色，右边颜色深一些，像是含了水。
去年汛期水涨上来的时候——水位最多到裂缝的一半高，顾徽音蹲下来，用手在裂缝底部的泥面上按了一下，这里是旧河道，渭河改道之后留下的。平时是干的，但一到汛期——渭河水位一涨，水就会倒灌进这条旧河道。崖壁上如果挖了土窖——水灌进去，窖壁泡软，一塌就是整体滑坡。
她在随身带的册子上画了一道简图，标出裂缝位置和走向。
朱聿恒看着她做这些的时候——她的手指上沾了黄土泥，头发被河床里的风刮得散了鬓角，青布披褙的下摆让枯枝挂了一道口子，但她画图的手没停，眉头是那种做事时的、专注的紧——不是京城的闺秀，是工部的官。
继续走。朱聿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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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滩在渭南城西南二十里。旧河坝的遗迹还看得出来——一道土梁横在河床上，坝体上长满了枯死的酸枣枝，枝条纠缠在一起，远看像一张戳在土里的破网。
土坝西侧，紧贴土崖根，三棵歪脖子老柳树。柳树后面——一个土洞口。
洞口不大，约莫四尺高、三尺宽。洞口外面堆着新挖出来的黄土，土还是松的——颜色比周围被风刮了三年的地表土深了一大截。洞口装了木门——不是正经的门，是几块旧木条拼起来的，用麻绳捆住，门楣上挂了一把铁锁。
锁是新的。铁锈还没长出来。
朱聿恒示意沈鋐和阿福留在河床弯道外的枯柳后面。他和顾徽音贴着土崖的阴影往前走，脚下踩着干裂的泥壳，每一步都尽量踩在已经碎过一次的地方——碎过再踩，声音小。
离洞口三十步的时候，他停住了。
洞口左边的土坡上坐着一个人——一个中年男人，裹着羊皮袄，手拢在袖子里，头靠着柳树根在打盹。身前横着一根扁担，扁担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刀刃上还有干草屑，是刚割过坡上枯草留下的。
一个看守。朱聿恒往洞口的阴影里又看了一眼——洞门是锁的，锁是新的，看守只有一个人。马臻觉得这个地方够偏，不需要太多人。
顾徽音拉了拉他的袖子，往右指了指。他顺着她的手看过去——土坝西侧紧挨河堤的位置，有三处明显的开挖痕迹。土坝本身已经被这段挖松了——裂缝不是顾徽音画的那一条，是另外的、贴着窖边新开的、细密的网纹。土坝底部有水浸的痕迹——不是今年的，是去年汛期留下的。水线以上三尺就是土窖的底部。只要再下一个汛期——哪怕是不大的水——土坝里外一起受力，整个坝体连带土窖就会往河床方向滑坡。
顾徽音在册子上飞快地画下了第二张图，标注了土窖与坝体的位置关系，在河防安全评级一栏写了——是随时可能出危险的最低等级。然后她把笔夹在册子里，招了下手——做完了。走。
两个人无声地退出土崖阴影，回到河床弯道。沈鋐把腰间的匕首往袖子里收了收——他刚才一直在盯着那个打盹的看守。
回去。朱聿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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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路是顶风。河床里的风从西北方向刮来，裹着细沙和黄土面，打在脸上跟砂纸似的。
顾徽音的披褙被风吹得贴在背上。她的头发被风和黄土糊得看不出原来颜色，脸上也是一层灰——嘴唇干得起皮，下巴上有几道风刮出来的细血口子。但她走路的姿势没变——肩是端的，步子不算小，每一步都踩实在了。
你以前走过这么难的路吗？朱聿恒问。
没走过。她回答，但这不算什么——比起柳树沟那个十二岁的孩子。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他，盯着前面被风沙蒙住的河床路。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朱聿恒没有接话。他知道她在说什么——昨天晚上她说过，那个攥蚯蚓的孩子让她睡不着。今天走了四十里干河床，她没说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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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时。三个人从西城回到了县衙偏院。
阿福在厨房门口迎着，脸上是那种压不住的又高兴又想骂人的表情——高兴是人回来了，想骂人的是他自己在厨房蹲了两个时辰假装帮厨。少爷——刚才马臻的人来了。两个人，敲偏院的门。厨房老刘说御史大人下乡了，不在，他们没走，在侧门外站了半个时辰，后来走了。
今天卯时到现在——他们加了几个人？
侧门外昨天一个，今天两个。正门外新来了一个——是个穿灰布衫的，一直缩在对过巷子口，假装磨刀。磨了一个时候了，刀都磨秃了吧。阿福说着自己笑了一下，笑完看到朱聿恒没笑，又把笑收了回去。
朱聿恒快步走进偏院上房。主持御史正伏在桌案上整理昨天的记录。他把顾徽音画的图放在桌上。
白河滩——渭南城西南二十里，旧河坝下。土窖一座，囤粮约五百石。无备案，私占河堤，土坝已现裂缝——顾主事评定河防安全等级为丙，随时有滑坡风险。
御史把图拿到窗边借着日光看了一遍。他不是工部的人，但级的意思他懂——丙不是有风险随时可能出危险河堤滑坡——影响多大？
顾徽音站在桌案另一侧：旧河坝靠渭河主堤——坝体塌了会把主堤的土基掏空。影响范围至少向南延伸三里——包括一座引水渡槽，渡槽是渭南五万亩地灌溉的唯一水源。
御史把图纸放回桌上，沉默了几息。好。我以考察团名义通知刘知县——河堤安全属民生根本，按工部规程封存非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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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辰后，刘芳带着六个衙役到了偏院。他看了图纸，听了顾徽音的解释——土窖位置、坝体裂缝、水浸痕迹，每一项都用笔在图上圈了出来。刘芳不是水利出身，但他治理渭南十年，见过多少次汛期塌方自己都数不清了。
丙——他把这两个字念出来的时候，脸上那个表情不是官腔，是庆幸，以这个理由封窖，马臻咬碎了牙也拦不住。
但他会拦。朱聿恒说。
他拦他的——我有工部实地勘查文书和御史令。程序上他是拦不住的。
六个衙役跟着刘芳出了偏院。朱聿恒没跟——他在县城里露面只会给马臻把柄，宗室子弟带人抄家的谣言还在街上飘着。顾徽音也没跟——她的工部文书已经递上去了，剩下的执行是地方官的事。
一个时辰之后，刘芳回来了。脸上带着汗，左手袖口上蹭了一大块黄土。
封了。土坝三处裂缝都做了临时加固——木板撑住，汛期之前不会出问题。土窖门锁换成府库的官锁——钥匙留我这。他把一把铁钥匙放在桌上，五百石——点过了。陈粮三百石是去年囤的，新粮二百石是今年刚收的。马臻以为粮价翻三倍之前不会有人发现——他连窖口位置的草都没拔干净。
马臻那边？
去了。站在窖门口的时候脸是绿的——还要笑。说河防安全是大事，马某全力配合——说这话的时候牙缝是咬着的。刘芳把袖口的黄土拍了拍，不过他问了粮食什么时候能解封——我说等汛期过后，工部复查坝体安全了再说。
朱聿恒在记录册上写下一句：白河滩五百石——封存。转以工代赈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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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天色阴了下来。不是要下雨——是黄土高原上的那种阴，云是灰黄色的，太阳在云后面变成一个模糊的淡白色光晕，风里的沙更多了，打在墙上沙沙作响。
顾徽音从偏院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布包袱。
去哪儿？
粥棚。她没停步，昨天进城的时候看到东街尽头有一个——是县衙开的。刘芳说每天做三锅粥，来的人每天增加，锅的口径没法增加——每碗粥分到的米就越来越少。昨天是一勺米加三勺水，今天可能是一勺米四勺水——再这么下去就是只喝米汤。
朱聿恒跟上了她。
东街尽头的粥棚搭在一座废弃的半边庙下——庙的门楣上的字被刮掉了一半，只剩一个字。棚子是几根柱子搭一块油布，油布上有裂口，风从裂口灌进去，布被撑得一鼓一鼓的。
排队的人比朱聿恒预想的要多。从粥棚门口一直排到街拐角——没有绳子拦着也没有人维持秩序，但队伍是安静的、规矩的。没有挤、没有吵、没有推搡——不是教养好，是没有多余的力气。每一个人都用两只手端着碗，又怕碗摔了（把碗打碎就再也喝不到粥了），又怕粥洒了（洒一点是少一口），那姿势特别小心，像是在泥水里端着一颗鸡蛋。
熬粥的是两个县衙的厨子，一个守着锅，一个掌勺。锅里翻上来的是白水比米多出好几倍的稀粥——能看到锅底的颜色。
顾徽音把布包袱放在粥棚旁边的条凳上，打开——里面是十块饼。昨天在粮铺里用自己随身带的碎银子买的，饼不大，一个约莫二两。
她没有把饼堆在桌上让人自己拿。她拿着饼走到队伍末尾，蹲下来，塞给一个手里抱着小孩的妇女。妇女抬起头——嘴唇动了一下，发不出声音。顾徽音没说什么，站起来，走到队伍中间，把饼掰成两半递给两个蹲在墙根下的老人——老人看了看饼，看了看她，把饼攥在手里没有吃。不是不饿——是怕这是最后一块，吃了就没了。顾徽音说：吃吧——庙后面还有。
她在说谎。包袱里一共只有十块饼。但她知道不这么说老人不会吃。
朱聿恒站在粥棚旁边，看着她——青布披褙上沾满了黄土和粥渍，头发被风吹得糊在脸上，手指冻得通红。她蹲在那个抱着孩子的妇女面前，用指背碰了一下孩子的额头——孩子发着烧，脸红得不正常。她站起来走到粥棚后厨，从厨子那里要了半碗热水，解下自己腰间的帕子泡湿了，敷在孩子额头。
那个妇女忽然哭了。不出声，眼泪从眼眶里滑下来，滴在孩子脸上——孩子烧得难受，被眼泪滴了一下，哼了一声又昏睡过去了。
顾徽音把帕子叠好放在妇女手里。等会儿换一面——这面凉了翻过去。然后站起来往队伍前面继续走。
朱聿恒站在粥棚的柱子边上，看着她把手里仅剩的几块饼全分出去，看着她的手指上磨出了水泡——掰饼的时候饼壳太硬，虎口磨红的。看着她站在粥锅前帮厨子搅锅——那根木勺子比她手臂还长，她两只手抱着搅，搅了几圈汗就顺着鬓角滴下来。
天上的灰云裂开一道缝，一束光从缝里漏下来，把半边庙前那块空地照得一明一灭。顾徽音站在光里，手里还握着那根大木勺。她脸上是土、汗和灶烟熏出来的黑印——不好看的，狼狈的，结结实实的。
但朱聿恒觉得在这一刻——比她在京城穿那身簇新官服的时候，像一个人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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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完了。两个人从粥棚往回走，天更阴了。街边的铺子开始早早地上门板——没有客，多开门窗就多灌风。
顾徽音走在前面，忽然停了下来。她停在一个巷子口——巷子里面传来孩子的哭声，不是那种扯着嗓门大哭大闹的哭，是断断续续的、没有力气的、像小猫叫一样的哼哼。她往巷子里走进去——一个约莫五岁的男孩蹲在地上，膝盖上擦掉了一大块皮，伤口上糊着黄土和泥，血混着土凝成深褐色的痂。
男孩看见她，往墙角缩了一下。
顾徽音蹲下来，跟他说了一句话——朱聿恒没听清是什么，好像不是官话，带了点陕西口音。男孩愣了愣，不缩了。她把自己水袋里的水倒在布帕上，把男孩膝盖上那块脏痂一点点浸开，擦掉泥土。然后撕了自己披褙内衬的一条青布——那件披褙是工部发的官服料子，撕的时候的一声——裹在伤口上，打了个结。
不疼了，她说这个字的时候，是用陕西话说的，别碰水，两天就好。
男孩不哭了。看着膝盖上那块青布，用手指头捏了捏。
顾徽音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把自己兜里剩的最后半块饼放在男孩脚边。趁热。
出了巷子，她走路的步子变快了一点。朱聿恒跟在她后面，开口：你什么时候学的陕西话？
没有学。她没回头，在家的时候，厨房的刘婶是陕西人——我七八岁的时候跟她学了几句话。本来以为用不上了。
她说完这句话，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忽然又停了一下。风吹过她耳边的碎发，她把头发夹到耳朵后面——手指上那块被木勺磨破的地方已经渗了一圈血印。
朱聿恒。她喊了他的名字。不是——没有尊称。
我在京城的时候觉得天下大事是朝堂上那些人的事——兵部的奏折、户部的账簿、两府三法司。到了这里才知道——天下大事是一个碗、一瓢水的事。分一块饼比上一个折子——更实在。
风吹起街面的黄土，把这句话吹进傍晚灰黄色的天光里。
朱聿恒看着她。在京城，她是工部营缮司最年轻的主事，是顾秉谦的女儿——这个身份让朝堂上的人看她的目光一直是分裂的：是看一个女人的能力，还是看她背后那个名字？
在渭南这条被黄土蒙住的街巷里，她卷起官服的袖子，蹲在土墙下为一个五岁男孩包扎膝盖上的伤口——垫膝盖的那块青布是工部官服的内衬，撕了就没有了。
那个攥蚯蚓的十二岁男孩。那个发烧的婴儿头上冷敷的帕子。那个膝盖流血的孩子脚边半块饼。他忽然想到——不是忽然想到，是这个时候才愿意正面承认——她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只是在京城的时候，墙壁太多。她的一举一动都被墙壁反射回去，变成反射后的、失真了的光。
而现在在渭南——没有墙。
她说，晚上还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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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全黑之后，偏院里的灯亮了。主持御史把刘芳叫来，三个人围坐在桌案前，把白天的成果摊开来。
义仓七百石——乡绅签字的问题还没解决。府仓——账面两千石实有一千八百八十石，缺口待核。白河滩五百石已封存——但粮食封着，人饿着。得想办法让这五百石粮进入以工代赈的流通。封库是手段，不是目的。
刘芳拿出一份文书。开封的判例——河防安全封存可以在险情排除后再启封。但险情什么时候算？工部说了算。他看了一眼顾徽音。
三个月。顾徽音说，土坝裂缝体——加木板临时支撑可以拿三个月许可。三个月内不开封——五百石粮在土窖里放到次年开春，至少百石返潮烂掉。但汛期到来之前必须动工加固——加固意味着要被工部现场检查施工期间危险物清除。土窖里的五百石粮在那个时候就是危险物。马臻要么在三个月内同意以工代赈让粮食流通（粮食没了但至少不赔本），要么等汛期加固时候工部以危险物强制清出充公——他选前者比后者少亏。
刘芳听完这段话，停了好一会儿。他不是在思考——是在消化一个人怎么能把河防规程、存粮返潮率和粮食主人的利益计算一次串在一起。顾主事——你这个脑子是哪个师父教的？
我爹。顾徽音答了两个字，没有加前缀，没有加官称，安静地吐了两个字——然后迅速把话题换掉了，那三个月的窗口期——明天开始以工代赈招募。义仓那七百石继续推动乡绅签字——贺云阶可以撬动。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让郭德成脱离马臻控制的契机——郭德成不是坏人，是被当枪使。如果能让他知道喜顺和二虎子是马臻安插的，他可能会翻脸。
主持御史把桌案上的纸笔挪了一下位置——这个人从来不多说话，但挪纸笔的动作意味着他在记录、在思考、在把每一个人的每一句话转化为接下来要做的事。
明天。粥棚加一口锅——朱聿恒从府仓核出的那一百二十石鼠啮缺口也可以补。然后以工代赈第一项工程——柳树沟深井。郭德成那边——我让人去找他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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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更深了。所有人都散了。
朱聿恒坐在偏院里，手里拿着记录册。册子右边的空白页上，沈芷那张纸条还在——种粮量每亩改为一升，黄土高原土壤薄。他把手指按在那行字上，脑子里跳出来的是今天粥棚里那个发烧婴儿的脸。一升。一碗粥。一瓢水。这些数字在京城的时候只是纸上的数字——到了这里每一个数字都有脸。
他拿出一张新纸，开始在纸面上画草图：柳树沟十六口人打不动二十丈深井——需要有钻杆和辘轳架。钻杆得从潼关调——潼关驻军的器械库里有。辘轳架可以就地用木头搭，柳树沟往里十里就是山，山上还有树。第一口井打出来了就不会只是柳树沟的人用——附近几个零散村子都会围过来。人一多劳动力就有了——从一项工程滚到第二项。第一口井出来——修蓄水池，从干河床引渭河水。水有了——荞麦和薯类的种子跟进来。顾徽音说工部有备荒粮种——京城太仓有荞麦种和番薯苗，快马送过来大概需要十天——但得有御史的公文。
这些他想在脑子里画成一条线——不像在京城那么远，但每一步都有泥、有风沙，有打了水泡还在掰饼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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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手。
顾徽音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站在门口了。她换了件干净的灰布衫——原来那件披褙的撕口已经用针线缝上了，缝得不算齐整，但能穿。她手里端着一个碗——不是粥，是热水，里面泡了几片腌姜。走四十里干河床，风灌进肚子里，回来不喝热的要肚子疼。她没说这些话——把碗放下就走了。
朱聿恒端着碗喝了一口。腌姜是沈芷给他的——从京城带来的那罐。沈芷不知道这罐腌姜到最后会端在一个陕西灾区的偏院里被人喝掉。如果知道——朱聿恒几乎能看到沈芷脸上那个表情——嘴角不动但眼睛弯一下，什么都不说，把罐子再往前推半寸。
他把姜茶喝完，拿起笔，继续写柳树沟深井的施工方案。写了三行，忽然觉得背后有人在看。
不是顾徽音。是窗外。
他放下笔，侧过头——窗纸上映着一个人影。不是靠在窗上的，是站在窗外的。影子很淡，像是贴着墙根在看窗纸上的灯光。
他不动。影子也不动。
过了约莫二十息——影子消失了。
朱聿恒轻轻推开门走出去。偏院的地上什么也没有——枯槐的影子、墙的影子、被风吹到廊下的几片枯叶。他走到窗前——窗格下面，土面上有一个新鲜鞋印，脚尖朝内——是面对面站了一会儿，不是路过转头看了一眼。鞋印旁边有几点暗色的东西——蹲下去，用手指碰了一下：血。还没干。不是别人的血——是有人受了伤，站在这流血，站了一会儿才走。伤口不是轻伤——滴血滴了好几滴，血量不小。
沈鋐从侧门闪进来，呼吸比平时快了一些。刚才院外两个人——一个灰布长衫，一个扛扁担的——在巷子里准备东西。绳子和扁担上的镰刀——不是警告，是准备动手。我沿巷子往外追了半条街——巷子底有个黑影翻墙跑了。脚步快但不太稳——左脚可能受了伤。
朱聿恒把手指上那点暗色给他看。跑了——但在我窗口站了一会儿。不是盯梢，是传话。
沈鋐看了血迹一眼。不是传话——是看。看你是什么人，什么房间，窗口朝向，周围有没有人放风。他把匕首从袖子里褪出来一截，刀刃上有一道新鲜的血槽——刚才在巷子里应该是碰到了对方，马臻在天亮之前就要动手。
偏院是县衙范围——他敢进来？
不敢。但他不需要进偏院。你明天去柳树沟——柳树沟在城外。出了城，离城二十里——地不是县衙地。沈鋐把匕首按回袖子里，我刚才去问了刘芳——明天柳树沟以工代赈开工的口令已经在传递的路上了，最快明天上午各路村子的人都会往柳树沟聚。但我们在柳树沟只有十六个人——十六个饿得走路打晃的人。马臻如果能提前把人放在柳树沟附近——他的人吃饱了有力气，你的人饿着。
朱聿恒沉默了片刻。他脑子里闪过了那根扁担上绑着镰刀——那个白河滩的看守手里也有镰刀。
马臻今天必须做一件事——在他自己被抓到把柄之前先把我摁住。要么恐吓——让我不敢动他的粮。要么——让我消失。官面上他不可能杀一个考察团的人——但他可以制造一个。白河滩找不到，可以造一个干河床上的坠崖；不是坠崖——可以是柳树沟施工时候的。
我明天下柳树沟之前先放一圈。沈鋐说。
不要只放柳树沟。朱聿恒把记录册合上，站起来，还有一个地方——郭德成的宅子。
沈鋐眯起眼睛。
喜顺和二虎子是马臻的人——郭德成不知道。把这件事告诉他——让他自己去确认。确认的方式很简单：明天郭德成让喜顺出去买酒，看喜顺买酒的时候顺路去了哪里。去了马家粮铺的后门——就是了。郭德成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之后，马臻少了一个支持者，多一个咬他的。那在渭南城里马臻就多了一个分心的麻烦——柳树沟的压力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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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夜。朱聿恒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木梁。木梁上有一只壁虎——关中平原这种干得要裂开的地方居然有壁虎，让他觉得意外。壁虎趴在梁上一动不动——它在等虫子，还是也在等天亮？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天亮了要去柳树沟——去打开第一口深井。不管谁在柳树沟等他，他都得去。
窗纸上忽然响了一下——不是风。是石子打在窗纸上的声音。
他翻身下床，推开门——门外地上放着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把匕首。匕首柄是旧的，刃是新磨过的，锋利得能削纸。布包的角上有一行用炭灰写的字，歪歪扭扭，像是左手写的：
柳树沟三个人——坡上。带刀的。
字迹不是沈鋐的。沈鋐写字没这么歪——他没有见过这种笔迹。
他握着匕首站在门口，往巷子里看了一眼——没有人。那个留下鞋印和血迹的人，又来了。不是来杀他——是来报信的。谁？马臻手底下想反水的人？给马家粮铺做封包的汤铁匠？不对——汤铁匠不会写字。那这个人是谁？
他把匕首收进袖子里，把布包翻过来——内面用红色丝线缝了一个极小的标记：一只五根针脚织成的小红马。不是成年人缝枕头套那种规整的绣花——是粗糙的、线头外露的、手法很生疏的针脚，像是一个学针线的女孩随手做的。但那只红马的五根针脚是有顺序的——头、身、前腿、后腿、尾——不是瞎做的。
他把布包叠好放在枕头底下，重新躺下。匕首在袖子里，金属的凉意透过布料贴着前臂。
窗外的风停了。喧闹了一天一夜的关中平原忽然安静下来——这种安静不是安宁，是所有的活物都屏住了呼吸。
在安静里，他最后一次在心里把明天的计划过了一遍：柳树沟——深井——三个人在坡上——匕首在身边。
